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中医百年沉浮录(连载)

世纪回眸:中医百年沉浮录(连载)

——引自吴中云《中医文化谈》一书

回首20世纪,中医的发展经历了几多风风雨雨,几番起落浮沉。本文从近百年来中医界坎坷多舛的历史长卷中,撷取了若干具有重要意义的片段,期望能使读者从中感悟到中医百年风云变幻的曲折轨迹,以及中医界志士仁人为振兴祖国医学而奋力拼搏的高尚情操。

20世纪初年,中医发展曾显露出希望之光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前夜。在康有为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下,在大举传入的西方医学的挑战下,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学也开始了吸收新思想,进行自我改进和提高的进程。这一进程的实施者,是出现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西医汇通派。
汇通派医家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深感中医在学术上应该吸收新的东西,于是便开始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渠道。中西医汇通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等,后期的代表者则为恽铁樵(参见本书“恽铁樵与中西医汇通派”一文)。早期汇通派医家的代表性著作有唐宗海著《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以及张锡纯著30卷《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西医汇通派的出现,为中医的发展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20世纪初,中医界还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新生事物。1904年,知名中医周雪樵先生在上海创立“医学研究会”,为最早建立的中医学术团体。同年,周雪樵创办《医学报》,是近代最早的中医刊物之一。也是在1904年,杜炜孙创办绍兴医学讲习社,这是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校之一。在此之后,又有若干中医团体、刊物、学校涌现出来。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还逐渐形成了名医荟萃的局面。1910年,26岁的孔伯华自山东来到北京,在当时官办的唯一中医机构——外城官医院(其旧址在现宣武中医医院)任医官,曾率领医疗队进行防疫工作,成效卓著。后辞去医官,开业应诊,因医术高超而誉满京城。与此同时,青年汪逢春也自江苏来京,先是担任法医,不久即悬壶于市。在上海,则汇聚了汪莲石、丁甘仁、包识生、夏应堂、金子久等著名医家。


北洋政府时期,中医事业陷入黑暗年代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成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竭力摧残扼杀中医,近代中医发展史从此步入了一段极为黑暗的年代。
北洋政府对中医的扼杀,早在1912年就开始了。1912年7月北洋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教育会议,制定了新学制,而未将中医列入其中。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进一步提出了废弃中医中药的主张。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愤怒和反抗。1913年11月,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界推选叶晋叔等3人为代表,组成中医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国务院和教育部请愿。中医界在请愿中提出的要求包括:中西医平等,政府提倡发扬中医,中医教育合法化,国家出资支持中医事业。
北洋政府却无视中医界的合理要求,顽固坚持其废弃中医的立场。汪大燮在接见请愿代表时,断然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规程,说:“我今后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则,是难以照准的。”
在汪大燮提出废弃中医的同时,学术界也就中医的地位和前途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主角是恽铁樵和余云岫。1916年,余云岫所著的《灵素商兑》一书出版。这位余云岫先生早年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是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恽铁樵的同事,后来从事了西医,曾任上海医师公会会长。《灵素商兑》一书对中医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书中称:“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
《灵素商兑》一书出版后,在中医界引起轩然大波。余云岫否定中医的主张,是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支持的。恽铁樵读了此书后非常气愤,撰写了《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著作,对余云岫的论点一个个地予以驳斥。恽铁樵与余云岫之间的这场论战,揭开了中医界为求生存、求发展而进行的更为波澜壮阔的斗争的序幕。
由于全国中医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由于中医在亿万国民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北洋政府后期,对待中医药只能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震惊中外的3.17事件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废弃中医的主张再度喧嚣一时。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了“废止中医药案”,内容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这一提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公愤。
上海各中医学术团体率先揭竿而起,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全国各地的知名中医和中医团体纷纷响应。在北京,施今墨、孔伯华等医家四处奔走,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中医界的斗争,并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不久,来自各地的中医界人士汇聚上海,其中有华北中医界代表孔伯华,浙江中医界代表裘庆元、曹炳章,云南中医界代表吴佩衡等。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到会者包括全国15个省、131个中医团体的262名代表。上海医药界休业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支援大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17事件。会上推举了谢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等5名代表组成联合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由于全国中医界的奋力抗争,终于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灭顶之灾。这次斗争的胜利在中医界人士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医界都把3月17日当作一个盛大的节日来庆贺。

