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

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发生了由兴办中医进修学校以使“中医科学化”到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并使之承担起把祖国医学整理、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重任的转变。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和把握中西医结合的本质及解读某些长期困惑中医界的学术现象,会有所裨益。
让中医进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中医科学化

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关于医药教育等的四项“决定”指出:“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医疗方法(如针灸等)和所用药品许多是有价值的,但是缺乏对于生理、病理和药理的科学知识,因此中医应努力接受科学的医学知识,改进医疗方法。西医中间一般也存在着脱离群众,不切合实际的缺点,应努力适应中国实际情况,面向工矿和农村的广大劳动人民。总之,中医应当科学化,西医应当大众化。“故“中医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中医应由各大行政区卫生机关,各大城市有计划地逐步设立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授以基本的科学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如基础医学,预防医学,社会科学等“。

对这一决定的时代背景,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所做的“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中曾有所阐明:当时“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积每年约1亿4 000万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为害最大的疾病“,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由正规医学校毕业的西医不足2万人,而中医有几十万人“。因此,要迅速改变“国民党反动政府素不重视人民健康事业,保健医疗机构简陋,分布不平衡“,特别是“广大农村普遍缺乏医药,农民只有求神拜佛,遇有病疾流行,只有听天由命“的状况,“实现卫生事业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转变,贯彻“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面对“争取于三、五年内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实际需要”,单纯依靠西医“是绝不能解决问题的“,故必须通过大量举办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的方式,快速提高中医人员的科学素质,“以达到在二、三年内使全国中医大批的获得科学训练,作为乡村的医务人才。“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也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只依靠现有的二万个正式西医是不够的,是无法负担起这个责任的。另一方面,这些病很多是传染病,如果单靠未经提高的中医来进行预防治疗工作,在科学技术上也是不够的。因此,摆在面前的任务,就必须两万西医和几十万中医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互相协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原因则是新中国建立后,各行各业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人生观、世界观改造的问题,因此中西医都有必要“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但对西医来说,只是单纯“改变旧作风,学习政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纠正单纯以营利为目的思想“,以“团结在‘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口号下“,故业务学习“由高级、中级学校或西医学会组织学术讲演和轮训班,进行业余教育“即可,原因在于西医是“科学”的;而中医则不同,不仅需要改造思想,而且还要“努力接受科学的医学知识,改进医疗方法“,以承担起使中医科学化的历史使命。正如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总结报告”中所说:“中医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如像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等学到之后,他的经验部分就会豁然贯通,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因而促成了加速度的发展。当已经进修过的中医把他的本领传授给别人时,他所传授的就不仅仅是零碎的经验,而是有科学理论作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经验了。“在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又说“如果认为中医是完全不合科学的,这是不对的;但中医的科学成分、科学水平,用新的科学医学来衡量,则就不够了;但这不能否定它对中国保健事业的作用,不能认为中医是完全非科学的。对于中医,应给以新的医学科学理论、科学基础,使他们学后能解释病原、病理,作出比较科学的正确诊断,去分析、肯定治疗的方法。“

关于中医为什么要进修,当时的卫生部医政处处长鲍敬桓曾撰文论述过,对我们今天理解那时党和政府的这一决定颇有助益,现节录于下:“一九四四年,延安文教大会,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指出中西医应该团结,中西医应该相互学习。西医有义务使中医获得新的医学知识,以为人民服务“,但“过去之中医(甚至过去大多数西医),都只在作治疗工作,对预防医学的知识就比较生疏,不会做,不知道从何做起。中医要参加国家卫生工作,就必须先从医学的基础医学学起,才能担任起‘预防为主’的任务。其次,尽人皆知,中医医学知识,还只是处于经验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论,而且对于复杂的人体生理和解剖组织,没有系统的了解,对病理亦罔无所知。至于诊断治疗的方法与技术,还保持着千年以来的老规矩。虽然也有一些良好的经验,而言人人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流传着,比起现代医学来,是有很大的欠缺的。根据以上两点:①要实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医就必须在现在基础上,从事进修,才能胜任;②要使中国医学推陈出新,对人民的生命健康真正负责,也必须随时代的进展医学的发展方面,急起直追,学习新理论,以充实与丰富中国医学.才是爱护中医的最好办法。”

客观地说,党和政府为了尽快改变当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铲除对人民健康危害巨大的传染病的肆虐流行,通过举办中医进修学校这种“多快好省”的形式对数量巨大的中医人员进行必要的预防医学知识速成培训,以解决实际需要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完全英明、正确的,但将其最终目标确定为“中医科学化“,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所谓“中医科学化”,实际上就是说:与西医学相比较,中医是不科学的。



