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学派
2008-05-10 17:46 2楼
汇通,汇指汇聚,通指沟通、贯通。汇通学派,指从事中医学与西方医学进行汇聚而相互沟通研究工作的医家构成的医学流派。晚清著名医家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二卷,提出中西汇通的概念,任应秋先生于《中医各家学说》四版教材,首列汇通学派一章,将汇通学派作为中医学术流派之一。这些医家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将中医与西医之理进行比较、沟通,并尝试建立中西医融汇沟通的医学理论,以指导临床实际工作。
西方医学传人中国,约始于明朝,明代万历(公元1573-1619)年间,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eci)著《西国记法》传人中国,该书中有一部分是论述神经学的知识,这应当是西方医学知识传人中国的第一部著作。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有日耳曼人邓玉函(Jo-harmTettetius)来中国澳门,作解剖术;,后又译著《人体说概》二卷。天启二年(公元1622
年),又有意大利人罗雅谷(DieqoRho)来华,经过绛州、开封、北京,译著《人身图说》。
其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来华,如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来华的艾儒略(JulioAleni)所著的《性学桷述》(桷,音cd)、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来华的高一志,又名王丰肃(AlpnosoVaqnoni)所著的《空际格致》、万历四十一年到北京的毕方济(FranciscoSambia·50)所著的《灵言蠡勺》、天启二年来北京的汤若望(JohanmAbamSehallVonBell)所著的《主制群征》等,虽然都不是医学专著,但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医学。
这些历史资料表明,明代之际,西方古代医学知识已经渗透到中国,但由于西方的古代医学知识与中国医学比较,尚为逊色,因此对中医学的学术影响不大,仅仅在清代一些中医学著作中收集了一些西方古代医学的资料,以充实中医学,对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无甚影响。如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王学权的《重庆堂随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书中,均有少量西方医学的一些内容。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还不能说建立或形成了中西汇通学派,只能说是接受西说而已。例如明末清初医家汪昂,字诩庵,曾著有《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素灵类纂》等书。其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曾说:“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不经先生道破,人皆习焉而不察也。”这段文字中提及金正希,系安徽休宁人,名声,字子骏。据熊开元(金忠节传)言其精通西学,率弟子奉泰西之学。与他同乡的叶世寅也曾说:“顾余世治医者,尚希公有脑主记忆之论,为世人所鲜知。”泰西传人的有关医学知识主要是解剖、生理、神经等内容,汪氏引用此观点表明明代末年西方医学已经传人我国并被接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串雅》等著作,在其著作中,亦可以看出,赵氏接受外来之学,包括西方医学的内容,并将其归纳在他的中药学著作中。但赵氏所接受的西方医学内容主要是药物的内容,尤其是收录了康熙时来华的石振铎(PetrusPinuela.O.F.M)所译著的《本草补》一书中的西方药物内容。而王士雄的曾祖父王学权,十分重视医学研究,博览大量医书,著有《重庆堂随笔》二卷,书中对传人我国的西方医学著作《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曾加以评价,他说:“《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书,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有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皮里春秋,古成语,原称“皮里阳秋”,言人表面不作评论,内心有所褒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二部著作有其可信之处,又有不足之处,应当分析地阅读,不可盲从。但王学权提出其“足补华人所未逮”,表明其对西方医学已经接受。清代另有名医王清任,曾历时40年,研究人身脏腑,亲自解剖和观察尸体,著成《医林改错》一书,书中论述有关脏腑形象的文字,并绘制成图,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冲破习俗,勇于实践是难得的。但其为何对人体脏腑的解剖有如此兴趣?受何影响?范行准先生在《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王清任传》中推测:“余尝疑清任之奋兴访验脏腑真象,由金声知识记忆在脑一语所引起,故《改错》记述脑髓说,尤为卓拔。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自少壮逮于黄发,栖迟秽地刑场,与夫访问秋官,终成不朽之业,虽云受西医影响,而得知何害。”范氏之推测有其道理,因在王清任生活的乾隆年间,罗雅谷的《人身图说》、邓玉函的《人身说概》在京城已可见到,王清任生活于京城,西说可能会影响到王氏,以至使其终生致力生理解剖的研究,作了一份很有创造性的工作。
