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是怎么写成的,为什么以这样的体例写?

有人说,《伤寒论》是一本救误之书;有人说,《伤寒论》是本医案,是仲景自己医案的如实记录;我说,《伤寒论》是一本医论,以“伤寒”一病与其它病的联系、鉴别、治疗等为例来讲解医学,让人籍以此书而知医。他是想让人知道医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并让人学会使用此一核心来治疗疾病。

医学的核心是什么?是“辩证施治”。用现代话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仲景自己的话说,就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他是怎么写出这本书的呢?

他是在积累很多前人的医书、经验及自己丰富临床实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以寻找能治所有疾病的共同规律,并最终找到了这个规律,经过认真思考后,以最合适的方式写成了这本书。

仲景及其以前的医生临床治病,所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症状,脉的症状、舌的症状、病人的好恶等等,机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症状,体内发生了哪些病理变化呢?医生开始思考、假设。思考的结果,最终上升到了“病机”这一理论高度上。根据“病机”分析的结果进行治疗,开始的时候,无非是“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高者越之,低者下之,实者攻之,虚者补之”等等。随着经验的增多,医生发现,“不同的症状可以反映出相同的病机,同一病机又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但其治疗,总不离“谨守病机”一条,只要抓住它,就可以治万病。

但是他们发现,病机很多,不利于掌握、言传与学习。就开始对各种病机进行分类,他们发现,病机虽多,但不外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的偏胜偏衰,使用药物纠正之可矣,但对此,仲景没有说明,而是以“六经病”这一不完全等同于《内经》之“六经”的概念提了出来,因为所有的病机都不出于六经病之下,从而提纲挈领,易于教、学。

内容是“六经病”统摄下的各种各样的“病机”,怎么清晰而具体的表达出来呢?怎么把“病机”及相应病机下的治法展现出来呢?他先把六经病大框框画好后,在每一经病下面就开始列一个个的病机了。病机是医者大脑中的主观判断,靠分析各种症状得来,虽然同一病机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但又不得不以症状来说明病机,说以仲景就以症状来谈。他是在列好病机的基础上,来假设此病机所表现的个别症状,然后再针对此病机谈治法。就这样,一条一条的把病机及病机后面的假设症状,分门别类地填充于“六经病”之下,如此条理清晰,便于写作与学习。

可以说,临床治病是先有症状(包括脉、舌等信息)后分析病机,辩证治之;仲景是先列病机,再假设症状,随证治之。

《伤寒论》是这样写出来的。

仲景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写作体例呢?

后世医家之书,大多“以症分型”(如发热分出很多证型),比如感冒,分为风热型、风寒型,等等,然后就是治则与治法。无非是风寒感冒、辛温解表,风热感冒、辛凉解表,等等。具体什么样的风温感冒用什么样的辛凉性药物来解其表,则不十分严格。后人这种以症分型,然后就是治疗的做法,看起来简单直接而快捷,不需要照顾太多方面的内容,为什么仲景没有使用这种“据症分型”式的写作体例呢?仲景为什么不给后人“做现成饭”呢?

因为没法写,因为这不符合中医的精髓“辩证施治”。

虽然“据症分型”也是辩证的结果,但所分之型必然不完全。因为,同一症状可由各种不同的病机所致,种类之多,言之不尽。举例来说,病人是风寒感冒,一般情况下当辛温解表,可用麻黄汤,但是,当病人有风寒感冒同时又有头项强痛时,麻黄汤就不太适宜,葛根汤就比较适应。如果外寒很重,又有里热之烦燥呢?可用大青龙汤进行加减。外寒内饮呢,用小青龙汤。这都不外是辛温解表的法子。但是,病人看似风寒感冒,但是有小便不利这一特殊症状,这个时候再单纯的用辛温解表的法子不行了,当利小便,有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机会。其它的相关内容就更多了,比如合病、并病的问题,外感内伤的问题,等等,方面很多了,复杂至极,真是一言难尽。就这一感冒,就有各种各样的病机,用分型的办法只能列举出最常见的证型,不可能把所有病机全部列举出来。其它任何疾病,皆是如此,如果每一个病都这种分型,别说一本《伤寒杂病论》,就是用360G的硬盘装这样一部包括所有疾病证型的电子版书籍都装不下,就算能写完,也能装得下,后人又有多少精力可以读完呢?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写书呢?至于《内经》“病机十九条”,只是概言之,到临床上还得详细分析、具体论治。

