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子他说》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中国文化历史,在秦汉以前,由儒、墨、道三家,笼罩了全部的文化思想。到唐、宋以后,换了一家,成为儒、释、道三家,这三家又笼罩着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立国初期。迨发生了“五四运动”,当时想“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上,起了一阵涟漪,一度有所变化,又影响了几十年。

对这三家,我经常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这譬喻是有其理由的。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这只是口号,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井俚语来勉强比拟,意思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

黄老的内涵

那么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学术,它的内容又如何?当然,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着《老子》(到了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道德经》)一书,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统,有最具体的叙述。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则是庄子。庄周所着《庄子》一书,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等,都有大用处。

这不只是指《庄子》的内七篇而已,事实上,几千年来,历代所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最多,这是研究老子之前,也必须了解的一项事实。

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与孔孟之学的所谓“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的,统统是一个“道”字,而这一个“道”字,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都涵在此一“道”字中。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这的确是一则名言。试看今日世界各国学者关于思想学术方面的著作,无不拾古人之牙慧,甚至,强调来说,无不是中国古人已经说过的话。所以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作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

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意思是说,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整个文化。“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且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拨乱反正的趣谈

《老子》这本只有五千字的书,从文字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容易读懂,如果也用“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的眼光去读,那就够我们去探讨,去阐述了。

也有人说,提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便希望从这方面,找到一条出路。他们更进一步回过来说,目前这个世纪中,这三样东西,很受欢迎,可见这个时代,当然的是衰乱的时代。

其实,并不一定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凡是对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异。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事,完全是儒家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其分。

次如唐代的魏征,明代的刘伯温,清朝的范文程等等,还有许多不可知、不可数的道家人物。

数十年前,国内流行一股研究明史的风气,其实研究断代史,以明史最难研究,如果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研究对象的中心,那就要注意一般编史书的人不大采用、而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几篇文章,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有几个道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表面上装疯卖傻的道家人物。其中一个是周颠,江西建昌人,人们只知道他姓周,不知道他的名字,因常在市街上疯疯癫癫,便叫他周颠,实际是一位学道家神仙之道的人物。朱元璋曾多次试验他,一次把他放在蒸笼里,再罩上一口大缸,用热水蒸了半天,朱元璋认为该已经蒸熟了,移缸揭开蒸笼观察,不料他竟在里面作蒸汽浴,和现在流行的三温暖或土耳其浴一样,满身大汗,对朱元璋说:“你好!你的事业可以完成了。好舒服啊!”朱元璋对他无可奈何。但朱元璋每次遇有困难,他都会出现,助一臂之力。像打陈友谅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路去,朱元璋心想,这疯子出现就会遇上麻烦,这次去打陈友谅,本来是一场艰苦而危险的战争,他又来了,可真讨厌,于是想把周颠沉到江里去。朱元璋带兵到了南昌,他还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果然,在战场上千钧一发之际,他又帮了朱元璋的大忙。

这些人物,因为太神话化了,而编写正史的,多为儒家人物,由于他们的传统观念,对于这许多史实,都不收罗进去。事实上,朱元璋本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这类史料很多,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太上老君与李老子

现在再循历史时代回溯上去。例如最著名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与景帝父子相继,为汉朝鼎盛的尖峰时期;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于唐玄宗——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写的夜半与杨贵妃窃窃私语,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唐明皇,他们年轻时代,初期开创基业所用的都是道家学术——也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汉、唐这两个时代,亦就是整个历史上,算来是最可观的时代。

由此可以证明,道家学术在“拨乱反正”的机运上,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不能不知。

再看近代的史实,清军入关,统治了当时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成立大清帝国。所用的方略,领导政治的最高哲学思想,就是《老子》的学术,他所用的兵法也不讲究《孙子》,也不用其他兵书,就干脆研究《三国演义》。

研究《老子》的学术,用之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等方面;尤其与开国创业时期的关系,就要把康熙以来历朝事物,研究得清楚,那大概可以知道老庄哲学的运用了。

清康熙在十二岁的幼年,就登位当皇帝了。当时中国的版图,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受他统治,外面有四个强有力的藩镇、诸侯,内有掌握了大权的权臣,他的帝位还在摇摇欲坠。可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把内在的障碍排除,外在的势力削平,进一步,奠定大清二百余年的基础。由于他六十余年的努力,打好了升平治世的根基,这都不是偶然得来的。可以说有清一代的成就,上比汉、唐两朝更兴隆,更鼎盛。

回顾历史的陈迹,展望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照历史法则的推演,应该是丁卯年一九八七年以后,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正好开始回转走向康熙、乾隆那样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希望现代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老子的思想学说。

现代一般人对《老子》一书,名之为《道德经》或《老子道德经》,因为这部书,前面部分论“道”,后半部谈“德”,所以又有此别名,而且远自汉、唐,就有此分法。据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易州龙兴观建立的《道德经碑》,内容即是《老子》这部书,碑的正面刻的是《道经》三十七章,背面刻的《德经》四十四章。另外在《弘明集》所载牟子《理惑论》中,有“所理正于三十七条,兼法老氏道经三十七篇”的话,而单子为汉代人。由此可知,远在汉代,已有人将《老子》一书分作道、德二经了。不过以《道德经》三字统称《老子》一书的,可能自沿用唐代开始的习惯。

这些属于考据上的事情,暂不去深究。

在唐朝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更可看到人性的另一面。

英明如唐太宗,他当皇帝以后,因为自己的姓氏——“李”的来由,在传说中非常稀奇古怪。照古老神话的传说,李姓的第一代始祖就是老子,远在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在李树下出生,所以就姓李。更传说他母亲怀胎了八十一年之久,因此生下来时,须发皆白,立刻就成为太上老君,这是关于老子诞生和姓氏来源的传说。

唐太宗之姓李的来由,研究起中国姓氏源流和宗族渊源来,又有各种说法。可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一定要把家族祖先的血统追溯得更光辉一些。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在人群社会中有了事功上的成就,一定要找根,而且一定要使那根整饰、塑造得光辉一点。这是人性必然的道理。同样地,唐太宗也要找根,也要找一个光辉的根。追溯历史,李姓人物,以老子最好,在学术上的成就很了不起,所以他设法说成是老子的后代。但是老子只是在学说上有成就,还要把他再捧高一点,后来李唐子孙便把他捧为教主,变成“太上老君”,封为道教的教主。道教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的国教,只是当时没有“国教”的名称,而事实上唐朝历代的帝王、皇后、嫔妃都要像佛教的受戒一样,去受符箓。如唐玄宗、杨贵妃这些人,都曾受符箓。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他选择了朱熹,所以大捧朱熹。本来,他想把祖宗和朱熹扯上关系,可是自己毕竟是一代帝王,这种事不能太过分勉强。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在到处流窜为害时,一天打到张飞庙,问得庙中供奉的神像是张飞,于是一时兴起,居然懂得姓氏宗族的人伦道理,要到庙里祭拜,下令部下作祭文。可是那些被胁在帐下的穷酸文人作的祭文,引经据典,他自己看不懂,大为不满,一连杀了几个文人,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吧!”就这样连起宗来了,成为千秋的笑柄。

可是,朱元璋打算把朱熹拉进自己祖先行列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一个理发的也姓朱,就问理发匠是不是朱熹的后代,这理发匠说:“我不是朱的后代,朱熹绝对不是我的祖先。”朱元璋说:“朱熹是前辈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说:“绝对不是。”这一来,朱元璋“攀亲”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转念之下,觉得一个平民中的理发匠,尚且不肯乱认祖宗,而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为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可是对于朱熹,还是极力地捧起来。例如,在明朝应试求功名,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后来演变到清朝,承袭明代故事,便以朱注“四书”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

汉文帝善用老子的法宝

老子《道德经》,自唐代开始,加上由皇帝的提倡,因此更被重视,而流行,而风行,而盛行。但《道德经》的“道”与“德”二字的正确含义是什么?等讨论到原文时再申述。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所以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然后,再由黄老之学的应用方面,进入到形而上的个人自己修养的“养生之道”,以及与孔孟学说的汇流。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朝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人,而他们都是学道家的人物。

在历史上标榜汉初的盛世“文景之治”,汉文与汉景父子两代的思想领导,都是用“黄老”的道家学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和母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在如此的家庭教育和时代潮流中,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影响下,政治哲学的最高领导学说,表现得最深刻的便是汉文帝。