与王清任同一时代,又有医家王宏翰,字惠源,号浩然子,为天主教徒,对西方医学进行研究。由于其为天主教徒,对西方文化知识加以接受,如艾儒略的《性学桷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书,对其医学有很大影响。鉴于其对中医学与西方古代医学均有研究,故力图加以比较,著有《医学原始》4卷,以阐明其观点。西方医学以水、风(气)、火、土四元说为其哲理基础,中医学则倡导五行说,王宏翰则用阴阳太极之说想将二者统一起来,但其解释分析并未被后人所接受,汇而未通。虽然如此,他的这种从中西方医学理论基础人手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此外,王氏还从胚胎学角度阐发命门学说,他引证(难经》及明代医家张介宾、赵献可等人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为立命之门的观点,并从人体生命形成过程的胚胎学加以解释,虽然这仅是一种假说,但却频有见解。
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尚处在初级阶段,仅有个别学者和一些散在的医学著作由西方传人中国,而且多为西方传统医学和初步的解剖、生理、药物知识,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的一些医家一方面接受西方医学的知识,想充实与发展中医学,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医家力图对二者进行比较。但尚未构成一个流派。
在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后,西方的经济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随之西方医学也加快了向中国的传播。英国医生合信氏(Hobson)于公元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这些书中的内容,较明代传人的诸书在内容上有很大进步,与现代西医学的内容基本一致,仅仅是较粗浅而已,故其影响亦较大,流行较广,被更多的中医学家所器重,至使一些医家想从汇通的角度发展中医学。这时的代表医家有朱沛文、唐宗海等。
晚清医家朱沛文,宇少廉,又字绍溪,广东佛山人。其在学习中医期间,不仅阅读西方医书,而且亲自去医院看解剖与手术,在此基础上,对两种医学进行比较,著有《华洋脏象约纂》4卷,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华洋脏象约纂·自叙》中说:”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方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即西医是在人体实体解剖、分析基础上形成的,故对“物”的认识有优势;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综合分析、辩证思维的“理”的研究,故在研究“理”的方面有优势。这一认识是客观的。但同时朱氏又认为两种医学各有利弊,因此在同一文章中朱氏又说:“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表明朱氏已有汇通两种医学的设想。在《华洋脏象约纂》中,他强调中西医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比如西医对脑的认识较详细深入,而中医治脑的病变多从肾人手,且治疗多有疗效。朱氏则认为尽管从生理解剖角度而言,对脑的认识西医优于中医,但从治疗角度而言,应当保持中医的学说。而对于中西医认识有较大差异不能汇通者,朱氏认为亦不可强求汇通。例如中医认为脾统血,西医亦认为脾与皿液有密切关系,西医之论有助于中医脾统血作用的阐发,则可以汇通而言之。但中医认为脾为胃行津液等等,又为西医所没有,二者不能汇通则不可强求,亦不能因此否定中医这一理论。朱氏以临床为准则的中西医汇通观点,其意在于强调发展中医学,使之不断科学化,是有其客观、科学的—面的。除此之外,朱氏还纠正了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一些解剖方面的错误认识。
清末至民国初年主张汇通中西医的另一位医家是唐宗海。唐氏首先提出“汇通”一词,见于其所著之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其中西汇通的基本观点是:中医与西医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各有其理论体系,但它们的义理有很多是一致的,因此唐氏多从文字上加以比附,加以汇通,从个人对其文字的理解进行分析,因此其汇通的观点较为浅薄,难被后人接受。但唐氏汇通的另一观点,强调汇通应以中医为主,有重中轻西、厚古薄今的倾向,实际在名义上进行中西汇通,但汇而未通,故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并无深远影响,远不及其所著《血证论》对血证的阐发被后世所称赞。
