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非小事,一念定生死

医疗就像一把刀,不是把病治好,就是把人治坏,因此,它十分危险。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人自己不懂,还总是喜欢给别人出馊主意,一句话,就可能使人送命。
交代医生“药用重一点”,断送了自己
我的一个好朋友,60岁,住院做了白内障手术,第五天,掀起纱布,眼前大放光明,欣喜不可名状。于是交代医生,消炎的药物要用重一点。医生当然照办,下了进口的消炎药。三天后,发肝昏迷,再三天,死亡。这朋友,素有慢性肝炎,转氨酶较高,是不该使用这种消炎药的。手术的成功,使医生与病人都忘乎所以了。这个悲剧的产生,只一句话。
自以为自己是“专家”,送了自己的命
《南方周末》曾载一医学博士研究生因得乙肝,服用贺普丁(拉咪夫啶)20多天,腹泻呕吐。他父亲看儿子这个样子,心疼极了。问他吃什么药,还不快停。他还吼他的父亲:我是专家,还你是专家?原来,贺普丁的说明书上说,这药是抑制乙肝病毒的,吃上以后不能停。如果停用就容易导致病毒爆发,造成生命危险。其实,停用后有无生命危险还不知道,这样的呕吐腹泻却都表示已有生命危险了,他却不知道。没几天就大出血死亡。如果这博士研究生能听父亲的话,也许还死不了。因为,药物说明书上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此可能还是说说的,会不会发生还不知道。而已发生的呕吐腹泻,却马上能导致死亡是必然的。两者权衡,应选前者才是。可他选了后者。
听朋友建议做“介入”,一针没了命
我的儿子,有个朋友37岁,得肾癌多年,一直吃中草药,都太平无事。一天,听一亲戚说,有种叫“打介入”的治疗方法是新技术,治癌症很有效,上海有位医生做这种治疗特好,建议他去治疗。于是,这朋友去了上海,做了“介入”后,只十多天,就死了。一个建议送了命。“介入”是否是新技术,姑且不说,十几年前就听说在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是没有几个给治好的。因为价格高,有人就想用这技术赚钱,于是广招医托,诱人上钩。这朋友的亲戚是否是个医托倒很难说,但他的话确实送了一个人的命却是个事实。
“介入”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据说 据说一种药水注入生癌的部位使之固化,这个癌就不再随意增大了。这种设想我认为大概也是外科医生想出来的,也与用手术切除“异曲同工”。不过,我所见到的好几个患者,都是做“介入”后死的。我的朋友程正风,70岁,五年前据说是检查患了肝癌,因很小,就马上做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很顺利。这次复发就做化疗,就一天不如一天,没几个月,医生说给做“介入”,就卧床不起了你我的朋友徐长寿,50多岁,在上海做了“介入”,医生告诉他,做了“介入”后,肝中的肿块会慢慢缩小,以后便可以做手术把肿块切除,肿癌就好了。而且,医生还告诉他,有一个学生在温州,做手术的能力比自己更好,到温州可以找他的学生做手术。徐长寿回温后,我去看望他,精神还可以的,但不到一个月,腹水很快多起来,没多久就在医院里去世了。我想医生用了“介入”又嘱他回温做手术,实际就是送终的意思了。该赚的钱已经赚来,说学生比自己技术更好,只是为了不让患者死于自己之手而已。我认为,就技术而言,“介入”是一种“先进”(也就是比以前的技术后出生)技术,但是,拿它来做医学治疗使用,必须小心。死于“介入”的已经不少,现在应该对做“介入”的医生进行一次追踪调查,统计他治疗过的患者,到底有几个是活的。这样,就可以判断“介入”好用不好用。这个调查方法,在西方很行,在我国却行不起来。道理何在?读者自己揣摩。
盲目相信医生的话出大毛病