大汉一代的开基皇帝高祖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都非常混乱。

吕家的权力虽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净无为”的路线,近似现代只敲敲木鱼、念念佛的人,防意如城,无欲无争,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了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御,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此说,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了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了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中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三件法宝。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老子这三件法宝。

可是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这时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了。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宾馆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包括了缘湘、赣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乃至云南、贵州等地,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赵佗原来是河北人,是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英雄好汉之一,秦始皇被打垮以后,他未能在北方发展,就到南方在广东当县尉令,任上县令死时,把县政交给了他,他便自称南越王。那时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开发,为边远的蛮荒烟瘴之地,汉高祖亦奈何他不得,派了一位亦道亦儒的能员陆贾当大使,干脆承认了南越王的地位。后来因为吕后对不起他,所以在吕后死后,他也自认为有资格即皇帝位,窥伺汉室。

半壁江山一纸书

像这样一个局面,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出兵与赵佗一战,这一主战思想,将使问题更见严重,决策不能稍有疏失,内战结果,胜败不可知,天下属于谁家,就很难说了!因此只有另作他图,汉文帝有鉴于此,所以他在就皇帝职位后,除了修明内政以外,便只有用黄老之道了。

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关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佗的,一封是赵佗答复汉文帝的,这样两封往来的信件,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亦拯救了无数生灵。

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汉文帝在写这封信之外,还有内政上的措施,军事上的部署等等,并且遴选了一位老谋深算的特使,便是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各方面都有了妥善的安排,摆好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增加了这封信的力量,于是收到宏大的预期效果。

从这两封信上,我们不难窥见黄、老之道的精神与内涵。现在,我们先在这里介绍两信的原文,然后再作一概略的分析。

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
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
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谆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
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
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
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家。
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
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
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
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土,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
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
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故使贾,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
蛮夷大长老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
赐臣伦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
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越金铁、田器、马牛羊。老夫僻
处,马牛羊齿日长,自己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辈上书谢谢过,终不反。
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
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有害天下也。高皇帝闻之大怒,
削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代其边。
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
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
不敢为帝矣。

现在,且分析一下这两封信。

汉文帝给南越王赵佗的这封信,用文学的眼光,从文字上看它的写作技巧,可以判断,也许不是出于秘书长这一类的人物所写,而是由汉文帝自己动手写的亲笔信,这也就表示了出于他的诚恳。

再仔细研究它的文字:从“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不得不立,今即位。”这一段,一开头“甚苦心劳意”这一句,就是带刺的,他向南越王问候说:“你用心良苦,太辛苦了。”又说他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我父亲刘邦——汉高祖小太太的儿子,素来被人家看不起,送到北方的边塞,路途遥远,交通更不方便,“壅蔽朴愚”,那时知识不够又愚蠢,所以很抱歉,平常没有写信向你问候。就这样一句话,把赵佗笼络住了。假定写成现代白话信,就是说:“赵伯伯,你好,你很辛苦哦!很伤脑筋吧?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们硬要叫我坐上这个位子当皇帝,弄得我不能不当,现在我已经即位了。以前很少向你送礼,现在寄一只火腿,专程叫一个人代表我去看看你。”这样一个大意。

再看他第二和第三段,从“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朕不忍为也”这两段的主旨。

他先说:我现在当了皇帝,知道你曾经给隆虑侯将军写过一封信,因为你与先父一起革命而离开家乡的,如今你不知道留在北方故乡家属以及同宗兄弟们的情形,所以写信给他,为你联络,并且希望中央政府,把湖南长沙方面的两位边防司令,给予免职的处分。隆虑侯将军已向我报告了你的来信,我已经准许了你的要求,调动了你所要求撤换两位将军中的一位,你在北方的家属和同宗兄弟,我也已经派兵保护得好好的,并且派人修过了你祖先的坟墓。

这一小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一番温语,诚恳的安抚。实际上也等于说:“你不要乱动;否则,我可以把你的家人族众都灭绝了,连你的祖坟也挖了。”先来一个下马威。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白写出来,而字里行间,隐然可见,赵佗是感受得到的。

然后又晓以利害,在第三段说,你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南方边界上长沙一带的人,被你扰得痛苦极了,就是在东南一带,你的心腹之地如广东、广西等地的百姓,可不也因你发动战争而痛苦极了吗?战争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结果只是“多杀土卒,伤良将吏”,一个战役下来,损失许多你自己多方培养而成的优良军事干部,兵员的死亡,更不计其数。于是许多人,丈夫死了,太太守寡;父亲死了,孩子成孤儿;儿子死了,父母无依成独夫。最后可能你的国土也完了,像这样悲惨残酷的事,在我则是不忍心去做的。

第四段,他更进一步,借“吏曰”的话,就自己的利害立场,表达了自己的宽宏大度,而且在无责备的言语中,责备了赵佗的擅自称帝与不仁。因此说,我本来要整理内政,将边界上与你犬牙相错的领土,重新勘定规划,我问管内政的大臣,他们报告说,高祖在位时,就分封了湖南以南的土地,归你管理。这是老太爷留下来的制度,不能随便变更。依据他们的意见,中国本来是我刘家的,纵然把你现在所管理的土地归并过来,在我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因此,这湘、赣以南的地区,我还是要委托你去统治。不过你也自称皇帝,使一个国家有两个元首,是你有意造反嘛!这就不对了。你只晓得讲斗争,谁又不懂斗争呢?你却不懂“仁而谦让”的更高政治哲学。希望你放弃过去的意见,好好听中央的指挥,从今天起,恢复以前的政治关系,治理好你的地区。

汉文帝亦很会用人,他所派送这封信的大使,选择了陆贾,这位老先生是汉高祖以来专门作特使的人,而且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第一次说服赵佗的就是他。汉文帝因此在信上最后说:我叫你的老朋友陆贾转达我的意思,希望你立刻接受,不要造反。另外送给你在中原最贵重的礼物,愿意你“听乐娱忧,存问邻国”这八个字的结语,在作文的文法上,正和开始的“甚苦心劳意”五个字,遥遥相应,首尾相接,妙到毫巅。而其内容含意,更见深厚,就是说:你也年纪大了,不要野心勃勃,想当什么皇帝。年纪大的人,每天玩玩,听听音乐,喝喝咖啡,或者打太极拳,游山玩水,下盘棋乃至打八圈卫生麻将也无妨,再不然去邻国访问,做些睦邻工作也好,这样安安分分多好,大可不必自寻烦恼啦!

综读全文,真是好厉害的一封信,字字谦和,可字字锋利如刃。南越王赵佗读了,自然心里有他的盘算:如今刘邦有了一位如此厉害的小儿子即位,自己万万不如他,看来这天下不可能属于自己的,只有赶快见风转舵,退步,撤兵。

赵佗比汉文帝大几十岁,已经自称皇帝。这一来又自己取消了皇帝的名号,回一封信给汉文帝,可也是用的道家手段,试看赵佗回信的原文就知道。

他一开始,就对于汉文帝自称只是刘邦侧室所生小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谦辞,说道:“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蛮子里的一个头目,而且是一个年纪大了的糟老头子,我该死,对不起你,向你再拜叩。不是我造反,而是你的那位大妈——吕后,如何如何不对,才逼我做的。”

看这赵佗,好伶俐的口齿,这么轻轻一拨,把一件诛灭九族的叛逆弥天大罪,推到一个已死的老太婆身上,而且这个老太婆,亦是汉文帝心目中深恶痛绝的人,赵佗所说的也是事实。

接着他说:“老夫处越四十九年”,暗示我是与你父亲刘邦同时起来革命的人,现在统治两广四十九年了,“今抱孙焉”,我孙子都很大了。可是,我这大把年纪,还要训练部队,准备作战,“夙兴夜寐”,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实在太辛苦了,这都是你大妈做的那些事情,使我没有办法报效中央,不得已才如此做的,并不是我想造反。现在你大皇帝如此之好,又怜悯我这老人,送了这许多珍贵的东西,恢复我的王位,这样我就放心了,相信死了以后,也不会被挫骨扬灰,我当然听话,绝不自称皇帝。

就这样往来的两封信,消弭了一场可怕的大战,这就是黄老之道。所以深懂得黄老之道的人,其运用之妙,能兵不血刃而使天下太平。

实际上,赵佗行文到中央时,绝对不称王,只称老夫是“蛮子的头目”,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还是当他的皇帝,自称不误。汉文帝也不是不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家过得去,就暂时算了。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左右的战乱结果,全国民穷财尽,不但是财富光了,人才也没有了,这时最重要的,是培养国家的元气。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所以对赵佗在南方的闭关自守,暂不过问。