民国时期,由于西医的大量传人,至使一些人盲目崇尚西医,对中医学采取排斥、消灭的观点,尽其诋毁之能事。此以余云岫等为代表。余氏著《灵素商兑》,认为《灵枢》《素问》是中医理论之奠基,故著书大加批驳,以求从根本上否定中医。同时,当时的政府又欲实施废止中医的方案。这时,中医界一些人士,为发展中医,亦提出了改革中医、发展中医的途径,强调中西医汇通。此以恽树珏、陆彭年为代表。而在恽、陆二氏之前,又有张锡纯,并不是为了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抗争,而是从临床实际出发,为提高疗效,采用中西汇通的方法。这三位医家,可称为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与中坚。
张锡纯,字寿甫,清末民国初期人,其代表著作为《医学衷中参西录》,强调从理论到临床都应衷中参西。他认为中医之理包含西医之理,因此,在理论上的衷中参西,即以中医为主体,参照西医之说,进行文字上的比附而已。这种汇通的结果,亦如唐宗海,难以深入。但是,张氏在临床上的衷中参西,在病理方面能结合西医者,只要不与中医相悖逆,则根据自己的认识加以结合。比如,对于中风,张氏则结合脑出血的病名。在治疗方面,张氏亦主张以中药为主,但对西药的应用亦不排斥,认为只要二者不相干扰或影响,就可以同时应用。比如对中风,张氏创立了著名的镇肝熄风汤;又如对于发热病证,张氏选择石膏与阿斯匹林同用等,开创了中西药并用之先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恽树珏,字铁樵,江苏武县人。他为了维护中医的发展,与余云岫等人的反中医思潮抗争,提出了改进中医说。恽氏认为改进中医应从中医自身做起,主张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等知识,来深化中医,提高中医理论,尤其是应从《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框架人手,加以发扬。其针对余氏否定《内经》的观点,提出不能废除《内经》。恽氏从维护中医角度倡导中西医汇通,注重《内经》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陆彭年,字渊雷,为了批驳余云岫等人反对中医的主张,维护中医学术,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主张。陆氏认为中医有很好的疗效,证明中医中有着科学的实理,要发展中医,不仅要整理提高中医知识,而且要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对中医进行研究。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具体方法,陆氏则强调应以现代西医知识为主体,以阐发中医学术,能用西医解释者,则以西医代替,不能用西医解释者,则根据西医以否定之。所以,陆氏的中西汇通思想,实际上足以西医理沦为主体来评价中医本身,通过大量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总之,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接受西说到中西汇通的过程、在清代以前,基本上足以接受西说为主,清末民国初唐宗海首先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概念,民国以降,一方面是西方医学的涌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反对中医的思潮,以张锡纯、陆彭年、恽树珏为代表的一批医家,主张中西医之间从理论到临床进行汇通。他们有的接受西说以充实中医,有的对中西医相互比附以汇通,有的主张中医科学化,有的在临床上中西医并用。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西医学发展的水平,汇而不通的结果是必然的。但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40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中西医结合不能与汇通学派相提并沦,但可以证明,保持中医优势,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知识,来研究中医学,会使中医学向着现代化目标前进。
西方医学传人中国,约始于明朝,明代万历(公元1573-1619)年间,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eci)著《西国记法》传人中国,该书中有一部分是论述神经学的知识,这应当是西方医学知识传人中国的第一部著作。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有日耳曼人邓玉函(Jo-harmTettetius)来中国澳门,作解剖术;,后又译著《人体说概》二卷。天启二年(公元1622
年),又有意大利人罗雅谷(DieqoRho)来华,经过绛州、开封、北京,译著《人身图说》。
其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来华,如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来华的艾儒略(JulioAleni)所著的《性学桷述》(桷,音cd)、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来华的高一志,又名王丰肃(AlpnosoVaqnoni)所著的《空际格致》、万历四十一年到北京的毕方济(FranciscoSambia·50)所著的《灵言蠡勺》、天启二年来北京的汤若望(JohanmAbamSehallVonBell)所著的《主制群征》等,虽然都不是医学专著,但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医学。
