中国文化如何面向世界
2012-06-24 13:44 2楼
文化面向世界的核心是贡献中国新思想
“西方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我们用什么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么,要向世界奉献什么?到时代广场做一个广告,去搞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时装展览,以及音乐会,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合乎中国的利益,可到底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东西?现在我也有一些想法,可能与别人的想法不完全一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上的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无非是欧美的制造厂。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用的西方概念和观念,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很少能尊重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文化好,多半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看不上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很有文艺,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的振动,得到世界认同,当然,还不是非常多。
比如,李泽厚是当代很重要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美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陶冶性情,讲究人性的心理,抵制人变成物,变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养人的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用来抵抗物化的审美文化应该是中国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可能现在审美文化也变成物质化的东西,总是在谈文化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文化重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和生活,而不是单单追求钱。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引起西方学者很大共鸣。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主要讲理性,可中国一再讲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纯理性。中国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么结合,怎么带来一个新的审美文化,是陶冶性情,重新返回道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怎样才能够恢复到原来审美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大问题,我认为将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突破会引起世界的重视。我常常觉得很伤心,总是说道德如何落后,如何叫人嫌弃,可又有谁真正做一些改变道德沦丧的事。我们首先需要一种新理论的崛起,李泽厚的“情本位”理论就是一个开始。
另外,中国学者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帝国理论是欧美对外政策的基础,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这一理论已无路可走,此时中国学者特别是赵汀阳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国体系。他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认为应该把目光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转向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把天下看成至大无外的思考方略。这种理想从天下诸侯国到家,由大到小,从大的角度思考各个城市和谐相处,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绝对民族观念,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天下体系逐渐为人所知,在国外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学习,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文化交流需要对他人文化有同情的了解
“林语堂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他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实绩。”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向世界?这个问题多少年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要么奉迎西方思想,称西方有的东西中国也有,要么根本不来往,西方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最早做比较文学的时候,遭到很多人骂,说这些没有什么可比较,真正了解中国的只有中国人,与外国人讲中国人的东西根本没用,反对任何比较,至今仍有很多人持这样一种态度。
关于态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充满热爱,如果不热爱自己的文化,那还宣传什么?面向世界还干什么?所以,主要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而且要对他人的文化有一种同情的了解,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特别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
我给大家举一个林语堂的例子。林语堂在1935年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吾国与吾民》(编者注:英文名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畅销,深受美国人喜爱,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编者注:PearlBuck,1892年出生,1973年逝世,美国作家,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称赞。赛珍珠认为《吾国与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深刻、完备、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参照的是,它由一位现代的中国人写作,作者根基深深扎在过去,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8年,林语堂又出版了一本书,叫《生活的艺术》(编者注:英文原名《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国人怎么生活。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还不是一次,持续52个星期,很受欢迎。这本书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三十年代,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国际影响上可以和林语堂两种书(编者注:指《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的著作?中国人自己写的新书没有一本可以取代他。我想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西方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我们用什么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么,要向世界奉献什么?到时代广场做一个广告,去搞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时装展览,以及音乐会,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合乎中国的利益,可到底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东西?现在我也有一些想法,可能与别人的想法不完全一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上的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无非是欧美的制造厂。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用的西方概念和观念,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很少能尊重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文化好,多半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看不上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很有文艺,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的振动,得到世界认同,当然,还不是非常多。
比如,李泽厚是当代很重要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美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陶冶性情,讲究人性的心理,抵制人变成物,变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养人的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用来抵抗物化的审美文化应该是中国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可能现在审美文化也变成物质化的东西,总是在谈文化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文化重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和生活,而不是单单追求钱。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引起西方学者很大共鸣。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主要讲理性,可中国一再讲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纯理性。中国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么结合,怎么带来一个新的审美文化,是陶冶性情,重新返回道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怎样才能够恢复到原来审美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大问题,我认为将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突破会引起世界的重视。我常常觉得很伤心,总是说道德如何落后,如何叫人嫌弃,可又有谁真正做一些改变道德沦丧的事。我们首先需要一种新理论的崛起,李泽厚的“情本位”理论就是一个开始。
另外,中国学者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帝国理论是欧美对外政策的基础,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这一理论已无路可走,此时中国学者特别是赵汀阳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国体系。他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认为应该把目光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转向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把天下看成至大无外的思考方略。这种理想从天下诸侯国到家,由大到小,从大的角度思考各个城市和谐相处,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绝对民族观念,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天下体系逐渐为人所知,在国外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学习,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文化交流需要对他人文化有同情的了解
“林语堂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他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实绩。”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向世界?这个问题多少年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要么奉迎西方思想,称西方有的东西中国也有,要么根本不来往,西方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最早做比较文学的时候,遭到很多人骂,说这些没有什么可比较,真正了解中国的只有中国人,与外国人讲中国人的东西根本没用,反对任何比较,至今仍有很多人持这样一种态度。
关于态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充满热爱,如果不热爱自己的文化,那还宣传什么?面向世界还干什么?所以,主要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而且要对他人的文化有一种同情的了解,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特别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
我给大家举一个林语堂的例子。林语堂在1935年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吾国与吾民》(编者注:英文名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畅销,深受美国人喜爱,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编者注:PearlBuck,1892年出生,1973年逝世,美国作家,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称赞。赛珍珠认为《吾国与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深刻、完备、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参照的是,它由一位现代的中国人写作,作者根基深深扎在过去,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8年,林语堂又出版了一本书,叫《生活的艺术》(编者注:英文原名《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国人怎么生活。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还不是一次,持续52个星期,很受欢迎。这本书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三十年代,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国际影响上可以和林语堂两种书(编者注:指《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的著作?中国人自己写的新书没有一本可以取代他。我想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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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充满热爱,对他人文化要有一种同情的了解
3文化对话不是用一种思想去覆盖另一种,有不同声音,才有文化的繁荣
4文化的交融是双方的选择,选择的权利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排什么
乐黛云(1931年1月～),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家,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自1989年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至今。著有《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透过历史的烟尘》、《跨文化之桥》以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等。
精彩摘要:
1、中国文化本身就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定不能抛掉“同”与“和”的问题,而去追逐什么软实力,去苟同美国的单边文化那一套。
2、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这个问题在国内是挺严重的,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
3、到时代广场做一个广告,去搞一场很精彩的时装展览或音乐会,这都是可以做的,可到底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东西?