我有个病人叫李牛仔,只60多岁,身体本来都很好。据说经CT检查后说他得了肝癌。医生还认为应该做肝穿刺活检确诊。第一次穿没检到癌细胞,再做第二次,但仍检不到。医生又说,这样不只能做介入了。他的几个儿子都不懂什么叫介入,就点头答应了。介入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儿子们给签了字。现代医院里碰到这样的治疗都要家属先签字,也就是出什么问题自己负责。家属不懂也不问个清楚,就糊里糊涂签字了。其实,当时家属只要问介入的药水注射在什么地方,一句话就会使医生原形毕露。因为,既然穿刺找不着癌细胞,介入的药水又如何准确地注入癌肿块中呢?可见医生说做介入不是治病,而是为挣钱。医生做了介入后,活龙活的李牛仔就瘫了。我诊治几次后,觉得他的舌苔腻滑没改变,告诉家属无能为力。
医生讲不出病因,一个念头救了命
2009年8月29日去吴锡铭家,讲到白血病,锡铭就来了兴致,他说在乌牛有个17岁的孩子得白血病,被某草药医生治好已经两年,但孩子所在的学校校医,总是认为还需要做化疗才能除根,逼着孩子去做化疗。孩子去做化疗,不到半个月就死了。校医是出于好心,但他为什么不知道化疗会杀人。化疗之所以能杀人,是因为人们所听到的是媒体不断的误导,而不是正确的报道。美国在70年代已经宣布,癌症治疗失败,也就是说明用切除、化疗、放疗的方法治癌症已经失败,但没有认真的宣传,没有成为常识。为什么?因为,这种治癌的方法,在社会上,已经成了一部巨大的现实机器。从高级的研究人员,包括药物研究人员(也就是研究如何制药杀死病毒),到低级的药物推销商、医生和护士,全世界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成为这台机器的组成者,靠着给癌症病人送命过日子的。如果全面否定社会就不能稳定了。更是使人不知道的,是这台机器的实际指挥官——制药业,它也是社会的需要。
吴锡铭把自己的白血病治好后,有人知道了,就找他治疗。他说中医的治疗方法因人而异,叫做辨证论治,自己一点也不懂,无法给人开方。他就介绍给自己的亲家翁。他的亲戚姓王,在温州蒲鞋市开草药店的,17个白血病病人,他治好了13个。我说,这么讲可以得诺贝尔奖了。可惜的是这位王先生没多文化,没有任何记录。我相信他的治疗效果,虽然没有记录,而且,拿他自己来说,也稀里糊涂,为什么能治好,也说不清楚。我认为我们受西医的长期影响,总是把白血病视为不治是错误的。因为,整个西医医学的方向错了,那么,必然有很多结论性的错误。将来的事实一定会揭露这些问题。
他指着房间里坐着的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那死者就是他的表兄嫂。因得白血病,叫老王开药,其老公天天煎药把妻子伺候好了,也去医院里做了骨穿,证明幼稚白细胞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有一天感冒发热,到医院检查白细胞升高,医生因他已患过白血病,就认为这是复发,嘱他去医院做化疗,不到两个星期,就给“化”死了。现在很多人过分地相信医生,自己什么都不懂,确实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平时要学一点医学知识,尤其是这些医学界非主流派的看法。因为,主流派搞的是一种市场手法,真真假假分不清的,只有通过对比,根据不同的意见,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吴锡铭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他同一村子的一个17岁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因吃中草药治愈,血检已经正常。他的校医认为一定要去做化疗才能断根,于是这孩子去做化疗,一周后便死于医院。这孩子三代单传,他父母当场晕倒在医院里。校医没任何根据说做化疗会使白血病断根,为什么要一个已经痊愈的人去做化疗呢?其实校医是出于好心。但是校医自己没搞过化疗,也不知道化疗死人的事实,他之所以说化疗除根无非来自媒体或传说。把媒体或传说的东西当作事实,使别人送了性命不是很可悲的吗?而这种可悲情况是由医师产生出来的,说明医学教育的糟糕。糟就糟在没有让学生明白医疗的两面性:可以救人性命;也可能送人性命。他们做了医生后,才不知道医疗的危险。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亲戚在医院里当化疗医师,他问那亲戚说,假使你的家属得癌症,你做不做化疗。他说:不做。那朋友问:那为什么你给别人做?答:如果我不做,病人死了,家属就可能说我是因为不给做化疗才把病人治死了,打起官司,法官也不懂到底是做好或不做好,那时候就麻烦了。这说明,一种错误的治疗方法,一旦被人视作为常识,那就可能越来越糟。
