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地黄炮制古今谈

熟地黄是由甘苦寒凉的生地黄经加工炮制而成,其性味甘而微温,原来凉血清热的功效一变而为养血滋阴,但是熟地黄味甘而腻,易于助湿生满,有碍脾胃之消化吸收,用之常有胃纳欠佳、腹胀、便溏等反应,对脾虚而湿痰盛者尤为不利。因此,熟地黄在加工炮制时对“腻滞”的处理成了不可忽视的一环。

考熟地黄《本草》未记载,及唐宋以后才有“生地黄九蒸九晒”的记载。唐高宗年间苏敬、李勋所著的《本草图经》有载“及畏生地黄过于寒冷而伤胃,故以蒸用”。但它仍称“干地黄”。宋代苏颂的《图经本草》就比较详细地载有“取地黄三,二十斤净洗,别以拣下短瘦者三、二十斤捣汁,投石器中浸漉,甄上蒸三、四小时浸滤转蒸汽又曝,使斗尽,其地黄当光黑如漆,味甘如饴”的炮制法。宋以后,地黄才开始以生、熟分别立名。

中药的饱制到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地黄的性寒而腻提到了加工炮制的重要位置上来。李时珍提出必须用“好砂仁拌蒸”。他说“盖地黄性泥得砂之香而窜,合和五脏冲和之气归缩丹田故也”。李中梓则主张用“姜酒浸用”。他认为“姜酒浸则不泥”,用样是为寒腻处理的方法不一。言酒制者,取酒性温热,走而不守能中和地黄这寒凉泥腻,取酒调和地黄之气味,酒有杀菌防腐作用,有利贮存和保管。似此本是较为理想的辅料。但时珍却提出“一味制者不可用”。为什么李时珍没有阐明原委?笔者以为一味酒制,有不够完善之嫌吧。清代人多崇拜时珍之说,如汪昂、张潞、刘若金皆是。而吴仪洛却反对加辅料,他认为烈与阳光频频交炼可以转地黄寒为微温,辅料多影响地黄之本性。云“地黄乃纯阴静重之品,不应以砂仁老酒散动香燥乱其性也。”但是,吴也觉察到其成品质量对“胃虚痰多气郁之人能窒碍胸”,告诫人们用宜斟酌。既然如此,此法就不宜坚持,但是吴氏始终坚持,后人还沿袭继承,甚至在工字上还略去了烈与阳光频频交炼,只要蒸熟即可,他们认为加辅料与否,在药理药化上无甚差异,甚至加老酒砂仁者亦不过是葡萄糖浓度高些而已;然而笔者发观此种炮制成品对胃虚痰多之人确有窒碍或反胃现象,药用效果亦明显不佳。

炮制的差异自然会反映到成品的质量上,清末的陈修园认为熟地黄“胶粘腻滞”,而对明代张景宗大加评论。而张氏却对熟地黄信任无比,几乎方有熟地黄,症要熟地黄,因而被誉为“张熟地”。我们相信张氏对熟地黄的酷爱并非毫于根据,而陈氏之说亦非妄言,那么谁是谁非?笔者认为问题之关键就在于“炮制质量”。因为“胶粘腻滞”首先就是炮制不合格的表现。

张氏用熟地黄是如何炮制可以详加考证,然而今人能依古法炮制者已不多了,在辅料及工艺上多有创新。有如陈皮制、生姜、陈皮、砂仁、白酒制,或有的不用生姜,有的不用陈皮,个别地区也用梨汁或人乳制,工序上九蒸九晒者少,多数以蒸熟即可,多者也不过蒸晒了3～4次。

生姜制不是创新,远在明代即有之,取其性温能调和地黄之寒凉,其姜醇、姜烯、姜辣素等几种微量元素有醒脾暖胃祛痰之功效。故言有“姜制不泥膈”的说法,但生姜含有挥发油,有兴奋发散作用,与熟地黄的阴柔静守格格不入,吴仪洛甚至说“姜制更不合法。”

陈皮制:陈皮味苦性温,有理气、调中、消痰之功。其用少则行气,多则耗气且加重了苦味,若蒸煮时间不够,其成品虽有一般松香气味,但滋腻之性依然存在。故只能取之长处,若独挡一面则有负众望。

砂仁制:砂仁性温,为理气醒脾要药,有宽中、下气、消胀之功,若配合陈皮以消除腻滞确为理想辅料。

古今炮制熟地黄不乏用姜酒为辅料者。姜酒之性已知如前述,然而白酒与黄酒又有区别,如高梁大曲乃属白酒,酒味醇香微带苦涩,含乙醇多性烈,溶解性好,此酒宜配制药酒,如鸡酒、伤风药酒等。中药炮制用酒宜黄酒、老酒,即所谓无灰酒。

在熟地黄炮制目的和基本原理指导下,笔者进行了多种探索,证明李时珍的制法较为合理。在“好酒砂仁的基础上再加少量陈皮,鉴于九蒸九晒之繁琐,应当先煮后蒸,通过煮促使辅料充分渗透,然后再蒸24 h,取出晒7～8成干,再加10%老酒浸泡,待其吸收后,再蒸24 h,晒干以陶瓷罐贮存。

本法并非折衷古今之举,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简化了工序。笔者对“火力与阳光”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在成品的成色上可充分体现出来。取蒸24 h与蒸48 h者相比较,虽都光黑甘甜,但其程度上前就大为逊色,若是未经暴晒的熟地黄其味甚至不甜,就这么个环节都是不可忽视的。临床实践证明,此成品腻滞胸膈的现象基本消失,就是仅蒸24 h成品也是如此,就应当处于炮制辅料配用合理所起的作用。

总之,搞好熟地黄的加工炮制需要合理的辅料,同时还须充分发挥火力与阳光的作用,也要保存中药中有效的微量元素存在,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