此后,没有几年,北方的匈奴作乱,汉文帝也是写了一封比给赵佗还更简短的信,只对匈奴的领袖说了几句话,就把一场战争化解了。所以,从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他儿子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一直到他孙子武帝——刘彻初期的一共五六十年间,国家民族安定,成就了汉代辉煌的文化,奠定了汉朝四百年政权的深厚基础。

汉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当然是学老子,行黄老之道。例如:他即皇帝位后,所穿的一件袍子,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了又补,就没有换一件新的,这不是矫揉造作,完全出于道德修养,老子“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之一的奉行。然后,又尽量减轻刑罚,更改法律与社会制度,财经上减轻税赋,种种改变,宽大到极点。历史的记载,汉文帝当了二十几年皇帝,监狱中几乎没有犯人,这是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景象。

汉文帝善用老子的法宝

老子《道德经》,自唐代开始,加上由皇帝的提倡,因此更被重视,而流行,而风行,而盛行。但《道德经》的“道”与“德”二字的正确含义是什么?等讨论到原文时再申述。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所以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然后,再由黄老之学的应用方面,进入到形而上的个人自己修养的“养生之道”,以及与孔孟学说的汇流。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朝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人,而他们都是学道家的人物。

在历史上标榜汉初的盛世“文景之治”,汉文与汉景父子两代的思想领导,都是用“黄老”的道家学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和母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在如此的家庭教育和时代潮流中,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影响下,政治哲学的最高领导学说,表现得最深刻的便是汉文帝。

大汉一代的开基皇帝高祖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都非常混乱。

吕家的权力虽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净无为”的路线,近似现代只敲敲木鱼、念念佛的人,防意如城,无欲无争,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了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御,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此说,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了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了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中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三件法宝。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老子这三件法宝。

可是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这时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了。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宾馆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包括了缘湘、赣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乃至云南、贵州等地,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赵佗原来是河北人,是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英雄好汉之一,秦始皇被打垮以后,他未能在北方发展,就到南方在广东当县尉令,任上县令死时,把县政交给了他,他便自称南越王。那时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开发,为边远的蛮荒烟瘴之地,汉高祖亦奈何他不得,派了一位亦道亦儒的能员陆贾当大使,干脆承认了南越王的地位。后来因为吕后对不起他,所以在吕后死后,他也自认为有资格即皇帝位,窥伺汉室。

老子吃瘪

当然,历史上运用道家思想,以拨乱反正的,不止是汉文帝这一幕,在其他朝代也非常多,这是有关经国大势的作为。

在个人修养方面,运用黄老之道立身处世,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从这里又要想起道家的另一个大原则,但这另一原则,如果讲起理论来,或者作一学术性的文字报告,那就太多了,不是这里所能尽述的,现在只好举出一个人的故事来作说明。

前面曾经说过,老子的著作只有五千字,而后世研究老子的著作,可能有几千万字,倘使老子今日犹在,看了这些后辈们洋洋洒洒的大作,说不定他老人家一生下地来就白了的胡须,要笑得变黑了。当然包括现在我的《他说》。

唐朝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严格地批判老子,而且用老子的手打老子的嘴巴。他用二十八个字批判道: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着五千文。

老子《道德经》中说,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沉默寡言的。像我现在又讲说关于老子的书,不必问,也知道是绝对没有学问、没有智慧的乱吹。“言者不如知者默”这话意是老子自己说的,白居易说,老子既然如此说,那他本身自然是智慧很高了,可是他为什么自己还是写了那么多个字呢?世界上打老子耳光打得最好的,是白居易这首诗,纵然老子当时尚在,亲耳亲见,也只当充耳不闻,哈哈一笑,无所反驳了。

白居易的一生,学问好,名气大,官位亦很高,留名后世,没有人能够和他比的,而他常想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来,悠游林下,不像苏东坡,曾经吃了很多苦。白居易享了一辈子福,临老还享福,就因为他学道,这从他一首读《老子》后的七律可以知道。原诗是: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虽异地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他说,人生的遭遇,成功与失败,吉凶祸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

项联两句,引用了庄子“覆虚舟”的典故,他说,我们只看到世上富贵人家多财润饰华丽的房屋,仍会被大火烧毁。却从未见到空船在水上被风浪吞没的,装了东西的船,遇到风浪才会沉没,而且装得愈重,沉没的危险愈大。虚舟本来就是空的,纵会翻覆,亦仍浮在水面,这是说人的修养,应该无所求,无所得,愈空虚愈好。孟子说:“富润屋,德润身。”

腹联两句更指出,人世间“名”与“利”两件事不宜贪求以免招灾祸。可是现代青年,都在那里拓展自己的“知名度”。要知道,“名”是社会的公器,孟子亦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天爵”就是名气。仔细研究起来,不管任何一种名,如果太高了,不符实际,对于此人的人生与福祉,就会发生非常大的障碍,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就是这个道理。

再如,大家都知道汉高祖名字叫刘邦,而著名的汉代“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叫刘恒,汉景帝叫刘启,知道的人就少了。可见“名”也者,也只是一时的空事而已。

说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为人所求的,当然是钱,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时,宁可减少自己的财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续,可是当生命救回来了,寿命可以延长了,却又会贪财舍命,所谓“人为财死”。白居易说“利是身灾”。人的钱多了,烦恼更大,钱与烦恼,如形之与影,且大小成正比。清代的有名学者赵翼诗说:“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胎。”他所指的“美人”不一定指女性,世间也有美男子。古人又说:“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这些都是有了很多的钱后,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有钱的人家,全家都吃得饱,穿得暖,锦衣玉食;可是,旁边就有千户人家,歪着眼睛在看你,眼神中包含了羡慕、嫉妒、怨尤、鄙夷,乃至于愤恨,这是人类的习性。犹记得几十年前,汽车刚传入中国不久,在泥路上疾驰,坐车的人颇为得意,可是弄得路上尘土飞扬,雨天更是泥浆四溅,靠近的行人被溅得满身污泥。这一来连在旁看见的人,都侧目而视,心里则诅咒着最脏、最恶毒的话。

所以,白居易这首诗的结尾语说:“虽异匏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谁不好名贪利?佛教劝人们绝对放弃名利,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欲”,少一点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过分了,这就是老子之道在个人修养上的基本原则。

要研究老子之道的这一原则,最好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

老庄之道,起用时,是帝王的最大亦最佳的权谋。庄子在《应帝王篇》上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有了道的人,对于帝王领导术,帝王谋略学,那在他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而已。换言之,一个学道的人,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懂得帝王谋略,那是下等的。

他又在《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就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大原则。懂了老庄之道的人,就知道富贵是舒服的事,但因而得意,就会是短命的事,太得意了,则缩短寿命,比流行性感冒更厉害,简直无药可救。所以处富贵中时,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赚钱,可也不能过分的贪求,所谓“人为财死”,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身体的健康,而危及生命。

这是老庄的基本原则,先要了解这项基本原则,才可能深入地研究老庄之道。

曾国藩与屠羊说

在这里,可作一个小段落,下一小结论。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虽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但出家学道、修道的人,本身还是偏重于出世。而且佛家的学问,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学问,又以孔孟之学为其归趋,则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但是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亦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了解这些精神以后,欲懂得老庄的运用之道,在“用”上发挥老庄的哲学,那必须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且举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行径来说明,也许比理论上的阐述,让大家体会得更深切。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着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这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或者说: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满清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很明显地看到他深切的了解老庄思想,灵活运用老庄之道。这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问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本来是楚昭王时,市井中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大家都叫他屠羊说,事实上是一位隐士。“说”是古字,古音通悦字。当时,因为伍员为了报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败亡,昭王逃难出奔到随国。屠羊说便跟着昭王逃亡,在流浪途中,昭王的许多问题,乃至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是他帮忙解决,功劳很大。后来楚国复国,昭王派大臣去问屠羊说希望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昭王再下命令,一定要他接受,于是屠羊说更进一步说:这次楚国失败,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现在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也不能领赏。

他这话是多少带刺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当国王失败了,才弄得逃亡。现在你把国家救回来了,也是你的努力和福气。所以楚昭王从大臣那里听到他这样的话,知道这个摆羊肉摊子的,并不是普通人物,于是叫大臣召他来见面。不料屠羊说更乖巧,他回答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有很大的功劳,受过重赏的人,才可以面对面见到国王。现在我屠羊说,在文的方面,没有保存国家的知识学问,在武的方面,也没有和敌人拼死一战的勇气。当吴国的军队打进我们首都来的时候,我只因为怕死,而急急慌慌逃走,并不是为了效忠而跟随国王一路逃的,现在国王要召见我,是一件违背政体的事,我不愿意天下人来讥笑楚国没有法制。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更觉得这个羊肉摊子老板非等闲之辈,于是派了一位更高级的大臣,官司马,名子綦——相近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吩咐子綦说,这个羊肉摊的老板,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现在由你去请他来,说我要请他做国家的三公高位。想想看,由一位全国的三军统帅出面来请,这中间有些什么意味。可是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三公的地位,比我一个羊肉摊老板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个位置上的薪水,万钟之禄,恐怕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了那么多。可是,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我的君主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还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请你把我的羊肉摊子还给我吧!