2 中医政策虽有所调整,但基本宗旨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对于中医进修始于何时,据说早在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即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及国医研究会,临证时中西医开展互教互学,但是否采取了类似后来中医进修学校那样的组织形式和措施,则不得而知。据笔者查考,组织中医进修可能肇始于济南市中医进修学部。济南解放后,本着“中医虽有数千年的治疗成绩,而急切需要科学的整理、补充、印证、阐发,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中医学习科学基础医学,实在为刻不容缓之举“的动机,济南市卫生当局为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政治与技术,于1949年(原文如此,疑为1948年)9月间倡议筹设济南市医学讲习所,内设五部,中医进修学部为五部之一,经两个月的酝酿和筹备“,“争取了先进的中医同志五十六人参加了第一班学习,于1949年1月5日正式上课,经过这一个带头作用,于1950年1月4日又成立第二班,4月6日又成立了第三班,10月6日又成立第四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兴办中医进修学校则是第1届全国卫生大会召开之后的事情。

在这次大会所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医进修学校之课程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会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订立之“,鉴于1951年“一年来为促进中医科学化,在各地人民政府卫生机关领导下,到目前为止已建立中医进修学校十七处,不同名称的中医进修班一百零_处,但这些校、班一般都没有固定的课程标准“等状况,“为统一中医进修学校与进修班的组织及课程标准,经全国医政工作会议通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其中“课程标准“的规定是:“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四种。可灵活配合讲授”。所附的“中医进修学校十二个月课程表”则依次是生理学、解剖组织学、解剖生理学实习、药理学、细菌寄生虫学、病理学、传染病学、公共卫生、诊断学、急救学、简要针灸学、组织疗法、临症技术、政治、医史学、外科学、内科学、儿科学、眼科学、简要针灸正骨术、皮肤花柳科、中医学术研究、临症(床)实习。

综观整个中医进修课程体系,只有《简要针灸学》、《简要针灸正骨术》、《中医学术研究》3门与中医有关的课程,但在课程表的“备考”中又有云:“二、后期临症(床)实习应加以中医医学对照批判讨论,俾经验结合科学理论,符合中医进修要求。三、简要针灸正骨着重中医技术的讨论,以便结合经验。四、中医学术研究应根据基础学理,结合临症经验,考虑其效果。”为了使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当时是以何种方式对中医进行“科学化”的,现将由在延安时代即率先学习中医的朱颜编写、作为“根据毛主席‘中医科学化‘的指示,由中央卫生部领导的第一个中医进修示范的学校”—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讲义的《中医学术研究》之目次兹录于下:“第一讲中医学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步骤,第二讲关于中医药物治疗的一般认识,第三讲中医的随症疗法,第四讲中医的特效疗法,第五讲中药发展的道路,第六讲**与镇痛药的药理试验,第七讲呼吸**的动物实验,第八讲镇咳祛痰药的研讨,第九讲消化系药物治疗的综述,第十讲中药利尿作用在犬身上的观察,第十一讲作用于循环系的方药对蛙心的影响,第十二讲调经及降血压的药物,第十三讲内分泌与营养药的简述,第十四讲中医解热方药疗效的动物实验,第十五讲细菌感染的治疗,第十六讲原虫传染病的治疗,第十七讲各种寄生虫病的治疗,第十八讲中医外治法的种种,第十九讲中医的诊断(一),第二十讲中医的诊断(二),第二十一讲中医的基础医学,第二十二讲中医的临.床医学(一),第二十三讲中医的临床医学(二),第二十四讲中医学术思想的分析与批判,附录中医学术研究总结谈论节录。”

很显然,这样的中医进修,与其说是使“中医科学化”,不如说是使“中医西医化”,正如党的元老谢谢觉哉所云:“十多年前延安的中西医生开过会,办过中西卫生合作社,但仍是各看各的病,各卖各的药,合是‘合’了,并没有‘作’。近年提的‘中医科学化’,不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我国固有医药,而是要把中医‘化掉’;办的中医进修班不是进修中医,而是把中医化为西医。”1955年1月7日《健康报》社论“目前中医工作的主要任务”也说:“以为‘科学化’就是‘西医化’,因而完全讲授西医课程,造成了学与用脱节的现象,使进修的中医产生了不正常的心理,中医改行西医,乱用西药的现象,是必须纠正的。”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招致中医界有识之士的强烈“抗议”和不满,甚至有人说出了“人民政府是要消灭中医”、“中医都老了,十年就可以断种”、“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等过激言辞。情况被及时地反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有关人士于1954年6月29日向卫生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关于如何积极地加强中医工作的口头指示”,卫生部党组于7月3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说道:“过去进修课程中,中医课程少是不对的。现根据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的精神,增加中医课程,组织交流经验,新的课程,经过实验和修正,已制成草案即发交各进修学校试行。”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查找到这份为贯彻党的新政策而制定的课程方案。但从下列诸项事实来看,以后所采取的各种加强中医工作的措施,并未能从实质上改变使“中医科学化”的宗旨,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比较策略的说法。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判断,我们可以对1954年前后的相关政策作一比较。