以“据证分型”,没法写,写不完,也不符合临床实际。所以,不能采用“据症分型”的形式来写,只能以“病机统症”、以“六经统病机”的形式来写。

仲景为什么不进行“病因辩证”?以病因的形式展开论述呢?同一病因,引起的症状与病机,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都有差异。后世说“由感知受”,说明病因是推断得来,而仲景是“结果导向”,不管哪种病因导致的,你现什么“脉证”我就用什么法儿治,所以说《伤寒论》每一篇都是“××病脉证并治”,用“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的,我只知道你怎么走的”来形容虽然不太准确,但也能反映出一点儿意思来(实际上,有辨病因“浮者为风,大者为虚”是也)。所以,他也不以病因为体例来写。

由于同一病机可出现各种不同的症状,仲景不可能完全说完,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关键时候,他的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如《伤寒论》第125条“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这里他特别提出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来鉴别蓄水证与蓄血证,这是很关键。第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这里,他并没具体说明五苓散与茯苓甘草汤的全部症状,但就在关键一点“渴不与渴”上进行二者之间的鉴别,很重要。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但就是这关键时候的一点,就成了航海中的灯塔,就成了黒夜中的亮光,总能在医者无所适从时,指明方向。

仲景以这样的体列写,还有另一个好处。可以让读者不知不觉的进入他的思维习惯,慢慢的养成“辩证”的看病习惯,这有点儿类似传销中的“洗脑”。当读者精究仲景书无数遍后,就会在头脑中不知不觉的形成“辩证施治”的思维习惯,这正是仲景想要让我们知道的,这就上道儿了!而后世书,大多都是“现成饭”,学起来不需要照顾太多内容,临床上见到风寒感冒证型,给予辛温解表即可,确实简单易学,但学到的只是一招一式,永远学不到真正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精神,证型一旦发生变化,学者便无从下手。这种学法也能学成,但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属于佛教“渐悟”一派,不是禅宗“顿悟”法门。现代很多名中医亦是“渐悟”而来,其精神可佳,其法不可从。更有甚者,当了一辈子中医,退休后也只是知道中医辨证施治之说,并不会具体的运用“随证治之”之理。我称这样的中医,搞了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中医。这种不读仲景书,只读“以症分型”的医生,病人与书上描述有出入而医者不查,依然按方抓药,轻者药不对证而无效,重者逆治犯禁,不但病不愈,还可随手杀人。
仲景这样写,还有另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考验学医者的意志并培养其细心的习惯,因为这两品性,对为医者来说,太重要了,无此两品性者,必是庸医。学习者意志不坚、心又不细,就读不懂此书,便有畏难情绪,便会放弃医生一途,人间也少了一个杀手。而后世书,作者出发点都是济世救人,都给学者“做现成饭”,学习者没有经过“辩证施治”的特殊训练,临床按方抓药,药与证难合,治疗效果不好甚至有害,从这说来,后世书正是培养庸医的教课书。但如果精究完仲景书,再研后世书,情况就完全相反了。

《伤寒论》确实不好学,大枣这一平常之物,就有用10枚、12枚、30枚之异;有姜枣同用、草枣同用、用姜不用枣、用草不用枣之异,个种原由极其复杂,非深究不可,绝非浅尝者可得也。大枣这一药食同源之物尚且如此,那些虎狼之药更何堪之?以仲景原序言之“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