中医界为生存而拼搏:兴教育、建学会、办刊物
自本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段漫长岁月中,中医的发展一直是道路坎坷、步履维艰。“3.17”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各界压力批准设立了中央国医馆。中央国医馆的馆长是焦易堂先生。焦先生是热心支持中医的。但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仍然顽固坚持反对中医的主张。中央国医馆只能在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的夹缝之中,艰难地开展一些学术活动,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医的命运。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医界只能自强自立,自谋生路。当时,中医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展教育是振兴中医的必由之路。于是,他们把自己辛苦劳顿得到的诊费积攒下来,义无返顾地用这些血汗钱开办了中医学校。他们在办学中历尽艰辛,耗尽心血,写下了近代中医史上悲壮的一幕。
自1904年杜炜孙创办绍兴医学讲习社,到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各地曾出现过90多所中医学校。由于办学条件艰难,这些学校大都规模较小,有的开办不久就夭折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中医学校顽强地坚持了较长时间,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毕业生,为中医的延续和发展造就了有生力量。其中,包括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张山雷任教务长的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萧龙友、孔伯华建立的北京国医学院,恽铁樵创建的中医函授学校,卢乃潼创办的广东中医专门学校,王慎轩所办的苏州国医学社,等等。
中医兴办教育,还时时表现出前赴后继的非凡勇气。1926年,丁甘仁溘然辞世,其子丁仲英继承父亲的遗志,担当起领导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重任。后来,丁甘仁之孙丁济万又接任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职。1935年,恽铁樵病逝,他的弟子章巨膺接受遗命,主持恽铁樵中医函授学校的全面工作,去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也为了团结起来同企图扼杀中医的势力斗争,各地中医界还组织起许多学术团体。1910年,由丁福保任会长,在上海成立了中西医学研究会。1912年,神州医药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设有分会40多个,会员6000多人。影响较大的中医学术团体还有1919年成立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1921年由丁甘仁等创立的上海中医学会等。
出版中医刊物也是中医界谋求自身发展的一条途径。自本世纪初至1949年之前,先后共有400余种中医刊物曾出版发行过,数量之多颇令后人惊叹。这些刊物大多是私人或学术团体主办的,由于缺乏经费,许多刊物“寿命”很短。尽管如此,这些刊物对促进学术交流和理论探讨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较为有名的中医刊物有上海中医学会主办的《中医杂志》(创刊于1921年),裘庆元等在杭州创办的《三三医报》(创刊于1923年),以及丁甘仁门生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秦伯未主办的《中医世界》、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等。

不畏统治者摧残压迫,一批杰出医家崛起于华夏大地
尽管旧社会的统治当局竭力对中医进行扼杀和摧残,中医界靠着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尽可能地保存和延续了自己的力量。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扼杀中医的目的,反而促使一些博学而有识的人士投身于中医事业。施今墨、恽铁樵、萧龙友等人,都是在统治者竭力扼杀中医的时代背景下跻身医林的。这些杰出人士加盟中医界后,不仅成为一代悬壶济世的名医,而且成了与扼杀中医的势力进行斗争的骁将,同时还担当起培养青年医家的重任。
受到老一辈宗师的谆谆教诲,一批杰出的青年医家也成长了起来,以他们丰厚的学识和精湛的医术,崛起于华夏大地。
程门雪、秦伯未、黄文东三人,都是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早期毕业生。程门雪、黄文东是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秦伯未则以学习成绩第一名毕业于第三届。3人的年龄也相仿,秦伯未生于1901年,程门雪、黄文东生于1902年。三人同出于丁甘仁门下,有同窗之谊,后来都成了享誉杏林的名医,又皆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
程门雪自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得丁甘仁先生器重,曾留校任教,并担任教务长。后来,他悬壶于沪上,以其辨证准确、疗效显著而闻名遐迩。秦伯未集济世名医、中医著作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他撰著和整理的中医学术著作有五六十种之多。他还与医界同人一起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培养毕业生900余人。黄文东亦是丁甘仁先生的得意门生,他于1931年应丁济万之邀重返母校担任教务长,历时17年之久。执教期间,同时开业行医,以医名享誉沪上。
在20～30年代已是成就卓著的青年医家的,还有丁甘仁之次子丁仲英、长孙丁济万,丁甘仁门生章次公、严苍山,施今墨门生哈荔田等,恽铁樵门生章巨膺、陆渊雷,中医外科专家赵炳南,以及沪上名医朱鹤皋、严二陵、石筱山,四川名医李斯炽、陈达夫,广东名医刘赤选,等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