这些历史资料表明,明代之际,西方古代医学知识已经渗透到中国,但由于西方的古代医学知识与中国医学比较,尚为逊色,因此对中医学的学术影响不大,仅仅在清代一些中医学著作中收集了一些西方古代医学的资料,以充实中医学,对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无甚影响。如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王学权的《重庆堂随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书中,均有少量西方医学的一些内容。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还不能说建立或形成了中西汇通学派,只能说是接受西说而已。例如明末清初医家汪昂,字诩庵,曾著有《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素灵类纂》等书。其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曾说:“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不经先生道破,人皆习焉而不察也。”这段文字中提及金正希,系安徽休宁人,名声,字子骏。据熊开元(金忠节传)言其精通西学,率弟子奉泰西之学。与他同乡的叶世寅也曾说:“顾余世治医者,尚希公有脑主记忆之论,为世人所鲜知。”泰西传人的有关医学知识主要是解剖、生理、神经等内容,汪氏引用此观点表明明代末年西方医学已经传人我国并被接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串雅》等著作,在其著作中,亦可以看出,赵氏接受外来之学,包括西方医学的内容,并将其归纳在他的中药学著作中。但赵氏所接受的西方医学内容主要是药物的内容,尤其是收录了康熙时来华的石振铎(PetrusPinuela.O.F.M)所译著的《本草补》一书中的西方药物内容。而王士雄的曾祖父王学权,十分重视医学研究,博览大量医书,著有《重庆堂随笔》二卷,书中对传人我国的西方医学著作《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曾加以评价,他说:“《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书,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有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皮里春秋,古成语,原称“皮里阳秋”,言人表面不作评论,内心有所褒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二部著作有其可信之处,又有不足之处,应当分析地阅读,不可盲从。但王学权提出其“足补华人所未逮”,表明其对西方医学已经接受。清代另有名医王清任,曾历时40年,研究人身脏腑,亲自解剖和观察尸体,著成《医林改错》一书,书中论述有关脏腑形象的文字,并绘制成图,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冲破习俗,勇于实践是难得的。但其为何对人体脏腑的解剖有如此兴趣?受何影响?范行准先生在《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王清任传》中推测:“余尝疑清任之奋兴访验脏腑真象,由金声知识记忆在脑一语所引起,故《改错》记述脑髓说,尤为卓拔。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自少壮逮于黄发,栖迟秽地刑场,与夫访问秋官,终成不朽之业,虽云受西医影响,而得知何害。”范氏之推测有其道理,因在王清任生活的乾隆年间,罗雅谷的《人身图说》、邓玉函的《人身说概》在京城已可见到,王清任生活于京城,西说可能会影响到王氏,以至使其终生致力生理解剖的研究,作了一份很有创造性的工作。
与王清任同一时代,又有医家王宏翰,字惠源,号浩然子,为天主教徒,对西方医学进行研究。由于其为天主教徒,对西方文化知识加以接受,如艾儒略的《性学桷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书,对其医学有很大影响。鉴于其对中医学与西方古代医学均有研究,故力图加以比较,著有《医学原始》4卷,以阐明其观点。西方医学以水、风(气)、火、土四元说为其哲理基础,中医学则倡导五行说,王宏翰则用阴阳太极之说想将二者统一起来,但其解释分析并未被后人所接受,汇而未通。虽然如此,他的这种从中西方医学理论基础人手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此外,王氏还从胚胎学角度阐发命门学说,他引证(难经》及明代医家张介宾、赵献可等人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为立命之门的观点,并从人体生命形成过程的胚胎学加以解释,虽然这仅是一种假说,但却频有见解。
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尚处在初级阶段,仅有个别学者和一些散在的医学著作由西方传人中国,而且多为西方传统医学和初步的解剖、生理、药物知识,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的一些医家一方面接受西方医学的知识,想充实与发展中医学,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医家力图对二者进行比较。但尚未构成一个流派。
