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方舟子对待中医的异同

钱学森与方舟子对待中医的异同
作者:王世保



钱学森是现代著名的科学家,方舟子则是一位积极的科普作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也都对非科学的中医表现了积极的兴趣。如果从科技贡献的角度而言,他们本没有可比性,方舟子显然不可与钱学森同日而语;但如果从他们对中医的态度来看,则具有了明显的可比性,因为他们都是中医的外行,在理解中医理论及其发展方向的水平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因各自的情感趋向和知识结构对中医所表现的态度有所差异。
我们知道钱学森与方舟子是科学文化中两个不同领域的代表,他们各自对待中医的态度和观点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科技界对待中医的态度。因此,就钱学森与方舟子对待中医态度的异同进行剖析,可以帮助世人看清中医在现代遭受来自科技界的两种不同的伤害方式,继而推动中医学界自觉地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抵御来自科技界热心的误导。

一、钱学森与方舟子对待中医的异:包容与否定排斥



钱学森:西方医学之短,恰恰为中医学所长。中医学立足于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和多种药物与非药物防治之法,无论是现代难治病,还是康复保健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方舟子:中医做为一个辩证的玄学系统,表面上尽善尽美,总体上无法加以否证(不排除对特例的否证),也就缺乏自我改善的能力,只能靠外来的力量扬弃。如果不是现代科学,我们大概还在相信中医的许多谬说。
与方舟子相比,钱学森有着更加广阔的知识视野和统摄能力,这决定了他要比方舟子在一些知识领域更具有包容心。因此,同是科技领域里的工作者,钱学森对中医表现出了包容和同情。他不仅认识到西医的不足和日益面临的困境,也认识到中医自己独特的长处和优势。但他对于中西医比较的认知也仅限于表象,并没有深入到各自内在的原理乃至上升到东西文化层面的本质差异上去进行把握,这就使得钱学森即使看到西医的不足最终还是要中医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我们知道西医在近代正是基于日益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和数学等学科)之上才摆脱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和臆想的状态,走上了实验医学的发展路线。这就是说西医的内在原理和根基就是现代科技理论,那么西医的不足和困境也正是现代科技对人体认识的不足和困境。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中医还需要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这样一个对人体认识有着根本缺陷的现代科技之上吗?我个人认为钱学森能够对中医持着一种赞赏的眼光源于他广阔的知识视野,但他仍然要让中医把根基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则源于其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仰。在钱的自我意识里,中医有着一小块自留地,但是它必须臣服于现代科技,接受来自现代科技的改造。
与钱学森不同的是,方舟子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将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表现得一露无遗。方舟子认为中医应属于中国文化中的玄学部分,根本不是科学,这种对中医的文化归属本身并没有错,中医的确与西方现代科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他基于唯科学主义的信仰,对非科学的认知途径进行大加贬低和诋毁,却是唯科学主义的独断与狭隘的表现。他的这种贬低中医认知有效性的态度无视人类认识论的多样化,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贬低。
方舟子贬低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事实上也是他自身知识视野狭隘的体现。方先生是一位积极的科普作家,笃信西方文化中的现代科技。他知道西医和现代科技是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往往就从西方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把中医纳入这个异质的逻辑发生序列进行认知。然而,这种认识造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错误结果,那就是把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中医归于象古希腊医学那样的前现代医学,继而要让西医和现代科技对其进行替代性的扬弃。无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笃信现代科技对自然认知路径的唯一性,这就是方舟子否定中医的症结之所在。
钱学森和方舟子分别代表了科技界对待中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包容与直接否定。然而,只要我们再深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科技界人士对待中医态度的不同只是一种表象,他们本质上还是以唯科学主义的信仰对中医持着否定的态度,只不过一个表现的激进,一个表现的温和一些而已!

二、钱学森与方舟子对待中医的同:科学化与“废医验药”



钱学森:大家都说用多学科来发展中医,也就是让中医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发展中医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
方舟子:我虽然主张废弃中医理论体系,但是并不主张完全废弃中药和中医的疗法,只不过是希望对后者进行科学的检验、挖掘,保留其合理的成分。所以并不意味着就废弃了中医,而是希望改造中医,让中医科学化、现代化。
钱学森与方舟子对科技发展的贡献虽然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是科学主义的信奉者,这就决定了他们认识中医的角度和对待中医发展的最终见解上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即他们都是以西医和现代科技为最高的理论标准去认识中医、去要求中医科学化。
钱学森只是一位科学家,他在科学哲学以及整个哲学领域却是陌生者,这使得他难以深入中医和现代科技的原理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比如,他把中医看作一种“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这就混淆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医学在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上的本质差异。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确是一种“思辨式的论述”,这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开始,是一种对自然进行简单地思辨式的理性认知。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比,古希腊自然哲学具有明显的思辨式的臆想的特征。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相比,中医学理论却是建立在中国古人对自然和人体进行直觉类比的认知基础上的,它有着牢固的天文和物候观察的根基,本是唯象的理论。而现代科学理论虽然用主观的理性解构-建构的实验方法摆脱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主观臆想,却没有失去思辨的理性特征,其思维是逻辑思维,其理论形态是思辨的概念体系,现代科技理论体系根本不具有唯象理论的表达功能。显然,钱学森要让根本不具有表象功能的现代科技去把本是唯象理论的中医改造成“唯象理论”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多余之举。
钱学森虽然对中医表现出了直接的包容,却用现代科技对其进行了间接地否定。方舟子就没有钱学森那么含蓄,而是直接否定了中医理论。面对中药存在着不可置疑的疗效的事实,方先生秉承了其祖师余云岫的“曲线废医”的做法,那就是“废医验药”,用现代科技理论去发掘中药的有效成分,让中医药走上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中医在自己漫长的发展史中,由单方到复方是质的飞跃,它是中医从自发的无意识用药阶段发展到自觉地理论指导用药阶段的标志。医疗实践证明: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复方用药对病症更具有针对性,治疗病症范围更加广泛,也更加有效。否定中医理论在临床疗效上的决定性作用,无疑就是把中医还原到凭经验单方治病的原始阶段。没有了中医理论指导,中药就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草根树皮。方舟子要求“废医验药”的做法本质上是在否定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对中药理论的进一步替代性的废弃,中医的治疗经验只能被现代科技还原成几个有效的现代化学药物,这就是中医药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最终结局。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钱学森提倡的用现代科技去改造中医理论,还是方舟子要求的“废医验药”,现代科技界主导的中医现代化都会把中医中药替代性地还原成西医西药,中医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医的消亡。由于中医科学化打着中医现代化的幌子,并由那些同情和包容中医的科技界人士提出和推动,也就更加具有诱惑性和危害性。无疑,我们要想振兴中医,在批驳废医论的同时,更加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批判和清算来自象钱学森这类科技界人士的误导言论,避免余云岫“曲线废医”的梦想在我们这一代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