当然事实上,楚昭王能复国,许多主意并非都是由这位羊肉摊老板提出来的。后来他再三再四地不肯作官,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正是最有学问的人。

王阳明与曾国藩

曾国藩写这首诗,引用屠羊说的典故,是对他的弟弟曾国荃下警告。他知道,这时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非常厉害,难侍候之至,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而外面议论他,批评他,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打进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王湘绮,亦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曾有人把这意见写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已经变成骄兵悍将。打下太平天国以后,个个都有功劳,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很容易骄横,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章,赶快训练淮军,来接他的手,冲淡湘军的自满骄横。

事实上,如果曾国荃与湘军一冲动,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河山拿下来。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亦自有拿不下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宁可不做这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右边放了毁谤、诋咒我们的文件,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人间到处有乘除”,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这头低了那头高,不必想不开。“低头一拜屠羊说”,只要效法屠羊说的精神与做法,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澄湛的碧天,依然还是澄清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先懂了这一史实的道理以后,再来研究《老子》,就更容易了解到《老子》哲学思想,在用的方面——大而用之于天下国家的大事,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世之道,乃至于由平日的为人,进一步升华到形而上修养之道了。

阴柔不是阴谋

现代学术界,研究《老子》的趋向,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为三个路线:

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作这方向研究的人,各有各的心得,各有自己的见解。乃至有人以西方哲学来批评《老子》,或者以西方文化来与《老子》比较。这是学术性的一类。

第二类:就是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做工夫,所谓修神仙的丹道上去。这一类自几千年前,直到现在,自成一个系统。

第三类:是把《老子》归到谋略学的主流,而且习惯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老子的谋略学是阴谋,是阴谋之术。于是,一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一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

这种观念,错误得很严重。

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是,不要忘记,他和我们固有的文化,远古的源流——阴阳五行与《易经》诸子等系统,是同一个来源的。阴与阳,是一体的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无论用阴用阳,都要活用。换言之,要用活的,不用死的。所谓用阴柔,即不用刚强,不是勉强而为。一件事物的成就,是顺势而来的。因此亦可以说,他是用顺道,不是用相反的逆道。过去以文字表达意义的方法,常用“阴”字来表达“顺道”,例如《周易》的“坤”卦,代表“阴”的“顺道”。因此后世的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就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都是阴谋家。

从历史上看,大家都熟悉的汉史,如道家出身的人物——陈平,他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汉高祖刘邦有六次关系到成败的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主意而获致成功的。但是历史记载,陈平自己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足见道家是最忌讳阴谋的。因此,他断定自己将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富贵不会久,后来果然如此,据汉代史书记载,陈平的后人,到他孙子这一代,所谓功名富贵,一切而斩,就此断了,后来他的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要求续封而不可得。

从此一史实可以说明,道家并不专主阴谋,误会道家是阴谋家,尤其是误会老庄思想是阴谋之学,是一种最大的错误观念。这是今日研究老庄,必先了解的。

老子还他老样子

《老子》一书的章节划分,各章的句法排列,每句的句读,是千古以来被人怀疑的问题,而且很难下一个确切不移的答案。因为秦汉以前的书籍,到秦汉以后,都重新整理过。秦汉以前,纸、墨、笔、砚还未流行,当时的书籍,连牛皮、羊皮写字也没有,更谈不上线装书,大多数都是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放置时,东一堆,西一堆,很不方便。如果因为搬动、毁坏等等事件,后来加以整理,就难免章节上的前后倒置,文字上的讹误遗漏,希望整理得和原来一样,丝毫不变,实在相当困难,而且年代久远,难于考证。不过,这本《老子》,已经整理得很好了,并且已经流传了好几干年,现在若再整理,移动章节,不但困难,亦徒然增加研究者的困扰。试观现在大家通用的《老子》,它每一章节,都衔接得很紧凑,都能贯串起来,中间并没有松弛或断裂之处,第二章就是第一章的申述,第三章又紧接着第二章的后面继续发挥。如是一章接着一章地连续下去,内容上脉络分明,气势上绵延不辍。

对全书,始作一整体分类,前面七、八章,由形而上的道体,谈到人事与物理的现象与必定的法则。使我们知道如何做事、处世,如何在人世间作一辈子的人,在物理世界的自处之道。最后告诉我们如何修道——修道是后世的观念,老子的本意,是使我们的人生,自然与天然法则相吻合。这是《老子》一书的体系。

老子五千文过关

研究老子写这本书的动机。前面曾介绍白居易那首幽默老子的诗,说老子主张大智慧的不说话,不写文章。可是他自己写了五千字,究竟老子是愚笨,还是有智慧?这首诗读来真是耐人寻味,不禁发会心之微笑。

另一方面,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有关老子的记载说,《老子》这本书,是被逼写出来的。

说到这里,有一段可叙的插曲。

自古以来,有一个关于老子的问题:他晚年究竟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不知道。在历史文献的资料上,只说他西度流沙,过了新疆以北,一直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究竟是往中东或者到印度去了?不知道。在他离开中国时,有没有领到关牒——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和出入境证,也不知道。

但是,历史上提到一个人物——关吏尹喜,大概像现在机场、码头海关的联检处长,知道这位过关老人是修道之士。据《神仙传》上记载:有一天,这位函谷关的守关官员,早晨起来望气——中国古代有一种望气之学——他看到紫气东来,有一股紫色的气氛,从东方的中国本土,向西部边疆而来,因此断定,这天必定有圣人过关。心下打定主意,非向他求道不可。

果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子,骑了一条青牛,慢慢地踱到函谷关来了。关员向他索取关碟,他却拿不出来,这一下,可正给了关吏一个机会,他本色当行地说:没有关碟,依法是不能过关的。不过嘛,你一定要过关,也可以设法通融,你可也得懂规矩。所谓“规矩”就是陋规,送贿赂。这时,老子似乎连买马的钱都没有,哪儿凑得出“规矩”。好在这位关吏,对于老子的规矩,志不在钱,所以对他说:“只要你传道给我。”老子没法,只好认了,于是被逼写了这部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才得出关去。

老子以变相红包,留下了这部著作,西度流沙不知所终。而他的这部著作,流传下来,到了唐代,道家鼎盛起来,道教变成国教。这时,道教的人,要抗拒佛教,就有一个进土,也是五代时的宰相,名叫杜光庭的,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很多道经。有一说,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叫作“杜撰”,即由此而来。其中有一部叫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到了印度以后,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在佛教中,也有些伪经,说中国孔子是文殊菩萨摇身一变而成。宗教方面,这些扯来扯去,有趣的无稽之谈,古往今来,不可胜数。

关于老子本身的这些说法,不管最后的结论如何,但有一事实,他的生死是“不知所终”,查不出结果的。倘使根据《神仙传》上古神话来说,那么,老子的寿命就更长到不死的境地了!