在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后,西方的经济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随之西方医学也加快了向中国的传播。英国医生合信氏(Hobson)于公元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这些书中的内容,较明代传人的诸书在内容上有很大进步,与现代西医学的内容基本一致,仅仅是较粗浅而已,故其影响亦较大,流行较广,被更多的中医学家所器重,至使一些医家想从汇通的角度发展中医学。这时的代表医家有朱沛文、唐宗海等。
晚清医家朱沛文,宇少廉,又字绍溪,广东佛山人。其在学习中医期间,不仅阅读西方医书,而且亲自去医院看解剖与手术,在此基础上,对两种医学进行比较,著有《华洋脏象约纂》4卷,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华洋脏象约纂·自叙》中说:”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方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即西医是在人体实体解剖、分析基础上形成的,故对“物”的认识有优势;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综合分析、辩证思维的“理”的研究,故在研究“理”的方面有优势。这一认识是客观的。但同时朱氏又认为两种医学各有利弊,因此在同一文章中朱氏又说:“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表明朱氏已有汇通两种医学的设想。在《华洋脏象约纂》中,他强调中西医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比如西医对脑的认识较详细深入,而中医治脑的病变多从肾人手,且治疗多有疗效。朱氏则认为尽管从生理解剖角度而言,对脑的认识西医优于中医,但从治疗角度而言,应当保持中医的学说。而对于中西医认识有较大差异不能汇通者,朱氏认为亦不可强求汇通。例如中医认为脾统血,西医亦认为脾与皿液有密切关系,西医之论有助于中医脾统血作用的阐发,则可以汇通而言之。但中医认为脾为胃行津液等等,又为西医所没有,二者不能汇通则不可强求,亦不能因此否定中医这一理论。朱氏以临床为准则的中西医汇通观点,其意在于强调发展中医学,使之不断科学化,是有其客观、科学的—面的。除此之外,朱氏还纠正了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一些解剖方面的错误认识。
清末至民国初年主张汇通中西医的另一位医家是唐宗海。唐氏首先提出“汇通”一词,见于其所著之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其中西汇通的基本观点是:中医与西医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各有其理论体系,但它们的义理有很多是一致的,因此唐氏多从文字上加以比附,加以汇通,从个人对其文字的理解进行分析,因此其汇通的观点较为浅薄,难被后人接受。但唐氏汇通的另一观点,强调汇通应以中医为主,有重中轻西、厚古薄今的倾向,实际在名义上进行中西汇通,但汇而未通,故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并无深远影响,远不及其所著《血证论》对血证的阐发被后世所称赞。
民国时期,由于西医的大量传人,至使一些人盲目崇尚西医,对中医学采取排斥、消灭的观点,尽其诋毁之能事。此以余云岫等为代表。余氏著《灵素商兑》,认为《灵枢》《素问》是中医理论之奠基,故著书大加批驳,以求从根本上否定中医。同时,当时的政府又欲实施废止中医的方案。这时,中医界一些人士,为发展中医,亦提出了改革中医、发展中医的途径,强调中西医汇通。此以恽树珏、陆彭年为代表。而在恽、陆二氏之前,又有张锡纯,并不是为了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抗争,而是从临床实际出发,为提高疗效,采用中西汇通的方法。这三位医家,可称为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与中坚。
张锡纯,字寿甫,清末民国初期人,其代表著作为《医学衷中参西录》,强调从理论到临床都应衷中参西。他认为中医之理包含西医之理,因此,在理论上的衷中参西,即以中医为主体,参照西医之说,进行文字上的比附而已。这种汇通的结果,亦如唐宗海,难以深入。但是,张氏在临床上的衷中参西,在病理方面能结合西医者,只要不与中医相悖逆,则根据自己的认识加以结合。比如,对于中风,张氏则结合脑出血的病名。在治疗方面,张氏亦主张以中药为主,但对西药的应用亦不排斥,认为只要二者不相干扰或影响,就可以同时应用。比如对中风,张氏创立了著名的镇肝熄风汤;又如对于发热病证,张氏选择石膏与阿斯匹林同用等,开创了中西药并用之先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恽树珏,字铁樵,江苏武县人。他为了维护中医的发展,与余云岫等人的反中医思潮抗争,提出了改进中医说。恽氏认为改进中医应从中医自身做起,主张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等知识,来深化中医,提高中医理论,尤其是应从《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框架人手,加以发扬。其针对余氏否定《内经》的观点,提出不能废除《内经》。恽氏从维护中医角度倡导中西医汇通,注重《内经》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陆彭年,字渊雷,为了批驳余云岫等人反对中医的主张,维护中医学术,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主张。陆氏认为中医有很好的疗效,证明中医中有着科学的实理,要发展中医,不仅要整理提高中医知识,而且要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对中医进行研究。