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研究千万不要走错了路

中医的理论方法究竟有什么特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是无以对中医进行所谓“现代研究”的。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者费尔巴哈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东方人看到了统一却忽略了差异,而西方人看到了差异却忘记了统一。”可以说,这位哲学大师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而这也正是中医西之间长期对峙的鸿沟。
“50多年以前,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名老中医蒲辅周深入北京各大西医院,治愈了167例已经昏迷的乙型脑炎患者,他不是用一个处方或一种药物,而是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使用了98首不同的处方,并根据患者个体的差别,经过了适当加减。当时的卫生部负责人竟然认为患者被救活了不能算数,符合统计学原理才能算数,一首方子的治愈率还不到两个病人,这不符合统计学原理。50多年以后,一个文化和经济学者韩德强先生读到这则资料时,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见《我是铁杆中医——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5～6頁)
这个例子发人深醒:我们在研究和统计中,究竟要证明些什么?
一切西方理念所指导的实验方法所要证明的就是“差异”,如果没了“差异”,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所以看到中医中药,所想到的就是每味药有何不同,甚至一味药当中的每种成份又有何不同?
而西方理念是不会想到要证明“统一”的,它们认为在一切“差异”没有弄清之前,“统一”无从谈起。事实上,由于微观世界具有无穷小和广泛多样化的性质,想要把这一切都弄清楚,以人类有限的能力是不可能的。难道说,我们就永远不能涉及‘统一“问题了吗?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假如蒲辅周医案,不是用来证明“中药的某一个方子”是否有效,而是证明“中医的辨证方法”是否有效,或是“蒲辅周本人医术”,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呢?
显然是有的。只需把各种药材统一为“中药”,把每个病例统一为“症候”,那么“中药+中医方法=解除症候”就是一个公式,有效率完全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不妨这样思考:如果“A+B+C+D=有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ABCD”看成一个统一体而认其有效,却非要片面追究A有效还是B有效,否则就拒不承认统一体的有效性?
中国古代有一个吃大饼的笑话:说的是有一个人,一开始吃了四个大饼都没有饱,最后又吃了半个饼却饱了,于是他就认定只有最后的半个饼在起作用:“唉!早知如此,我就先吃最后的半个饼了!”
大家不要觉得“吃大饼的人”一定蠢,其实他只是采用了“西方思维”在进行“实验求证”!
认真说起来,其实“人类吃饭”也是一个很有普适意义的逻辑命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吃饭都不喜欢重复,我们每顿吃的,都是一些不同组合的食物。这样一来,用食物填饱肚子,就跟用中药治病很象:我们每次吃饭,虽然吃饱了,却都是“个案”,很少重复,拿某些人的话说,这不符合“统计学意义”!换言之,“吃饭能够填饱肚子”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严格的科学证明”?
是否我们就不吃饭了?东方人吃饭,西方人也吃饭,卫生部的先生们也吃饭,并没有因为“统计学意义”而“废寝忘食”。这要感谢“常识”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必须吃饭这是代代相传的常识。什么叫“常识”?“常”就是一般,就是统一,在我们并没有详尽了解自然界一切差异之前,我们的祖先替我们总结出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认识。
这就说明,我们并非要等待人体的一切微观差异全部明了之后,才能知道人体的“统一”。我们还有着另外的途径可以把握它,并为我们人类服务,而这就是“中医的方法”。
很多人都喜欢用“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这个尺度来衡量真理。其实这也是一种西方的偏见:他们过于把人、人的思维行为与自然界的差异扩大化了。由于看不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才有各自强调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并认为这种差异就是自然界的全部。
假如我们只用“唯物的、差异的”统计方法,想要“科学证明”前述“人类吃饭”问题,会怎么构思实验呢?只能这样做:先让一组人在长时间内只吃A食物(比如土豆),绝对不吃其它,并且设置吃常食的对照组(不要觉得好笑,目前医学临床实验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这一组人显然是倒楣地“回到旧社会了”,与对照组相比,必定面黄肌瘦,体弱易病。于是理所当然得出结论:A物对人体不利。接着,换B食物、C食物……一一实验,根据常识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偏食,每一种食物肯定都会得出不利的结果。
于是,假如这个实验主持人缺乏“辩证头脑”,一定会简单地得出一个三段式结论:由于A食物对人不利、B食物对人不利、C食物对人不利……所以,A+B+C对人也就不利!因此,人不能吃一切食物?
