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生于左,肺藏于右”是中医理论中的糟粕

!”(同上序言)
人生于火有些道理,即“造化以阳为生之根”。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没有太阳之类的恒星的“阳光”,地球之类的行星上就不可能出现生命。不过,我们显然不认为“人生于寅”,“天开于子”。
今所知清代医家,对五行有微词的,只有尤在泾、徐灵胎,而且是比较婉转的。

尤氏借客难怀疑五行学说,见《医学读书记?五行问答》。笔者有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中医古籍小丛书本。略引并说明如下。
“客曰:五行生克之说,非圣人之言也,秦汉术士之伪撰也。余曰:子何据也?曰:《易》言八卦,而未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未及生克,是以知其为无据之言也。”

尤氏接着以当时通行的说法作了辩解。不过,他假设的这位“客”,提问得也确实尖锐。如接着问:
“曰:水生于天者也(洪钧按:天一生水),岂生于金乎?方诸取水,月为水母,月亦生于金乎?水生木,未有木生于江湖波涛者。水辅土以生木,而专归之水可乎?”于是尤氏接着说明。
在尤氏的这篇“五行问答”中,“客”的问难都从考据和经验常识出发,尤氏的回护都是抽象的说明。或有人以为抽象方显得高明。其实,科学理论若不能解释经验常识就面临被抛弃的危机。用今天的话来说:经不起实验检验,就不是真理。况且经不起常识的检验呢!

章太炎说,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他自然有文献依据。笔者手头虽有1988年人卫版的《徐大椿医书全集》,而且多年以前就认真读过,却未查到有关说法。章氏所见应是旧时的版本。和许多名医一样,徐氏过世后,著作越来越多。笔者所见《全集》是经过筛选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找有关说法。即便此说不是出自徐氏,总能说明,清代早期,就有医家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

十五行学说的理论价值

五行学说的理论价值,在于形成了一个以五脏为核心的、脏、腑、器官相合而又互相制约(即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体系。又通过五色附五行、五味附五行提出色诊理论和五味补泻理论。除经络学说之外,中医理论中没有比五行学说更复杂、更严整的了。无论认为建立这一体系所用的逻辑方法多么不可靠,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是人类大胆地联想、通过概念和推理建立理论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只靠当时有限的观察常识,不借助五行,古人怎么能把五脏、六腑(五行学说中只容得下五腑)、面色、五官、皮肤、肌肉、骨骼、二阴甚至毛发等联系到一起呢?也不可能有五色诊法,不可能有五味补泻学说。若对看西方古代的四体液说,理论价值不可与五行学说同日而语。

运气学说则更庞大,那是同时运用阴阳、五行、六气形成的体系。关于运气学说的拙见,请看第十五讲。

然而,即便看不到五行学说的逻辑缺陷、不管其概念预设的随意性,我们仍应看到它的一个大毛病。这就是,在五行学说中,脏腑、器官等人体各部分之间,没有信息通道。特别是,五脏之间没有互相联系从而发生作用的中介。即便金克木是无条件的,它们一旦相遇即发生,但不能远距离(即不接触又没有中介)相克。假如问:肺怎么克肝呢?我们总不能说那是遥控的。总之,单靠五行学说,人体还不是一个整体。所以,从整体观念角度看,五行学说不如经络学说重要。人们可能会说,中医理论是一个整体,五行学说与经络学说等不能分离。那么我们要问:经络的主体是六对,而且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也与脏腑相配,五行怎么去统帅经络呢?就很难回答了。

五行学说的另一个缺陷,是五脏及其统帅的六腑等脏腑器官之间的关系太简单。固然,人体是一个整体,任何一脏的病生理都会影响其它脏器。但是,各脏器以及全身各器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五行生克关系那样简单。按五脏生克的理论,任何病证都可以通过调整一个脏器来解决。这样就失去了诊治疾病的特殊性。近来,已经有不少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说明这一点。其实,医学家不必借用这种新理论就能明白这一点,而且更接近实际,故笔者认为不必运用那种新学说。