那些神仙故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他的这部著作,则确实是被徒弟所逼,一定要得到他的道,因此只好留下这部著作来。尹喜得到老子的传授,亦即得到了这五千字的《道德经》以后,自己果然也成道了。因此,连官也不要做,或者连移交也没有办,就挂冠而去,也不知所终。

道教就是这样传说,由老子传给关尹子,继续往下传,更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便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而《老子》一书,也成了道教的三经之首。道教三经,是道教主要的三部经典,包括:由《老子》改称的《道德经》,《庄子》改称的《南华经》与《列子》改称的《冲虚经》。

最近,有些上古的东西出土,如帛书《老子》等等。由这些文献资料中,更显示了老子学说思想的体系,是继承了殷商以上的文化系统,亦证明了古人所说的话没有撒谎,是真实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本文第一章,首先提出老子《道德经》的“道”与“名”两个关键名词,也是连串贯通全书八十一章脉络的线索。而且也是千古以来,研究老子学术的争端之所在。

头头是道

现在我们也来凑热闹,讲《老子》,首先要不怕老子笑掉他的长眉,更要向研究老子的学者们,道歉万分,以外行人妄说内行话,滥竿充数,不足为凭。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把传统文化中的“道”字与“天”字先讲清楚,才好开始。

读中国书,认中国字,不管时代怎样演变,对于中国文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不能不留意。至少,读古代文字章法所写成的古书,必须具备有《说文》六书的常识。

在古书中,“道”与“天”字,到处可以看到。但因上古文字以简化为原则,一个方块的中文字,便包涵人们意识思想中的一个整体观念;有时只用一个中文字,但透过假借、转注的作用,又另外包涵了好几个观念。不像外文或现代语文,用好几个,甚至一二十个字,才表达出一个观念。因此,以现代人来读古书,难免会增加不少思索和考据上的麻烦。同样地,我们用现代语体写出的文字,自以为很明白,恐怕将来也要增加后世人的许多麻烦。不过,人如不做这些琐碎的事,自找麻烦,那就也太无聊,会觉得活着没事可做似的。

例如“道”字。在传统的古书中,大约便有三种意义与用法。

(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间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犹如元人马致远在《秋思曲》中所写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古道西风瘦马”的道,便是道路的道。照《说文》意义的注释就是:“道者,径路也。”

(二)“道”是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性的道。如子产在《左传》中所说的:“天道远,人道迩。”如子思在《中庸》首章中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等等。

(三)“道”是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传》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如道书所说:“离有离无之谓道。”这便同于佛经上所说的:“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玄妙幽微,深不可测了!

有人解释《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个“道”字,便是一般所谓“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说话的意思。其实,这是不大合理的。因为把说话或话说用“道”字来代表,那是唐宋之间的口头语。如客家话、粤语中便保留着。至于唐宋间的著作,在语录中经常出现有:“道来!道来!”“速道!速道!”等句子。明人小说上,更多“某某道”或“某人说道”等用语。如果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时隔几千年,口语完全与后世不同。那个时候表示说话的用字,都用“曰”字。如“子曰”、“孟子曰”等等,如此,《老子》原文“道可道”的第二个“道”字是否可作“说”字解释,诸位应可触类旁通,不待细说了。

讲到这里,顺便也把古书上的“天”字提一提。古书上的“天”字,大约也概括了五类内涵:(一)天文学上物理世界的天体之天,如《周易》乾卦卦辞“天行健”的“天”。(二)具有宗教色彩,信仰上的主宰之天,如《左传》所说的“吴天不吊”。(三)理性上的天,如《诗经》小节的“苍天苍天”。(四)心理性情上的天,如《泰誓》和《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五)形而上的天,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

首先了解了这些用字,那么,当我们看到古书的“道”与“天”,甚至在同一句中,有时把它当动词或形容词用,有时又把它当名词用,就不会混淆不清了。

假定我们要问,《老子》本书第一章首句中两个“道”字,应当作哪种解释才恰当?我只能说:只有亲见老子,来问个清楚。不然都是他说老子,或我说老子,姑且备此一格,别成一家一言,能说到理事通达,也就差不多了,何必固执成见,追究不休呢!你千万不要忘记老子自说的“道常无为”、“道常无名”,以及“道法自然”等的观念。

有无主宾

关于宇宙万物的“有生于无,无中生有”的形上与形下问题,以西洋哲学的治学习惯来说,其中就包涵了宗教哲学中宇宙万有的来源论,以及纯粹哲学的唯心、唯物、一元、多元、有神、无神等学说的寻探。

假定宇宙万物确是从本无中而生出万有万类。无中何以生有?便是一个莫大的问题。以宗教神学的立论,从无生有,是由第一因的主宰的神所发生。但在佛学中,既不承认神我是第一因,也不承认有一情绪化的权威主宰所能左右;可是又不否认形而下神我的存在。只说“因中有果,果即为因”的因果互变,万有的形成,有生于空,空即是有,因缘和合,“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因此,与老子的有、无互为因果论,恰恰相近。所以后来佛学输入中国,与老庄学说一拍即合,相互共存了。

这个有无互为生灭的观念,从周末而到现代,几千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文化中普遍平民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历代的文学诗词或学术史上,到处可见,尤其明、清以后有名的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等等。《红楼梦》开头的一僧一道的开场白,与有名的梦游太虚幻境,以及“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乃至假托林黛玉的笔下反骂贾宝玉:“无端弄笔是何人?剿袭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低他人”等等老庄与禅道思想,几乎俯拾皆是。难怪后人有强调《红楼梦》是一部道书。甚至赶上现代的时髦,又说是一部禅学了!

闲话不说,书归正传,由《老子》第一章的“有、无”与“有名、无名”问题告一段落。跟着而来的,便是“常无、常有”的附带问题。我们既已认可首章的“无”与“有”两个字各自标成一句,构成一个观念。当然文从字顺,下面句读,也使承认是“常无”与“常有”,而不照一般传习,读成“常无欲”与“常有欲”了。不过,以一般从事学习修道或专讲修心养性之道的立场来讲,认定“常无欲”与“常有欲”的句读才是对的。那也不错,反正增增减减,都在寻章摘句之间玩弄文字的把戏,如以老子看来,应当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了!

前面已经说到本无是天地的原始,妙有是万物万有的来源。因此,他跟着就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檄。”“故”字,当然便是文章句法的介词,也就是现代语文惯用的“所以”的意思。老子这句话用白话文来说,就是——人们要想体认大道有无之际,必须要修养到常无的境界,才能观察——体察到有生于无的妙用。再说,如果要想体认到无中如何生有,又必须要加工,但从有处来观察这个“有”而终归于本来“无”的边际。“徼”字,就是边际的意思。

玄元之妙

好了,到此我们已经看出《老子》本书在第一章中的三段要点。真有一语中具备三玄门,一玄门具备三要义的深不可测。

首段,他提出“道”,同时提示我们,不可执着道是一般的常道。在后语中又附带说明,在不得已的表达中,提出了一个“道”字;接着又强调,不可执著名相而寻道。其次,便说到形而上道与形而下万有名器的关系,是有无相生,绵绵不断的。

第二段,告诉我们,在形而下的情况下而要体认形而上道,必须从常无的境界中去体认它的道体。但是如要更透彻精辟,又需要在常有之中领悟它的无边无际。

第三段,再反复说明有无之间的互为因果,如一呼一吸之自然往复。因此而说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讲到这里,又要让我们慢慢来,先解决其中一个字和一个句读的问题了。

古书的“玄”字,从唐、宋以后,往往与“元”字混用互见,很多年轻人大为困惑。其实,“玄”字是正写,“元”字是替代品,是通用字。因为在家族帝王专制时代的历史上,作兴对皇上名字和庙号的尊敬,人们不可随便直呼,也不可低写。不然,就犯了“大不敬”的律令,甚至会杀头。杀了头,当然不能说话吃饭了。唐明皇的庙号叫“玄宗”,所以在唐玄宗以后,所有书写“玄”字的地方,一律要改作“元”字,以免犯“大不敬”的忌讳。因此后世所见的古书,“玄”“元”不分,或者“玄”“元”同用了。

再者,有关这几句的句读,从前我有一位老师对我说:“此两者同”应读成一句,“出而异名”读成一句。不可读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读?他说,这种句读才能显出有无同源的妙用与深意,而且在文气来讲,透彻而有力。如此云云,当然有他的独到见解。后来,我也看到经古人圈点过的几本古本《老子》,也是这样句读。但我却认为这是习惯作古文文章的手法,意义并无太多差别。要同便同,要同出也可以。这里我没有固执定见,学老子的语气说一句:“无可无不可。”

交代了这些意见,再来讲老子首章原文的第三段。他再说明有无相生互用的道妙。便说“无”之与“有”,这两者是一体同源,因为作用与现象不同,所以从无名之始而到有名之际,必须要各以不同的命名加以分别。如果要追溯有无同体,究竟是怎样同中有异的?那便愈钻愈深,永远也说不完。所以,在它同体同源的异同妙用之际,给它下个形容词,便叫作“玄”。说了一个玄,又不是一元、两元可以究尽的,所以又再三反复地说,玄的里面还有玄,分析到空无的里面还有空无,妙有之中还有妙有。由这样去体认道的体用,有无相生,真是妙中有妙,妙到极点更有妙处。

但也有不走哲学思辨的路线,只从文字结构的内涵去了解,也就可通它的大意了!“玄”字的本身,它便是象形字,包括了会意的作用。

依照古写,它是宫形态,也等于一个环节接连一个环节,前因后果,互为因缘,永远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因此,后世由道家一变而成为道教的道士们,手里拿着一个囗连环圈在玩,等于佛教和尚们手里拿着的念佛珠,一念接着一念,同样都是代表如环之无端,永无穷尽的标记。

又有只从“玄”字训诂的内涵作解释,认为“玄”字是极其细小的生物,几乎细小到渺不可见的程度。因此又有加上现代的新观念,认为“玄”字的内涵,等于是细胞或微生物的形容字,便把已出函谷关以外的老子,轻轻一扯,向西方的唯物思想去归队,硬说老子的《道德经》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哲学的基础上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真善美的价值定论何在?