一念之错,三代单传真的“断了根”
有很多人死于白血病,而且,不是因白血病死的,而是因被命名为白血病后,由于过重的思想负担,加上错误的治疗——化疗、放疗而死的。我认为,人们必须懂得这个道理:现代医学治疗白血病的方法,完全是一种假说,并非真正的、实打实的科学。所有的患者只不过是这种假说实验祭坛上的试验品而已。吴锡铭告诉我在他得病之前,邻村一17岁男孩得白血病,这孩子三代单传(也就是三代都是独生男孩)在一医化疗后,其父请来两位住在南京夫子庙的中医专门为他儿子治病,用了中草药单方,真的给治好了,已经上学。但一医的医生几次打电话一定要他再做化疗,说经过化疗后才能“除根”。南京的中医知道后,就要求原来的介绍人劝阻孩子的父亲,但孩子的父亲不坚定,惑于医师的“断根”之说,没听劝告。这孩子去医院做了两次化疗就死在医院里了。孩子的父亲进院领尸,当场晕倒在医院里。
医师以“断根”来诱骗患者家属极不道德,他难道不知道化疗的危险?我问过一位化疗医师,假设他的家属得癌症,他会不会叫他们做化疗。他说,不会。我说:“哪你为什么不劝阻别人做化疗。”他回答很坦率:“如果我不给别人做化疗,假使病人死了,就可能控告我不负责,会吃官司。”这正如邹纪平说的“现代人浸泡在西方医学制造的大量垃圾理论环境中,受商业功利气味中毒太深,导致我们在医学方面知识的智慧大幅度退化,普遍丧失了在人体中正常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这方面变傻了。譬如像疾病这样最基础的简单问题,我们的智商已经愚昧到指鹿为马的颠倒黑白的程度。”这才会发生上述的“断根”之说。病已经治好了,还要断什么根呢?
癌症治疗的选择是生与死的抉择
美国自70年代宣布癌症治疗失败后,人们已经逐渐把治癌的希望转向自然疗法,那是因为他们的媒体和出版物,可以公开发表不同的研究结果和提出不同的主张,即使已经立法的也可以反对。尽管西方也有学阀,也会利用权威或权力进行干预。但为利益做这种把戏的,很快就会被捅破。因此,改正得也快。例如西方在70年代宣布癌症治疗失败后,1995年就见到癌症的死亡率下降。也就是说,仅隔15年,成果就出来了。1998年,哈佛医学院调查,正规医院的治疗费收入,已经低于替代性医疗机构的治疗费收入。这说明,主流医学已经被人们逐渐唾弃,不能维持原来的声誉了。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正规医院治疗费是可以报销的,而替代性医疗机构的治疗费是不能报销的。为什么人们宁可自己掏钱治病而不愿意报销呢?道理就在于医疗并不是治不好就没关系,而是一种危险行为,治不好就是治错了,治错了就可能存在生命健康的危险。
路上遇见小康说金孟雄去世了。小康是我小学同学,读初中时他与我的哥哥同学。金孟雄也是同一个班级的。我认识金孟雄那时他还没有退休,大概在做计委主任吧。退休后他在市人大当科教文委员会主任。我那时己研究好汉字编码的规律,想找他支持,因此认识了。但编码事关语言文字,涉及国家大事,一个小小的市教科文主任是没什么用的。有一次是他腰腿痛叫我出诊,才逐渐有往来,但次数也不多。其时他已很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的。
小康说金孟雄在人大任教科文委员会任主任的时候,他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孟雄体检后闻得肝癌,直言直语毫无顾忌,很爽直地告知所有的同事,此后,就不再工作在家休息了。有一次小康到人大办事找金孟雄,同事们告诉他说:“金孟雄这次体检,检出得了肝癌,快要死了。”小康听了很吃惊,但金孟雄自己对待得肝癌心情却很平淡,不惊恐也不隐瞒,并一直在吃灵芝。据说他的肝肿块逐渐缩小,三年后消失了。这次死亡不是死于癌症而是心脏病。那天孟雄上厕后突然感到很不舒服,他妻子便扶他坐到椅子上想倒点开水给他喝,岂知回过头一看,孟雄的手和头都垂下来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孟雄之所以能安安静静地离世,我相信不仅得益于他没有做手术和化疗,更重要的是有正确的生死观,安然地接受死亡。