五行学说有无特别出色之处呢?据笔者看,它最出色的成就是,推演出了肾脏和膀胱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古人没有发现输尿管,气化学说讲尿生成,是在小肠气化直达膀胱,这样,膀胱不能和肾有关系。可是,五行学说通过肾属水将膀胱和肾联系到一起了。于是,尽管肾乃作强之官、主封藏、主骨、主生长发育和性功能等,没有三焦、肺、脾等器官的调节水液的功能,后来却成了管水的主角儿。

其余凡是没有观察常识作基础,单靠五行生克推演出来的理论都是不可靠的。五行学说在实际应用中的失败,其理论根源即在于此。

十一五行学说在实践上的失败

学习、研究了一辈子中医,自认为也运用了一辈子五行学说诊治疾病的人,很可能不会发现、或不愿意承认五行学说在实践上是失败的。换言之,临床实践中不能照搬五行学说。

以最重要的治则而论,有一个教条叫“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当代医家有几个人是这样治病的呢?肝阳上亢、肝气不舒、肝胃不和等,难道不去潜肝阳、疏肝气、调肝胃吗!即便是肝脾不和,导致脾不健运,难道只实脾就百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后人(包括当代医家)治肝胃不和,是先要调整肝,或缓肝急、或疏肝气等等。

在诊断方面,色诊的理论依据,即五色借助五行附五脏。当代临床医家,大概也没有人照搬这种诊法。我们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在金元医家代表作中,在《温疫论》、《温病条辨》、《叶天士温热论》、《医林改错》等几乎一切中医后世名著中,都看不到古人重视五行色诊,多数人基本上不用这种诊法。

五味补泻是基于五行学说的一大推论。按说它能统帅药理、方剂和治则。实则漏洞很多。当代中药学已经放弃了五味所入或五味补泻学说。
在药理方面,试查一下历代本草和当代中药学,有哪一味药是严格按五味所入归经的呢?
在方剂方面,有几个方子可以完全用五行生克、五味所入之说解得通呢?独参汤治血脱,难道可以用五行学说解通吗?
总之,五行学说在实践上是失败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五行学说在渗入中医学之前,作为一种朴素的元素论,有其哲学上的进步意义。因为,此说毕竟是用物质之间的关系解释世界,告别了神学和迷信。作为科学方法的起源,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价值。中医学引进它之后,对于完成理论体系也有过在当时影响很大,对后世也影响深远的作用。学中医者,对其体系的信心,部分来源于此。但是,由于这种学说一开始在预设概念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太随意地使用比类取象这种本来或然性很大的推理方法,致使该学说离开对象的实际结构和变化过程越来越远。其结果必然是不能有效地、严密地解释对象,不足以据以解决它预定要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上必然失败。

无论我们对五行学说有多么深的感情,都不宜盲目捍卫它。至于怎样扬弃它,或者彻底地改造它,可以讨论。考虑到有关学界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无谓的意气之争,对如何取舍,还须审慎的讨论。但是,应该从速向当代青年、特别是在校生说明它的严重缺陷,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若问:你是否赞同立即废除五行学说呢?答案是:不。理由有二:

其一,单靠阴阳理论,只能构造两极模型,不足以形成更复杂的人体结构模型。不管五行说有多少缺点,它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确有重大作用。没有这个超硬核的吸附作用,就没有成套的藏府学说。即便我们不取生克乘侮说,也应该承认五藏六府、五藏五府和六脏六腑说(与阴阳合流的结果),对总体把握内藏机能是有帮助的。“藏而不泻”,“泻而不藏”发展到“六府以通为用”,至今仍有实用意义。西医对此强调不够。

其二,作为一个人体构造理论模型,五藏五府或五藏六府学说,仍有存在的价值。只要中医存在,这一模型无疑还要保存,而且用以指导临床实践。即或不从中医出发,它仍然有意义。医生在实际工作中,并非总要全面而细致地,运用全部当代生理和病理学认识问题。运用西医理论,也有时要简化人体。中医的脏腑学说,就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理论模型。
那么,五行对中医理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内经》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
故拙见以为,引进阴阳学说之后,为构筑人体理论模型,中医真正需要的是“五”(再加上六),而非“五行”本身。然而,那时候恰好有——而且只有这一个现成的理论。借为框架,就自然而然了。