《老子》首章既提出“道”与“名”的涵义,但同时又相同于“因明”的法则,能建能破,自说了一个道,自又推翻了道的名相。也如同正反合的“逻辑”辩证,不自立于不变的肯定与否定形态。如珠走盘,无有方所。所谓的“道”,乃“至道”的定名,都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姑且名之为“道”而已。“道”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名相只是人为意识的塑造而已。叫它是“道”,已经是头上安头,早已着相了。要想明白这个不可见、不可得的“道”,只有在用上去体会,才能了解有无同出而异名的道妙。因此第二章便推出美与善的道理,加以阐发。

美与善,本来是古今中外人所景仰、崇拜,极力追求的境界。如西洋文化渊源的希腊哲学中,便以真善美为哲学的鸽的。中国的上古文化,也有同样的标榜,尤其对人生哲学的要求,必须达于至善,生活与行为,必须要求到至美的境界。甚至散于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中,也都随处可见,不须—一列举,另加介绍。

现在从后世道家所标榜的修道,与学术思想上的应用两面来讲,也便可以知道它的大要。至于进而多方发明,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各个触角,那就在神而明之,无往而不自得了。

先从修道方面来讲,无论后世哪一种宗教,或教育哲学,都会树立一个美和善的架构(标的)。殊不知变生于定,二由一起。凡是人为所谓的美与善的道,一落痕迹,早已成为不美不善的先驱了。修道的人,大多数都把道的境界,先由自己的主观观念,建立起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构想。也可以说是自己首先建立起一个道的幻境,妄自追求。其实,一存此念,早已离道太远了。因此老子便说:“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随老子之后,后来从印度传来的佛家学说,也同样有此理论。例如大乘佛学所谓道体的“真如”,这个名词本身便自说明只是名言的建立,不可认为确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真如”存在。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确定在美善的范畴,这个真也就不如如自在了。这是许多修道者在思想观念与见解上难以避免的大问题。因此佛学以解脱“见惑”——理解上的困扰;“思惑”——观念上的困扰,为无为法,为见道的重心所在。譬如五种“见惑”中的“见取见”与“禁戒取见”,就都属于思想见解上的迷惑。由此可见佛家学说与老子相提并论,并非偶然。老子是用归纳方法来简单指示,佛家则用演绎方法来精详分析。无怪宋儒中的反对派,就佛老并称,同时排斥了。

善反而不美

大道无名,并非如一般凡夫俗子们所认为的常道。什么是常道呢?便是平常人们为形而上道所建立起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名相境界。这样一来,早已离道更远了。

有个真善美的天堂,便有丑陋、罪恶、虚伪的**与它对立。天堂固然好,但却有人偏要死也不厌**。极乐世界固然使人羡慕,心向往之,但却有人愿意永远沐浴在无边苦海中,以苦为乐。与其舍一而取一,早已背道而驰。不如两两相忘,不执着于真假、善恶、美丑,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了。

如果从学术思想上的观点来讲,既然美与丑、善与恶,都是形而下人为的相对假立,根本即无绝对标准。那么,建立一个善的典型,那个善便会为人利用,成为作恶多端的挡箭牌了。建立一个美的标准,那个美便会闹出“东施效颦”的陋习。有两则历史故事,浓缩成四句名言,就可说明:“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那就是“纣为长夜之饮,通国之人皆失日”,“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现在引用它来作为经验哲学的明确写照,说明为人上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有偏好与偏爱的趋向。即使是偏重于仁义道德、自由民主,也会被人利用而假冒为善,变为造孽作恶的借口了。

同样地,爱美成癖,癖好便是大病。从历史经验的个人故事来说:

元朝末期的一位大名士——大画家倪云林。他非常爱美好洁。他自己使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每天都要有两位专人来经管,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庭院前面栽的梧桐树,每天早晚也要派人挑水揩洗干净,因此硬把梧桐树干净死了。有一次,他留一位好朋友在家里住宿,但又怕那个朋友不干净,一夜之间,亲自起来视察三四次。忽然听到朋友在床上咳嗽了一声,于是担心得通宵不能成眠。等到天亮,便叫佣人寻找这位朋友吐的痰在哪里,要清理干净。佣人们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找不出那位先生吐痰的痕迹,又怕他生气骂人,只好找了一片落叶,稍微有点脏的痕迹,拿给他看说找到了。他便立刻闭上眼睛,蒙住鼻子,叫佣人把这片树叶送到三里外去丢掉。

元末起义的张士诚的兄弟张士信,因为仰慕倪云林的画,特地派人送了绢和厚重的金币去,请他画一张画。谁知倪云林大发脾气说:“倪瓒(云林名)不能为王门画师。”当场撕裂了送来的绢。弄得士信大怒,怀恨在心。有一天,张士信和一班文人到太湖上游乐,泛舟中流,另外一只小船上传来一股特别的香味。张士信说:“这只船上,必有高人雅士。”立刻靠拢去看个清楚,不料正是倪云林。张士信一见,便叫从人抓他过来,要拔刀杀了他。经大家恳求请免,才大打一顿鞭子了事。倪云林被打得很痛,但却始终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打得痛了,也应该叫一声。”倪云林便说:“一出声,便太俗了。”

倪云林因为太爱美好洁了,所以对于女色,平常很少接近。这正如清初名士袁枚所说的:“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但有一次,他忽然看中了金陵的一位姓赵的歌姬,就把她约到别墅来留宿。但是,又怕她不清洁,先叫她好好洗个澡。洗完了,上了床,用手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闻,始终认为她哪里不干净,要她再洗澡,洗好了又摸又闻,还是认为不干净,要再洗。洗来洗去,天也亮了,他也算了。

上面随便举例来说“美之为美,斯恶矣”的故事。现在再列举一则故事来说明“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宋代的大儒程颐,在哲宗时代,出任讲官。有一天上殿为哲宗皇帝讲完了书,还未辞退,哲宗偶然站起休息一下,靠在栏杆上,看到柳条摇曳生姿,便顺手折了一枝柳条把玩。程颐看到了,立刻对哲宗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推折。”弄得哲宗啼笑皆非,很不高兴,随即把柳条掷在地上,回到内宫去了。

因此后来有人说,讲孔门的道理,无论怎样说,也不致超过孟子。而孟子对齐宣王说,好色、好货也都无妨,只要扩充所好的心与天下同乐就对了。偏是倒霉的宋哲宗,遇到了程夫子,一根柳条也不许动。当了皇帝的,碰到如此这般的大儒,真是苦哉!