好笑?弱智?可是联想一下我们现在对于中医中药的“临床实验方法”,我感到的是痛心和绝望!方舟子不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以“关木通含有肾毒性的马兜铃酸”,就全盘否定中药(龙胆泻肝丸),而北京百年老字号的同仁堂药厂竟也说不出什么反驳来么?
这种逻辑不对?可它却是堂堂正正的“唯物论”,虽然属于”机械唯物论“,却也是至今沿用的所谓“科学的实证方法”。
或许有人说,西方不是还有“辩证唯物论”么?
第一,或许大家不知道一个事实:辩证唯物论并不是目前西方科学实验能够采用的唯物论。
第二,辩证唯物论不是绝对真理。它的缺陷从这个理论的一开始就存在了。如同本文开头所说,辩证唯物论的雏形是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脱颖而出的,“东方人看到了统一却忽略了差异,西方人看到了差异却忘记了统一”,这一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较为和谐地解决了,那就是并非对黑格尔哲学彻底摈弃,而是吸收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然而在这当口,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忽略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这个“内核”曾有一个重要批判:“黑格尔的体系只知道从属和继承,而不知道任何并列和共存。”
结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里,主要的哲学概念都是从属关系:运动是物质不可分割的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但这个逻辑,与我们熟知的关于自然规律的数理逻辑是冲突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熟知的物理公式:距离/时间=速度。
这个公式哲学解释就是:空间/时间=运动,换言之,正确的说法应是: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的存在方式。
其次,爱因斯坦曾对宇宙存在有一个高度总结的“质能公式”:能量=质量X光速平方。
这个公式的哲学意义可以理解为:能量守恒的世界=物质X运动平方。
显然,在数理逻辑面前,物质和运动是并列和共存的关系。客观上,同一种物质可有多种运动,同一种运动也可以容纳多种物质,也间接说明了这一点。
或许有人要问:“这一点重要吗?”
很重要。就眼下来说,自然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当初牛顿《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即牛顿三大定律),说明的就是这一问题。
而爱因斯坦质能公式告诉我们,世界上归根到底就是物质和运动两大因素,它们合起来称为能量,并且可以互相转化。
西方世界认为运动从属于物质,于是只研究物质(实体)。由于物质种类繁多,于是特别强调其差异,便需分门别类仔细研究,这就叫“科学”。“科”者,分门别类之意,“学”者,仔细研究之意。不是么?
而在东方,古中国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无非是一种自然物,人的行为、思想也是自然运动的一部份。根据这个道理,古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激烈冲突,中国的任何朝代,也都没有过西方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统治。这都是由于古中国的主流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统一、进而万物也统一于“自然之道”的结果。
靠什么统一呢?靠运动。世界上的物质种类千差万别,但世界上的运动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因为物质间的作用力只有两个方向。恩格斯曾总结说:“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与分离、收缩与膨胀……一句话,都是吸引与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所以,用“运动”来统一“物质”,就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将物质分门别类仔细研究的方法叫“科学”,将运动分门别类仔细研究的方法呢?西方人没有去想,只有东方人在做,因而一直以来只叫作“玄学”,虽然它也是一种对自然界分门别类仔细研究的学问。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知道中医的特点了。它是对于人体生理病理运动总的把握和归纳,同时也是对于各种植物药、动物药对机体生态运动影响的把握和归纳。而我们要实验证明的应该是这种对于生命运动提纲携领的把握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有什么可以提高之处?
舍此纲领而进行的一切实验,都有可能南辕北辙……
《内经》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而我们的中基教科书却只说:“阴阳是事物的一种属性。”这显然也是犯了“只知从属和继承,不知并列和共存”的错误。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阴阳是运动概念,并不从属于物质,反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内在原因。
古中医思想认为,阴阳平衡(运动稳态)则产生物质,阴阳离绝(稳态破灭)则物质湮灭,体现在生命上面,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其实前沿的物理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什么物质质量是不可湮来的。《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就是玄学,其实玄学并不违反物理学。
只是现在人们对于玄学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就如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前的西方世界一样。如果我们中国人能总结出一个《玄学的数学原理》,那才是中医的彻底翻身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