正如现在还有人说(所谓生物全息论):人体的宏观构造基于“五”。手足各有五指,四肢连头项也是五支。竖看头、胸、腹、膝上、膝下共五节。不能说这样借用 ‘五’,对认识人体没有帮助。胸腹腔内的主要器官,大致十个左右。阴阳结合五行,分器官为藏府。此种模型与实际就相差不很远。

当然,全盘借用五行,就难免很牵强。试想:说心属火,由常识联想还可通——心通红、多血又热热气腾腾。肝属木就无法联想。若说肝喜调达,其它藏府可以不调不达吗!所以,把五行本身原有之意基本剔除之后,才是中医所取之意。凡把五行原意、特别是生克乘侮拿来说明医理,必然矛盾重重。

再说一遍,是否废除五行生克可以讨论,但五行之“五”不能废除。否则,中医只能按阴阳学说建立两极人体理论模型,不能建立更复杂的人体理论模型。


附:建国以来的五行之争

新中国的五行之争,大体上有两次。第一次主要发生在1956—1957年,1961—1962年又略有反复。第二次,从1978年直到最近。

一第一次五行之争

这次争论的背景有二。
一是我国医学界刚刚批判过王斌、贺诚的错误的中医政策。再对中医作某些批判,是颇为敏感而且为多数人忌讳的问题。
二是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总之,这时候批判五行,意味着批判中医,不大合时宜。但还是有人首先对五行发难。
很多青年同道大概不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数月之后,紧接着是“反右派”运动。许多在“鸣放”过程中,放出“毒草”来的“牛鬼蛇神”被定为“右派”。这场运动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大革命”相反。前者始终自上而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它们的后果都影响深远。

中医界的某些人,被定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五行持否定态度。所以,中医问题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常常和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现象。任何民族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当中,都要付出代价。
有点意外的是,解放后最先批五行的是郭沫若。他说:
“现存的《黄帝内经》把一些阴阳五行的玄理附会在医理里面,恐怕是有所为而作。不幸原意隐晦,竟束缚了中国的医学二千多年,一直到现在都还不能尽量摆脱。” (郭沫若《青铜时代》1954年,人民出版社,287—288页)这段话虽然和他在1960年对五行的看法距离不大,但倾向性不同。由于他不是医学界的人,地位又很高,当时反应不大。至今也很少有人提及这段话。

医界最先批判五行的是章次公。他的文章“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载于 1956年《新中医》杂志第十期。章次公和章太炎有师生之名分,医学方面出自陆渊雷之门,学术上确实一直对五行持否定态度。大概由于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这位解放后批判五行学说的发难人,没有被定为右派。然而,此后,章氏及其代表的一个流派长期无闻。不久,章氏逝世。
这种影响,甚至波及近代极有成就,而且真正最先同余云岫论战的中医理论家恽铁樵——因为陆渊雷出自恽氏之门。解放后,恽氏的重要创见被普遍接受,而且写进教科书,然而,除笔者外,从未有人高度评价其创论。其著作也无一种再版。
章次公认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例如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他还引用多家近代人的看法。因为有关文献已经很难看到,这里转引两家。

章太炎说:“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实令人笑耳。……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论,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掩护,不得不文饰其词。……仆尝谓,藏府血脉之形,昔人粗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借为口实,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刘师培(清末官僚兼学者)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经》一书,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易经》说灾异,杂揉五行之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玄之注《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做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何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歧中之歧矣。……是治经之士,以五行配合医术,说各不同。盖《灵枢》、《素问》均言五行,儒生以其与洪范、月令相似也,遂以儒生所传五行,附合医经,更以医经之言,入之儒书之注。此古医学赖经生而传者也。”
章次公还引了,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诀讲义》编者富雪厂的话。今后恐怕难见到。略摘几句。
“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著成一书……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曰:此黄农仲景之家法,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