由于这些历史故事的启发,便可了解庄子所说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道理,也正是“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另一面引申了。

再从人类心态的广义来讲,爱美,是享受欲的必然趋向。向善,是要好心理的自然表现。“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作好事”,那是理想国中所有真善美的愿望,可不可能在这个人文世界上出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我们顺便翻开历史一看,秦始皇的阿房宫,隋场帝的迷楼和他所开启的运河两岸的隋堤,李后主的凤阁龙楼,以及他极力求工求美的词句,宋徽宗的良岳与他的书笔和书法,慈掉太后的圆明园和她的花鸟,罗马帝国盛极时期的雕刻、建筑,甚至驰名当世如纽约的摩天大厦,华盛顿的白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也都是被世人认为是一代的美或权利的标记,但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瞻前顾后,谁能保证将来是否还算是至善至美的尤物呢?唐人韩淙有一首柳枝词说:

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

何须思想千年事,谁见杨花入汉宫。

老子却用更深刻而尖锐的笔触指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由《老子》的首章而接连这一章的全段,很明显地看出他说自形而上道的无名开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实相杂,再到“同出而异名”因果相对的道理,自始至终,是要人匆作祸首、莫为罪魁的教示。但是,他说归说,后世用归用,完全不是老子说的那样。

有无相生

从人类的经验来讲,天地万物的从有还无,是很自然的事实。但是要说到万物的有,是从无中出生,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古今中外的崇信唯物论者,除了绝对否定无中生有之外,便给老子加上顶“虚无主义”的帽子。尤有甚者,把老子归到唯物思想的范围。断定老子的“无”便是没有,更不管他“相生”两字的内涵。不过,真要指出有与无是怎样相生的道理,综合东西文化数千年的哲学,也实在作不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将来的理论物理与哲学汇合,或者会有个明确的交待。如果勉强用现代物理知识来解释,认为质能互变的原理,便是有无相生的说明,那也是并不透彻,而难以肯定的说明。况且物理学上的定律,还是未定之义,它随时在再求深入。

倘使只从传统道家观念来说明“有无相生”的原理,自庄子、列子等开始,都是用“神化”、“气化”来作说明。至于“神”与“气”的问题,究竟属于物质?或是物理功能的作用?便又牵涉到另一问题上去了,暂且不说。在道家中,比较接近理论物理思想的,应当以五代谭峭的《化书》为首。其中的《道化》说: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
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
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
故藏之为元精,用之为万灵,合之为太一,放之为太清。是以坎离消
长于一身,风云发泄于七窍,真气薰蒸而时无寒暑,纯阳流注而民无死生,
是谓神化之道者也。

谭子的“道化”学说,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历来道家的一贯思想,如果说他是唯物论,但他所提出的神,非物理。神与物是有明显的界说。如果说他是唯心论,神与心的关系,究竟如何?神与心是一或二?亦成为后世佛道两家争端的症结。可是这些讲来讲去,到底都牵涉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形而上学,而且都是幸或不幸去做神仙们的大事。至于一般凡夫俗子们对老子的“有无相生”等道理,却老老实实反用为帝王术的万灵丹,因此千古以来,便使老子背上阴谋与欺世盗名的大黑锅,那是事实俱在,证据确切的。

老子背上历史的烂帐

现在我们再回转来看看这位先圣——老子的哲学大道理,如何被历世的大国手——帝王们用到大政治、大谋略上去。三代以上,历史久远,资料不太完全,姑且置而不论。三代以下,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创业的大国手——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没有哪个不深通老子、或暗合黄老之道“有无相生……前后相随”的路线的。

大舜起自田间,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继承帝尧而有天下。大禹是以为父赎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劳苦功高,又继大舜之后而有天下。这当然都是无中生有,“难易相成”白手创业的圣帝明王行道的大榜样。

跟着而来的,汤以一旅之师,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积德行仁为大谋略,因此而“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而囗有天下,开启德治的长远规模。

从此以后,划分时代的春秋霸主们,都是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权术纷争的路线,互争雄长。所谓上古的道化与德治,早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学术上的名词,徒有空言,皆无实义了。因此都享国不久,世系也屡易不定。

等次以降,秦始皇的蚕食吞并六国的谋略,汉高祖刘邦的手提三尺剑,起自草莽,降秦灭楚。甚至曹操父子的阴谋篡位,刘裕的效法曹瞒,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反隋,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忽必烈的声东击西,朱元璋的奋起淮泗,多尔衮的乘机入关,康熙的帝王术,都是深明黄老,用作韬略的大原则,师承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业。

在这些历来大国手的创业名王当中,最坦率而肯说出老实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曹丕,一个是唐太宗的父亲李渊。当曹丕硬逼刘邦的末代子孙汉献帝禅位的时候,他志得意满地说:“舜禹受禅,我今方知。”我到现在,才真正知道上古舜禹的禅让是怎么回事。同一道理,当年李世民再三强迫他的父亲李渊起来造反,甚至不择手段利用女色迫使他父亲上当。李渊只好对李世民说:“破家亡躯,由汝为之。化家为国,亦由汝为之。”要把天下国家变成李氏的世系,只好由你去做主;或者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也只好由你去负责了。

其实,老子虽然说的是天地间因果循环往复的大原则,但很不幸的,被聪明狡狯者用作欺世盗国的大阴谋,实在和老子毫不相干,老子实在不应负此责难的。

总之,历史上这些代代相仿的阴谋或大谋略的哲学内涵,早已由庄子的笔下揭穿。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次,在唐代诗人们的词章哲学中,也可见其梗概。如唐彦谦的《过长陵》:“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于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残日重回头。”章褐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又有《毗陵登高》:“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长扬羽猎须留本,开济重为阙下期。”

好的诗词文学,都富于哲学的启示,所以孔子要儿子孔鲤学诗,并非是要他钻牛角尖去做个诗人而已。了解了这些道理,当然也读通了《庄子·杂篇》中的《盗跖》篇,并非讽刺。同时也可知石达开的“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的思想,同样都是“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偷儿哲学所演变出来的。

此外在西方如罗马的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屋大维大帝、拿破仑等,也都不出此例。虽然他们不知道东方有道家的老子,但东方有凡人,西方有几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荣耀,或者认为是人文文化的悲哀,也都无可无不可。但总不能叫老子背此黑锅,加以欺世盗名的罪过吧!(一笑)

其实,由道的衍化而为德,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正表示人类的心路历程,每下愈况,陷溺愈深。但所谓“术化”的妙用,亦是“有无相生”,“同出而异名”。谭峭的《化书》论“术化”,便是很好的说明。如云:

水窦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疗噎。斯物也,始制‘于人,又复用于人。
法本无祖,术本无状,师之于心,得之于象。
阳为阴所伏,男为女所制,刚为柔所克,智为愚所得。以是用之则钟
鼓可使之哑,车毂可使之斗,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离合。
万物本虚,万法本无,得虚无之窍者,知法术之要乎!

流水行云永不居

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本义来看老子,他所说的,完全相同于周文王、周公(姬旦)、孔子等祖述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周易》的卦、交辞中,再三申述宇宙的一切法则,始终不离循环往复的因果定律。

有与无,是彼此互为因果,相生互变的。它的重点,在相生的这个“生”字。当然也可以说是互为相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采用生的一面,并不采用灭的一面。

难与易,本来互为成功的原则,它的重点在难易相成的这个“成”字。天下没有容易成就的事,但天下事当在成功的一刹那,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凡事的开始,看来都很容易,做来却都大难。但“图难于易”,却正是成功的要诀。

高与下,本来就是相倾而自然归于平等的。它的重点,在相倾的这个“倾”字。高高在上,低低在下,从表面看来,绝对不是齐一平等的。但天地宇宙,本来便在周圆旋转中。凡事崇高必有倾倒,复归于平。即使不倾倒而归于平,在弧形的回旋律中,高下本来同归于一律,佛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也便是同此意义。《易经》泰卦九三交的交辞上说“无平不破,无往不复”也同此理。

音与声相和,才构成自然界和谐的音律。因此又有“禽无声,兽无音”的说法。《礼记》中的《乐经》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为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前与后,本来是相随而来,相随而去,没有界限的,无论是时间的或空间的前后,都是人为的界别。它的重点,在这个相随的“随”字。前去后来,后来又前去,时空人物的脚步,永远是不断地追随回转,而无休止。

总之,老子指出无论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等现象界的种种,都在自然回旋的规律中相互为用,互为因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或不善,美或不美的界限。因此,他教人要认识道的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不执着,不落偏,不自私,不占有,为而无为。所以他便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谓“处无为之事”是说为而无为的原则,一切作为,应如行云流水,义所当为,理所应为,作应当作的事。作过了,如雁过长空,风来竹面,不着丝毫痕迹,不有纤芥在胸中。

所谓“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作,或作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因此,如推崇道家、善学老子之教的司马子长(迁),在他的自序中,引用孔子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都是同一道理。

引而申之,老子又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比如这个天地间的万物,它们都不辞劳瘁地在造作。但造作了以后,虽然生长不已而并不据为己有,作了也不自恃有功于人,或自恃有功于天地。它们总不把造作成功的成果据为己有。“弗居”的“居”字,便是占住的意思。正因为天地万物如此这般,不自占为己有的在作为,反而使人们更尊敬,更体任自然的伟大,始终不能离开它而另谋生存。所以上古圣人,悟到此理,便效法自然法则,用来处理人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薄视时贤