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具体方法,陆氏则强调应以现代西医知识为主体,以阐发中医学术,能用西医解释者,则以西医代替,不能用西医解释者,则根据西医以否定之。所以,陆氏的中西汇通思想,实际上足以西医理沦为主体来评价中医本身,通过大量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总之,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接受西说到中西汇通的过程、在清代以前,基本上足以接受西说为主,清末民国初唐宗海首先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概念,民国以降,一方面是西方医学的涌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反对中医的思潮,以张锡纯、陆彭年、恽树珏为代表的一批医家,主张中西医之间从理论到临床进行汇通。他们有的接受西说以充实中医,有的对中西医相互比附以汇通,有的主张中医科学化,有的在临床上中西医并用。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西医学发展的水平,汇而不通的结果是必然的。但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40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中西医结合不能与汇通学派相提并沦,但可以证明,保持中医优势,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知识,来研究中医学,会使中医学向着现代化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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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传人中国,约始于明朝,明代万历(公元1573-1619)年间,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eci)著《西国记法》传人中国,该书中有一部分是论述神经学的知识,这应当是西方医学知识传人中国的第一部著作。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有日耳曼人邓玉函(Jo-harmTettetius)来中国澳门,作解剖术;,后又译著《人体说概》二卷。天启二年(公元1622
年),又有意大利人罗雅谷(DieqoRho)来华,经过绛州、开封、北京,译著《人身图说》。
其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来华,如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来华的艾儒略(JulioAleni)所著的《性学桷述》(桷,音cd)、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来华的高一志,又名王丰肃(AlpnosoVaqnoni)所著的《空际格致》、万历四十一年到北京的毕方济(FranciscoSambia·50)所著的《灵言蠡勺》、天启二年来北京的汤若望(JohanmAbamSehallVonBell)所著的《主制群征》等,虽然都不是医学专著,但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医学。
这些历史资料表明,明代之际,西方古代医学知识已经渗透到中国,但由于西方的古代医学知识与中国医学比较,尚为逊色,因此对中医学的学术影响不大,仅仅在清代一些中医学著作中收集了一些西方古代医学的资料,以充实中医学,对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无甚影响。如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王学权的《重庆堂随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书中,均有少量西方医学的一些内容。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还不能说建立或形成了中西汇通学派,只能说是接受西说而已。例如明末清初医家汪昂,字诩庵,曾著有《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素灵类纂》等书。其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曾说:“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不经先生道破,人皆习焉而不察也。”这段文字中提及金正希,系安徽休宁人,名声,字子骏。据熊开元(金忠节传)言其精通西学,率弟子奉泰西之学。与他同乡的叶世寅也曾说:“顾余世治医者,尚希公有脑主记忆之论,为世人所鲜知。”泰西传人的有关医学知识主要是解剖、生理、神经等内容,汪氏引用此观点表明明代末年西方医学已经传人我国并被接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串雅》等著作,在其著作中,亦可以看出,赵氏接受外来之学,包括西方医学的内容,并将其归纳在他的中药学著作中。但赵氏所接受的西方医学内容主要是药物的内容,尤其是收录了康熙时来华的石振铎(PetrusPinuela.O.F.M)所译著的《本草补》一书中的西方药物内容。