章文一出,立即有人商榷。当时已为卫生部中医顾问的秦伯未,没有正面撰文反驳,却在讨论“辨证论治”的文章中说:
“中医的最高理论,应该属于‘阴阳’、‘五行’和‘营卫气血’等等,它经过长时期的指导临床实践,充分表达了中医的整体观点。如果不了解‘阴阳’,不会理解矛盾统一;不了解‘五行’不会理解有机的联系和制约的关系;不了解‘营卫气血’,不会理解整体的生理和病理的变化。最近,有人公然发表否定“五行”的文章,并附和没有中医临床经验的人表示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倘从某些废医存药的路线来看是不足奇怪的。痛惜的是,作为一个中医,对中医本身学术如此浅薄,同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茫无所知,不免令人齿冷。”(秦伯未 中医‘辨证论治’概说 江苏中医 1957年 第一期2—6页)

此次争论,公开发表的文章不足十篇。由于五行学说固有的缺陷,批判五行的文章大多比较充实。维护者则多勉强。以下试摘两家论点。

“提到五行,就要牵涉到‘生克’。说五藏相生,纵然未必正确,大体上还说得过去。……说到五藏相克,那就不对了。……在《金匮要略》,说是见肝有病,知道将要传脾,就先实脾。这种说法,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底下又说什么,补脾为的伤肾;肾伤了就不能克心,心强大了就去伤肺;肺伤了就不能克肝,这样肝病就好了。为了治肝,却伤了肾、肺。真是治一经,伤两经,哪能有这个道理。清代的程林先生,在他的《金匮直解》里说:‘愚谓见肝补脾则可。若谓补脾则伤肾,肾可伤乎?火盛则伤肺,肺可伤乎?然则,肝病虽愈,又当准此法以治肺、治肾,五藏无宁日也。’尤在泾先生在《金匮心典》里也说:‘果耳,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之有哉。’又,唐立三先生在《吴医汇讲》里也说:‘无论补脾以伤肾,纵火以烁金,然后使肝无伐,获益者少,受伤者反多,已属不经。且于治法亦隔四藏,迂回极矣。’”(郝希光 我对五行生克的看法 江苏中医 1957年第3期7—9页)

“我们对事物的了解,必须掌握其本质方面进行探讨。如果只从事物的概念想象去了解,往往所得结论是不全面、不正确的,章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要错误,是把阴阳家方士的‘五行’学说和中医的‘五行’学说不加区别而等同起来了。并且引证了一些和中医无关的古今文家论述阴阳家谶纬家的‘五行’观点,来反对中医中的五行学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士福 对章次公先生论五行生克的几点不同意见 新中医药 第八卷第八期29页)

接着,批判五行的看法,被上纲上线了。于是,再无法争鸣。比如有人如下说:
“郝希光先生一文,从它的全部内容来看,绝对不是学术上的争鸣问题,而是夸大缺点,抹杀事实,动摇中医的基本的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它完全是余云岫消灭中医谬论的翻版,违反党的整理发扬中医的政策的。试为逐条揭发如下。”(丁光迪 对郝希允先生“我对五行生克的看法”一文的批判 江苏中医 1957年第4期待17页)

在这次争论之初,有一位“年逾花甲”的西学中,这样看阴阳五行说:
“西医学习中医,首须深信阴阳五行学说不是玄学,而是以宇宙为研究对象,从不断地观察中体认出来的。运用这种学说,可以说明宇宙间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盈虚消长的运动发展规律。”(金诵鎜 我对祖国医学运用阴阳五行的体会 江苏中医 1956年第1期1—2页)

阴阳学说是可以使人深信的,让当代人深信五行学说则很困难。何况古人就不是深信不疑呢!
这场争论并未完全停止。1961年,部分西学中人员提出,脏府学说是中医的理论核心,又引起争议。结果是,确认阴阳、五行学说等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才算告一段落。在当时的大气氛中,有人敢于提出五行存废问题,说明医学界的理性是不可能很难完全沉寂的。

二第二次五行之争

1978年之后的五行争论,持续至今。其背景是改革开放政策,引起中医政策的调整。这次理性躁动,倒是先有非中医学者利用“三论”阐述“五行”等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最近仍有类似文章。由于文献很易看到,笔者不想再详细交代。

附:关于五行相克说出现的年代和创始人

在现存文献中,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相生说的明确表述以董仲舒《春秋繁露》最早。关于以上两点,学界没有争论。
相克说何时出现,很难考定。