第三章是将天地自然的法则,引申应用到人世间的治道的发挥。这章的文字,明白畅晓,都很容易懂得,很好解释。但其中有三个要点,须特别注意,那便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读秦汉以上的书,有关于这个“民”字,要小心求解,慎思明辨,不要以为“民”字就是老百姓,联想到现代语中“国民”的涵义。如果这样认定,观念就完全错了。古书上的“民”,就是现代语的“人们”,或者是“人类”的意思。那个时候辞汇不多,每有转注及假借的用法。其实“民”字是代表所有人们的一个代号。如果对这个观念认识不清,就很容易误会是上对下的一种称谓,而变成古代帝王统治者的口气了。

第二章讲到我们做人处世,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尽量地贡献出来,而不辞劳瘁。但是自己却绝不计较名利,功成而弗居为己有。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长养万物万类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没有丝毫占为己有的倾向,更没有相对地要求回报。人们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处事,这才是最高道德的风范。如果认为我所贡献的太多,别人所得的也太过便宜,而我收回的却太少了,这就是有辞于劳瘁,有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即非效法天道自然的精神。

由于这一原理的发挥运用,而讲到人世间的人事治道,首先便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原则。但我们须要了解,在老子那个时候,是春秋时代,那时的社会形态在改变。周朝初期的井田制度,已不适应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争权夺利,社会大动乱的时期。我们研究历史,很明显地看出,每当在乱变时代中的社会,所谓道德仁义,这些人伦的规范,必然会受影响,而惨遭破坏。相反地,乱世也是人才辈出,孕育学术思想的摇篮。拿西方的名辞来说,所谓“哲学家”与“思想家”,也都在这种变乱时代中产生,这几乎是古往今来历史上的通例。

同时,正当大动乱如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的诸侯,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随时随地都在网罗人才,起用贤士,作为争权夺利,称王称霸的资本。所以那个时候的“士之贤者”——有才能、有学识、有了不起本领的人,当然受人重视。“尚”,就是重视推崇的意思。“贤”,就是才、德、学三者兼备的通称。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虽然不特别推重贤者,但却标榜“君于”。孔子笔下的“君子”观念,是否概括贤者,即难以遽下定论。但后来的孟子,非常明显地提出贤者与能者的重要。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便是他的名

老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主张?我们如果了解秦汉以上与道家、儒家并列的墨翟——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领会其中的关键所在。

我们都知道,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哲学思想,是特别强调“尚贤”的。主张起用贤人来主政、当政。因为他所看到当时社会的衰乱,处处霸道横行,争权夺利而胡作非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统领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张要“尚贤”与“尚同”。他这个“同”,又与孔子记述在《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同”不尽相关,但也略有连带关系。他的“同”,与后世所讲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现代大家所侈言的平等主张,在中国上古文化中,战国初期的墨子,早已提出。但在印度,释迦牟尼则更早提出了一切众生平等的理论。

现在我们不是讨论墨子这个主题,而是在这里特别注意墨子的“尚贤”主张,为什么也与儒家孟子的观念很相近,而与道家老子的思想却完全相反呢?这就是因历史时代的演变,而刺激思想学术的异同。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而且以墨子当时宋国的国情来看,比照一般诸侯之国的衰乱,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所以造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变乱,在许多锗综复杂的原因当中。最大的乱源,便是人为的人事问题。尤其是主政或当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么天下事,不问便可知矣。

此所以后世诗人有“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的深长叹息了!鲁国潸然,是指孔子眼见由三代而到“郁郁乎文哉”周代的中国文化大系,在他父母之邦的鲁国,已经开始变质而衰败,周公后裔的鲁国政权,又都操在奸党的手里,因此他无可奈何潸然含泪而身离祖国,远游他方。自此以后的历史,再也不能恢复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样地,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的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张,是针对当时他所立身处地所知、所见、所感受到的结论,而大声疾呼要“尚贤”与“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贤与不贤的君子小人之辨

讲到这里,让我们暂时推开老子,而另外介绍后世的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拭)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拭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少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家串(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廷、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着《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亲自出京去游览求证。但所得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清初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拭(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
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
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
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
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
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
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
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
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
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
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脑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
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
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
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
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
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
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拭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
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
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于前面引用了历史上这三则故事,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呢?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极。”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作法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提出来“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此外,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它与老庄思想,也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相同于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观念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则比周而相誉,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诽誉交争,则主威惑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叫做“比”。“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的,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说:“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诽誉交争”,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牵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姊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人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道家与法家的辨贤

人文历史的演变,与学术思想相互并行,看来非常有趣,也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有正必有反,有是就有非。正反是非,统统因时间、空间加上人事演变的不同而互有出入。同样也属于道家的鬻子——鬻熊,如果只依照传统的说法而不谈考证他的生平,那么,他比老子还要老了,应该属于周文王时代,与姜太公——吕尚齐名并驾的人物,也是周文王的军师或政略咨议的角色。但他却主张需要起用贤者,而且提出贤士的重要性。如说:“圣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犹无有也。王道衰,千里有一士,则犹比肩也。”

他的意思是说,在上古的时代,人心都很朴实,不需要标榜什么道理等等名号。上古时代,圣王在位,纵然百里之内,有一个道德学问很好的人,也是枉自虚生,好比没有用的人一样。因为在那个时代,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差不多,又何必特地请一些贤人来治世呢!好比说,一个社会,完全安分守法,既无作奸犯科的人和事,便不需要有防止、管理作奸犯科的警察了。但他又说,后来王道衰落,社会变乱,千里之外如有一贤士,也要立刻找来,与他并肩同事以治天下。

从鬻子的理论观点来看历史,一点也不错。例如生在盛唐时代的赵蕤,也是道家人物。他纵有一肚子的谋略学问,但生在升平时代,又有什么用处?只有著书立说,写了一部《长短经》传世,自己去修道当隐士。虽受朝廷征召,始终不肯出山,因此在历史上,称他赵征君。他虽然传了一个徒弟李白——诗人李太白,晚年用非其时,又用得不得当,结果几遭身首异处之祸。好在他年轻时帮忙过危难中的郭子仪,因此后来得郭子仪力保,才得不死。如果再迟一点,在安禄山、史思明以后的乱局,也许李白可与中唐拨乱反正的名相李泌并驾齐驱,各展所长,在历史上便不只属于诗人文士之流,或者可有名臣大臣的辉煌功业呢!

鬻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臣已老矣。坐策国事,臣年尚少。

其实,文王说的“老矣”,是一句故意说的笑话,而且也有些为自己感慨的味道。文王用姜太公时,吕尚的年龄,已过了八十岁。他与武王的年龄不相上下。当然,九十岁以外的人,明知兴邦大业,已非自己的年龄所能做到,有如清人赵翼的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因此对鬻子开了一句玩笑——“嘻!老矣”。是鬻子老了?还是他感慨自己也老了?只有他自心知之。可是鬻子的答案,也正合文王的心意,彼此知心,一拍即合,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贤良待沽,因此而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岂不是“尚贤”的明证?况且法家如韩非,他虽然主张法治而不重人治,但用法者是人,不是法。人不用法,法是废物。韩非自荐,正是自认为是贤才,因此而求鬻卖于帝王。如果人主不“尚贤”,韩非又向哪里去卖弄他自己的贤能呢?

且让我们再来看看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他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乌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

淮南子这里所提出的相反道理,正如老子所说:“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的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淮南子说:“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人穷则诈”,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如法家的韩非子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淮南子却说不见得:“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道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而又否定法治的功能,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地太平。

不管如何说,各家的思想,都有专长。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的书籍,多得不可数计,有着说不完的意见。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开不看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凑巧读到一本古书,脸就红了。因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经说过了,几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现在才想到,实在不足为贵。总之,像上面讨论的这些正反资料,在书中多得很。

再回过来讲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处之贤,是指何种贤人而说?真正所标榜的贤人,又贤到何种程度?很难有标准。不论孔孟学说,或者老庄言论,各家所指的圣贤,要到达何种标准?那很难确定。所以,属于道家一派的抱朴子说:“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一方白色的好石头,晶莹剔透,看起来好像一块白玉,但是就它的质地来看,不论硬度、密度,都不够真玉的标准。如果拿世界宝石标准来评定,充其量只能叫它什么“石”。如“青田石”、“猫眼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质地较好的石头而已。至于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来却像个大好的贤人。所以贤与不贤很难鉴定。我们用这些观点来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的道理,对大家研究老子这句话的内涵,相信会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