而王士雄的曾祖父王学权,十分重视医学研究,博览大量医书,著有《重庆堂随笔》二卷,书中对传人我国的西方医学著作《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曾加以评价,他说:“《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书,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有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皮里春秋,古成语,原称“皮里阳秋”,言人表面不作评论,内心有所褒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二部著作有其可信之处,又有不足之处,应当分析地阅读,不可盲从。但王学权提出其“足补华人所未逮”,表明其对西方医学已经接受。清代另有名医王清任,曾历时40年,研究人身脏腑,亲自解剖和观察尸体,著成《医林改错》一书,书中论述有关脏腑形象的文字,并绘制成图,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冲破习俗,勇于实践是难得的。但其为何对人体脏腑的解剖有如此兴趣?受何影响?范行准先生在《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王清任传》中推测:“余尝疑清任之奋兴访验脏腑真象,由金声知识记忆在脑一语所引起,故《改错》记述脑髓说,尤为卓拔。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自少壮逮于黄发,栖迟秽地刑场,与夫访问秋官,终成不朽之业,虽云受西医影响,而得知何害。”范氏之推测有其道理,因在王清任生活的乾隆年间,罗雅谷的《人身图说》、邓玉函的《人身说概》在京城已可见到,王清任生活于京城,西说可能会影响到王氏,以至使其终生致力生理解剖的研究,作了一份很有创造性的工作。
与王清任同一时代,又有医家王宏翰,字惠源,号浩然子,为天主教徒,对西方医学进行研究。由于其为天主教徒,对西方文化知识加以接受,如艾儒略的《性学桷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书,对其医学有很大影响。鉴于其对中医学与西方古代医学均有研究,故力图加以比较,著有《医学原始》4卷,以阐明其观点。西方医学以水、风(气)、火、土四元说为其哲理基础,中医学则倡导五行说,王宏翰则用阴阳太极之说想将二者统一起来,但其解释分析并未被后人所接受,汇而未通。虽然如此,他的这种从中西方医学理论基础人手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此外,王氏还从胚胎学角度阐发命门学说,他引证(难经》及明代医家张介宾、赵献可等人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为立命之门的观点,并从人体生命形成过程的胚胎学加以解释,虽然这仅是一种假说,但却频有见解。
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尚处在初级阶段,仅有个别学者和一些散在的医学著作由西方传人中国,而且多为西方传统医学和初步的解剖、生理、药物知识,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的一些医家一方面接受西方医学的知识,想充实与发展中医学,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医家力图对二者进行比较。但尚未构成一个流派。
在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后,西方的经济文化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随之西方医学也加快了向中国的传播。英国医生合信氏(Hobson)于公元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这些书中的内容,较明代传人的诸书在内容上有很大进步,与现代西医学的内容基本一致,仅仅是较粗浅而已,故其影响亦较大,流行较广,被更多的中医学家所器重,至使一些医家想从汇通的角度发展中医学。这时的代表医家有朱沛文、唐宗海等。
晚清医家朱沛文,宇少廉,又字绍溪,广东佛山人。其在学习中医期间,不仅阅读西方医书,而且亲自去医院看解剖与手术,在此基础上,对两种医学进行比较,著有《华洋脏象约纂》4卷,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华洋脏象约纂·自叙》中说:”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方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即西医是在人体实体解剖、分析基础上形成的,故对“物”的认识有优势;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综合分析、辩证思维的“理”的研究,故在研究“理”的方面有优势。这一认识是客观的。但同时朱氏又认为两种医学各有利弊,因此在同一文章中朱氏又说:“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表明朱氏已有汇通两种医学的设想。在《华洋脏象约纂》中,他强调中西医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比如西医对脑的认识较详细深入,而中医治脑的病变多从肾人手,且治疗多有疗效。朱氏则认为尽管从生理解剖角度而言,对脑的认识西医优于中医,但从治疗角度而言,应当保持中医的学说。而对于中西医认识有较大差异不能汇通者,朱氏认为亦不可强求汇通。例如中医认为脾统血,西医亦认为脾与皿液有密切关系,西医之论有助于中医脾统血作用的阐发,则可以汇通而言之。但中医认为脾为胃行津液等等,又为西医所没有,二者不能汇通则不可强求,亦不能因此否定中医这一理论。朱氏以临床为准则的中西医汇通观点,其意在于强调发展中医学,使之不断科学化,是有其客观、科学的—面的。除此之外,朱氏还纠正了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一些解剖方面的错误认识。