这主要是由于自邹衍之后,五行相克说开始无孔不入,特别是受到汉代朝廷的重视。汉代经学家(即今古文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由相克(和相生)说推演而来的“三统”和“五德终始”说。
清代著名今文学家康有为,断定《周礼》、《左传》等是“伪经”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认为其中的五行相克内容是汉代经学家——特别是刘歆有意窜入的。

今《十三经》中,《左传》最长,约25万字,占《十三经》的三分之一强。其中,只有两处极简略地提及相克说。故康氏的见解,不可完全否定。《国语?鲁语》和《佚周书》中,各有一处极简略的话。把它们录在下面,供参考。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左传?哀公九年》:“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国语?鲁语上》:“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周书?周祝》:“陈彼五行,必有胜”。

或问:假如上述文献被证实完全可靠,结论如何呢?笔者的看法是:那自然是证明此说出现于春秋末或更早,但是,也同时证明,此说那时很不受重视。试看,文献涉及如此之少,与《汉书?五行志》相比,有天壤之别,足以说明到了汉代才极其重视此说,而且历久不衰。

hsluo 说:
金栋先生以《河图》《洛书》《周易》来解“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请金先生先先以下问题,然后再进一步讨论:

先回答hsluo先生的前三个问题。

金栋先生以《河图》《洛书》《周易》来解“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请问金先生以下问题,然后再进一步讨论:

1、金先生说:“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中,受《周易》思维模式化的影响,建立了多种理论模型。”
关键是要拿出《黄帝内经》受《周易》影响的证据,金先生开口《黄帝内经》,闭口也《黄帝内经》,请问金先生真的读过《黄帝内经》吗?

金栋答曰:读过《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著作,凡为医者(特别是中医)无不读此书。该书文辞古奥,医理、义理难通,甚不好读,非借助历代注释及工具书,不可通也。读时或精读、或泛读,亦有未读之者。

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内经》的影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中医药学在其学术体系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医疗经验上升为医学理论,进而形成学术体系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在战国秦汉,代表先进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自然为医学家们所接受,并作为理性思辨的工具,来整理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知识,构建中医的医学体系。

战国秦汉时期,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许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当时哲学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其理论载于诸子,特别是对《周易》的阐发,其中的《易传》“十翼”,阐发对自然、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除儒家的政治观和伦理观外,还融进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古代哲学对《内经》学说体系形成的影响,主要是思维方式,而《周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⑴ 观象明理和思维模式化:

观象是思维过程的起点。

人们运用感官直接感受或体验事物之象,最初直观比照,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提出“观象玩辞”、“观象蕴意”,引出道理和原则,并发展为“观象明理”。这个“理”是指事物的功能、作用和运动方式,也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藏象学说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参与下形成的。思维模型是人们按某种特定目的,对认识对象所做的简化描述,是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周易》思维模式化倾向很明显,有阴阳、三才、四相、河图、洛书、八卦等模型。《内经》在医学理论形成中,受《周易》思维模式的影响,也建立了多种理论模型。如在藏象方面,有阴阳模型以论脏腑、气血、营卫,有三阴三阳模型以论六经,有五行模型以论五脏等。在病机方面,也有疾病部位的表里模型,疾病性质的寒热模型,疾病发展态势的邪正虚实模型等。模式思维是中医进行理论和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

⑵ 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周易》最为系统、丰富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于《内经》理论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①整体思维:整体思维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看待世界及一切事物,认为自然万物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部分作为整体的构成要素,其自身也是一个连续、不可割裂的整体,同时又与整体不可分割,因而认为万物同源、同构、同律。如每个卦象同时具有上中下、初中末、天地人之义,反映了《周易》的天人时空整体观。这使当时的医学家们面对有关人体生理、病理与天时气候、地土方宜、社会人事相联系的大量资料,运用整体思维的原理进行阐释和概括,构建《内经》三才合一的整体医学模式,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并以三才为经,五行为纬,详为论述天、地、人诸事物的类属及其相互关系。

《内经》全息医学思想可能也受整体思维的启发。《周易》认为六十四卦贮藏宇宙全部信息,故《系辞》有“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之说,后世医易学家提出“宇宙大天地”、“人身小天地”,《内经》则有脉诊、目诊、耳诊、面诊等察局部而诊全身疾病的全息诊法。