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总结报告”中说:组织中医进修学校的目的是“为达到中医科学化”,在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又说:“必须指出要求中医学习一些基本科学医学知识,并不是要中医西医化,并不是要中医抛弃中医的一套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只是使学后有可能去提高自己,去整理中医的学术和经验”;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说:“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号召和组织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合理部分,使中医得到整理与提高”,“中医进修学校,要真正担负起提高中医业务水平,应以中医各科课程为主,再加一些必要的生理卫生、传染病、流行性病等基础科学知识课程和适当分量的政治课。”1955年1月7日《健康报》为此而发表的社论“目前中医工作的主要任务”说:“中医进修学校的任务,应该是:传授中医的医疗技术,在继承我国民族医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先进的科学知识,提高中医业务水平。”1955年2月 20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呈送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说:“中医进修教育工作,从1955年起,全国 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中,过去完全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已经改变,平均中医课程已占40%～60%。”可见,中医进修学校除中医课程增至40%～60%是其不同外,而在目的上却只是由让中医自己学习西医来整理、提高中医学,嬗变成了由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合理部分,使中医得到整理与提高而已。二者之间虽略有不同,但应该不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1950年第l届全国卫生大会所作的有关“决定”指出:“中央卫生部应设立中医、中药的研究机构,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医疗方法及中国药物。这个工作应该联合各地有经验有修养的中医及著名的中药制造者共同来做,向他们收集有价值的医疗方法,药方和医药文献,以及各种秘方和民间有效草方,加以研究,鉴别,使中医中药的科学成分得以发扬,而废弃其中不合科学的部分。”1954年中央文委党组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主要任务是由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秘方单方);并为医学院校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1955年1月7日《健康报》社论在此基础上又说:“中医中药的研究工作,中医固然应当负起重大责任,但是仅仅依靠中医的力量还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整理中医的经验。同时,吸收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研究人员来研究中医更为重要。不仅要吸收有临床经验的西医,而且也要有关于生理、病理、生物化学、解剖、药理的科学专门人材来工作。”1955年12月19日张际春副部长在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医研究工作一定要中、西医一起来做才做得好。单有中医,没有西医参加是做不好的。西医学过现代的医学,具有生理学、解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又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方法,就应该对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和技能,创造性的加以运用,来完成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次日《人民日报》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在谈到中医研究院中、西医人员的职责时说:“它特设的中医研究班(即西学中班,笔者注)第一期吸收了高等医药学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120多名,来院进行学习和研究……这个中医研究班的设立,对于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成绩将极大地影响中医研究工作的发展……应该不断地在西医学员当中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鼓励他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刻苦钻研,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中医老师的责任是:很好地总结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共同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努力。”21日识和临床经验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使中医学术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也就是说,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中医要把他的中医理论和丰富的治疗经验贡献出来,西医要虚心地向中医学习,而又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知识来进行研究。“综观上述所引,可以看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任务由学习了西医的中医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鉴别,使中医中药的科学成分得以发扬,而废弃其中不合科学的部分“,变成了学习了中医的西医“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中医的任务只是“很好地总结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西医)”。

中医学会的任务与目的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关于组织中医学会的指示”说道:“中医学会的首要任务,为促进中医科学化与密切中西医的团结……并负有研究与改进中医药学术的任务。”同时颁发的“中医学会会章”规定:“以团结中医接受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并发展中医学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任务是“团结并领导中医提高政治觉悟与学术水平,实现中医科学化;促进中西医之团结,提倡虚心接受科学理论与技术并研究中医经验成果,以引起对于团结及学习之重视……”而1955年1月7日《健康报》社论在论及中医学会时说道:“中医学会应该扩大它的组织,吸收更多的中医参加,经常组织中医药的研究会,交流临床学术经验,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成为一种群众性的中医进修学校。”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而创立的中医学院虽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发展我国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目的是“培养一批通晓中医知识和技术并懂得现代医学基本知识的理想的中国医生”,“它所培养出来的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现代科学水平的高级中医人才。”(1956年6月8日《健康报》社论“迎接中医学院的诞生”)总之,1954年10月贯彻执行党的新的中医政策后,所发生的主要变化有二:一是作为党的中医政策“执行者”的原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被免职,成了“替罪羊”;二是中医科学化的说法变成了“采取科学的态度”,“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使中医学术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而承担和实施这一“伟大”、“光荣”、“正确”的神圣任务的责任者则由进修了西医的中医,转换成了学习了中医的西医。
3西医学习中医是为了让西医承担起把祖国医学整理、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的重任