金孟雄服用的灵芝是现在药店里配方用的,很便宜,每公斤只要几十元。现在市场上的抗癌破壁灵芝孢子粉,据说买得很贵。没套上胶囊的要数千元,如果套上胶囊,就要翻几翻了。但药效有如此的数百倍高吗?我想不见得。要是得肝癌的是穷人,那可吃不起了。不过,作为商品,是需要宣传的。宣传要配合广告,付出一大笔广告费,加上商业利润就多起来了。
有人一定会问:破壁灵芝孢子能否治癌?
我对灵芝治肝癌是持保留意见的。不过,从实践和药物的性能来看,它可能对某些人会有一点作用是肯定的。以中医的观点,灵芝温补,对劳累得病的人有补益的好处。它之所以能治的肝癌也只能局限于这些因劳累得病而且是偏寒性的人才有效,如果是气郁又偏热性的,或湿盛者一定不适合。
癌症治疗有效的原因不止是药对证的关系,一重要因素是心理上的稳定。我想,如果金孟雄心理上极端害怕,那么此药即使对证,也不能消除他所患的癌肿。所以,治癌先治心,这很重要。现在,利用病人心理恐惧制造恐吓,迫使很多人破产求医。假设医学真的能帮得上忙,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可以这么认为,医学实际所知甚少,而且被市场所利用。医学走的是一条与使人健康相反的路,因此,许多人才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这是医学的堕落,医生的堕落。医院和医生都必须直面临终,不能发死难财。
(以上资料摘自艾宁:《问中医几度秋凉》第24~27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2月)

我在《**论坛》上发表了《医学理念》后,点击的很多(64000多),可见理念的重要。医学如果没有理念,也就没有了方向:瞎子打拳——乱来!看看评论,反对者几乎都三言两语,没有说理由的。我喜欢听反对的话。但这样的评论对我来说,太不过瘾。有的人甚至说我,今后生病了不要去医院。生病必须去医院好像成为必然。其实,他不知道,小病小痛还是不去为好。其一是生命能自我维护,相信生命比相信医生要好;其二是现在的医院或医生已经不能信赖,医生治病如果说不出病因,你就千万别用药。至于,大病大痛,别以为这些医生能治疗,还不是瞎子打拳吗?
我是个做医生的,自己懂得如何对待疾病。我取得了很多的亲戚和朋友的信任,并不是因为我是从某某医科大学毕业的,或者是某大医院的主任,或当了某方面的专家,或是因为卫生部门发给了我一个行医许可,而是靠医疗上的成就,把得病的人治好了。自己生病不用说是自己治,家里人孩子亲人也不放心交代别人去治。因为,我对现代医学十分了解。现代医学的医生对自己也很了解,知道自己治不了什么病,这才会把自己的亲人送给别人去治。分科的西医可以有理由把亲人交给别人治疗,那是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极其狭窄,而中医的我就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说明什么?是自己不相信自己,那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你?
我又是研究生命的,我在呼吁别人不要把生命健康交给不懂生命的医生,我岂会自己把它交给这些不懂生命的医生?穿白衣的黑良心,似乎已经在一部分人心里发芽生根。这不是我想污蔑穿白衣服的。我自己是医生,也同样穿白衣服,我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对穿白衣服的树起大拇指。但现实却确实使人不满意。国外医院的医生有像我们这样收红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