清末至民国初年主张汇通中西医的另一位医家是唐宗海。唐氏首先提出“汇通”一词,见于其所著之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其中西汇通的基本观点是:中医与西医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各有其理论体系,但它们的义理有很多是一致的,因此唐氏多从文字上加以比附,加以汇通,从个人对其文字的理解进行分析,因此其汇通的观点较为浅薄,难被后人接受。但唐氏汇通的另一观点,强调汇通应以中医为主,有重中轻西、厚古薄今的倾向,实际在名义上进行中西汇通,但汇而未通,故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并无深远影响,远不及其所著《血证论》对血证的阐发被后世所称赞。
民国时期,由于西医的大量传人,至使一些人盲目崇尚西医,对中医学采取排斥、消灭的观点,尽其诋毁之能事。此以余云岫等为代表。余氏著《灵素商兑》,认为《灵枢》《素问》是中医理论之奠基,故著书大加批驳,以求从根本上否定中医。同时,当时的政府又欲实施废止中医的方案。这时,中医界一些人士,为发展中医,亦提出了改革中医、发展中医的途径,强调中西医汇通。此以恽树珏、陆彭年为代表。而在恽、陆二氏之前,又有张锡纯,并不是为了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抗争,而是从临床实际出发,为提高疗效,采用中西汇通的方法。这三位医家,可称为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与中坚。
张锡纯,字寿甫,清末民国初期人,其代表著作为《医学衷中参西录》,强调从理论到临床都应衷中参西。他认为中医之理包含西医之理,因此,在理论上的衷中参西,即以中医为主体,参照西医之说,进行文字上的比附而已。这种汇通的结果,亦如唐宗海,难以深入。但是,张氏在临床上的衷中参西,在病理方面能结合西医者,只要不与中医相悖逆,则根据自己的认识加以结合。比如,对于中风,张氏则结合脑出血的病名。在治疗方面,张氏亦主张以中药为主,但对西药的应用亦不排斥,认为只要二者不相干扰或影响,就可以同时应用。比如对中风,张氏创立了著名的镇肝熄风汤;又如对于发热病证,张氏选择石膏与阿斯匹林同用等,开创了中西药并用之先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恽树珏,字铁樵,江苏武县人。他为了维护中医的发展,与余云岫等人的反中医思潮抗争,提出了改进中医说。恽氏认为改进中医应从中医自身做起,主张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等知识,来深化中医,提高中医理论,尤其是应从《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框架人手,加以发扬。其针对余氏否定《内经》的观点,提出不能废除《内经》。恽氏从维护中医角度倡导中西医汇通,注重《内经》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陆彭年,字渊雷,为了批驳余云岫等人反对中医的主张,维护中医学术,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主张。陆氏认为中医有很好的疗效,证明中医中有着科学的实理,要发展中医,不仅要整理提高中医知识,而且要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对中医进行研究。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具体方法,陆氏则强调应以现代西医知识为主体,以阐发中医学术,能用西医解释者,则以西医代替,不能用西医解释者,则根据西医以否定之。所以,陆氏的中西汇通思想,实际上足以西医理沦为主体来评价中医本身,通过大量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总之,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接受西说到中西汇通的过程、在清代以前,基本上足以接受西说为主,清末民国初唐宗海首先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概念,民国以降,一方面是西方医学的涌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反对中医的思潮,以张锡纯、陆彭年、恽树珏为代表的一批医家,主张中西医之间从理论到临床进行汇通。他们有的接受西说以充实中医,有的对中西医相互比附以汇通,有的主张中医科学化,有的在临床上中西医并用。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西医学发展的水平,汇而不通的结果是必然的。但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40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中西医结合不能与汇通学派相提并沦,但可以证明,保持中医优势,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知识,来研究中医学,会使中医学向着现代化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