4、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三十年代,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国际影响上可以和林语堂两本书(编者注:指《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的著作?
5、文化的交融是双方的选择。可是我们过去有一个特点,总是把中国认为最好吃的,不管你吃辣还是吃咸,都要塞给你。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排什么。
讲座实录:
这是我八十一岁的第一次讲座,80岁以后就觉得自由多了,不用考虑升职,人家怎么评论你,舆论怎么样,都可以忽略不记,就敢讲自己愿意讲的话,真的可以自由。中国有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越接近死亡,话越真诚,越是自己内心想讲的,没有畏惧,我自己体验到这一点。
今天讲一下我最近对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有不同声音才有文化的繁荣
“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这个问题在国内是挺严重的,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
第一个问题讲出来可能会挨骂,因为我是很不赞成提倡软实力。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不要把出发点放在软实力上,而是应该有别的说法,比如可以说提倡文化影响力。我觉得文化影响力要比说软实力好一点,软实力概念由美国约瑟夫·奈(编者注:生于1937年,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利益的能力,最根本是得到自身利益,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他们来说,软实力是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为唯一目的,披上伪装的一种本领。他们极力膨胀自己的文化和软实力,是为了压制其他文化可能产生的吸引力,认为对方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对中国更加注意。其结果就是精神殖民,用他们的文化和思想来进行指引,对全球文化实施单边统治。我觉得这是美国提倡发展软实力的最根本理由和考量。
我们要不要跟在美国后面发展软实力,也与他竞争,需要这样做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与美国有不同的出发点,应该走不同的道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要压制其它文化,也不是单方面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说我们多伟大。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不同世界文化一起共存,中国应该参与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
中国文化本身就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因素聚在一起,互相比拼,就可以生出新事物,而把一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就不能发展,等于抛弃,难以为继。这是中国非常根本的文化基因。早在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讨论“和”与“同”的关系。最后由孔子总结出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中国从古到今,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根,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同”与“和”的问题,而去追逐什么软实力,去苟同美国的单边文化那一套。
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打通思想,我打你通,让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统一,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这个问题在国内是挺严重的,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覆盖别人,特别是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提倡五个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舆论、统一行动”,如果真正贯彻,就没有什么生机了,就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可以发展出来,大家都一样,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中国人的创造为什么现在发展很慢,就是因为大家都统一,新思想萌芽受到弱视。所以,对话要承认差异,“如切如磋”,总是在摩擦,“如琢如磨”,总是在互相的琢磨,完全是和平的。
有一个故事讲给大家,晏婴见齐王,齐王夸奖他身边的一名叫梁丘据的臣子,说梁丘据很好,我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想做什么,他就按照我的意图去做,非常和谐。后来晏婴说,这哪里叫“和”,永远跟着你去做,这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我觉得今天社会上也有这种问题,高层领导往往听不到底层的声音,因为都被梁丘据这样的人过滤,他们不但说,而且还加油加醋,顺杆爬,越爬越高,或者是抬轿子,把领导的思想硬抬头,然后和真正民意就有了隔阂。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很坏事的,上层常常是很英明的,一般老百姓也有很聪明的,可能就是因为梁丘据式的人物,使得下面的意志不能上达,形成互相欺瞒,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没有真实的现象被呈现出来。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对对话的理解就是面对面,而不是用一种思想去覆盖另一种,要有不同声音,然后才有中国文化的繁荣。
今天我们面向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精神殖民,而是通过广义平等的对话,让不同文化根据自己文化的基因和现代的结合,为解决世界共同难题做贡献。
对于软实力,我有这样的考虑,但是要加强软实力,我也没有什么可反对,可这不是我们的发出点,不是中国的本意,也不是今天所要宣传的最核心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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