党和政府为什么自1954年后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由于关于这一决策形成过程的相关文件,目前可能有些还处于保密状态,因此无法作全面的探讨。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既然让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进而使“中医科学化”的有关措施,被中医界广大人士认为是将中医“改造”为西医,是在“消灭中医”,并且激惹起了强烈的抗议,那么在满足中医可以进医院,吃中药也可以报销等现实要求后,发动西医学习中医来整理、提高中医学术水平,应该不会引起中医界的反对,而且即使你想反对也很难能够拿出“摆上桌面的理由”。因为这是在帮助中医把祖国医学的丰富遗产整理、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同时也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这种说法决不是随意演绎,更不是臆测杜撰,而是有据可考的。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新”政策的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开宗明义即指出:“继承和发扬这份文化遗产,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学理和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总结,逐步提高它的学术水平和医疗水平,使它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国医学界的一项十分光荣的艰巨任务“,但是“要切实改进中医工作……积极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这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中医学“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掌握化验和科学检查的可靠方法,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提高,所以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在祖国医学遗产不被一般西医所重视和理解的今天,强调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性,更有特别重大的实际意义。西医只有通过对祖国医学遗产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发挥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对整理和发扬这份遗产的作用“。虽然社论也指出“强调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性,并没有减轻广大中医对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大责任。在过去,有些中医用比较新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医学术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到了不少成绩,但对大多数中医来说,研究工作是被忽视的“,但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则是“不但要经常钻研中医学理,掌握临床经验,而且要学习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识,以便在整理和总结中医学理和实践经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上述所引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时任《光明日报》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说:“要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有系统地进行中医中药知中华医学会理事长的傅连璋的有关论述则再清楚不过的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只要西医。唯有不仅中医学习西医而且特别强调西医学习中医,才能真正做到中医西医的互相贯通,最后发展为一个医“;“我们学习中医的目的,就是学习和整理祖国医学的遗产,用今天的科学知识来提高它、发扬它。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中西医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特别需要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积极参加。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固有的医药知识得到发展,并提高到现代的科学水平。这就是党所以号召我们学习中医的目的“。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则更明确地指出:“党所以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正是因为西医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把研究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这个光荣的任务承担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基于以下的调查和判断:1954年10月中央文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说:“在全部中医中间,真正经验多、学识好、有声望的,据北京、上海和四川、河南省的几个城市的调查,大约不到百分之十,而且差不多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们没有力量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去整理自己的经验。大部分的中医是经验不多,医术平常,又很难得到提高的机会,其中不少人因业务清淡,生活也很困难;还有一些‘走方郎中’,是不学无术,骗人混饭吃的。”

至于我们说1954年以前的政策是旨在让“西医化”了的中医用科学方法去整理、提高中医学,除以上所述外,尚有下列之旁证:1954年7月3日卫生部“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说:“根据北京医学院的成例,重点的在湖南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增设中医进修班,考选‘有相当经验的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较为年轻的旧医,授以较系统的医学科学知识,以培养研究旧医的人才”‘;1956年12月27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透露:“1952年在北京医学院开办了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班(现有41人),1957年就要毕业。但由于当时卫生部对这个班的方针和要求等都没有很好的研究,结果所调学员中医基础都太低(有的根本没有当过中医),文化程度也不高。经过5年学习,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学完

了高等医学院的各种课程,但原有的中医知识也差不多都已丢掉。我们认为这些学生毕业后,还是应该动员他们再补习一些中医课程,以便使他们继续从事中医工作或主要从事中医工作。但这样的班,今后可不再办了。”

自此以后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虽略有调整,但自那时起所形成的有关中医学术发展和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格局至今仍在沿续着。虽然由此而造成的结局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但仅此以下一点就可窥其全貌:1958年2月7日卫生部发出了“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1978年9月24日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耐人寻味的是,前一个“通知”是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之时发出的,而后一个“报告”却几乎是与卫生部为了纪念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指示”发表20周年而发出的“关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通知”同时刊发的。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中西医结合学者所说的一个现象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近十余年来中西医结合在表面上似乎淡化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中医单位对疾病的诊断很少不用西医病名,疑难、危重病例,很少不配合西药,检查、化验很少不使用西医的理、化和生物学的方法,科研设计很少不用现代医学的指标,这些能说不是中西医结合吗?这说明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已经深入到中医领域,它有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