②变易思维:《周易》强调事物的变易属性,如通过爻象位置变化实现卦变,反映变化乃自然不易规律,在思维观念上指导《内经》作者,从运动变化角度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以“神转不回”论生命的有序变化,从变动不息研究疾病过程,病随时空而变,治随病变而施,这是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之一。

③相成思维:整体联系、运动变化,都要依赖其内部相互对待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来实现,即相反相成。

首先,相成的前提是相反,而相反之双方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的,而且必须将它们约定在一个统一整体之中,如乾坤、刚柔、动静等,从而使阴阳划分为不同层次。《内经》的阴阳即处于相对独立的整体中,又分为多层次,目的是对人的功能活动依性质不同划列为层次不同的对立面,以便从相反功能的相互作用方式上,分析其相成机制和规律。

其次,相反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相成,和谐是相成的稳态表现。《周易•乾卦》彖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是事物高度和谐的境界。《素问•上古天真论》以“形与神俱”作为健康标准,《素问•至真要大论》以“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作为治疗追求的目标。因而,守中贵和成为《内经》掌握生理病理、确定诊断治法及养生方案的基本思路。

2、金先生说:“实际上,中医的藏象(五脏)概念,更多的是指四时、五行、气化的五脏,是‘象’思维理论的五脏,天人相应的结果,不单是指血肉解剖的五脏。不明于此,在许多地方便会发生误解,开口动手便错。”
请问金先生,中医说的“肝”与西医说的“肝”在解剖实体上是不是指同一个器官?如果是,那么它们的功能是否相同?如果中医说的“肝”与西医说的“肝”在解剖实体上不是指同一个器官,那么中医说的“肝”是什么器官?位于何处?

金栋答曰:实际上,中医的藏象(五脏)概念,更多的是指四时、五行、气化的五脏,是“象”思维理论的五脏,天人相应的结果,不单是指血肉解剖的五脏。不明于此,在许多地方便会发生误解,开口动手便错。难道先生不认同吗?请看

近代中医大家恽铁樵先生《群经见智录》说道:“故《内经》之五藏,非血肉的五藏,乃四时的五藏。……《内经》非解剖的藏府,乃气化的藏府,质言之,时序的藏府耳。”

时贤赵洪钧先生《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第四讲•一、古代中医有解剖生理吗》也说道:“这似乎是一个不须问或明知故问的问题。其实不然。近代中医第一大理论家恽铁樵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他给了中医界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武器,但是,近代中医界几乎无人接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医基础理论教科书指出:中医的脏腑,与其说是解剖上的脏腑,不如说是功能单位。这显然是对恽氏思想的继承和部分补充,却没有提到这位可敬的创论者。当时许多人对此不很重视。学中医者不以此为骄傲,西医界不以此为高明。……中医学每一脏腑的含义,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概念,亦非单纯之解剖学上的某一个具体脏器,而主要是一个生理学、病理学的概念。因为在脏腑学说理论形成的初期,主要着眼点在于脏腑生理或病理表现于外的征象,而略于脏腑形态学的观察。因此,中医学说的心、肺、脾、肝、肾等,虽然与现代解剖学脏器的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活动,病理表现方面却有很大差别。中医脏腑学说中的某一个脏器的生理功能,可能包含着现代解剖学中的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而现代解剖学中的某一脏器的生理功能,可能分散在脏腑学说的某几个脏腑的生理功能之中。故而,中医学所说的脏腑,具有多功能的特点。例如,中医学所说的心,除了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功能外,还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部分生理功能。而现代医学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则与中医学所说的多个脏腑的功能有关,如心、肝、脾、肺、肾、胆等。”

因此说,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在解剖实体上虽是同一个器官,但中医的肝藏(脏),更多的是指四时、五行、气化的肝脏,是“象”思维理论的肝脏,天人相应的结果,不单是指血肉解剖的肝脏。取类比象则位于东方,实体解剖则位于右胁肋下,与现代解剖观点一致。中西医在肝脏的生理功能上不完全相同。

3、请问金先生:五行配五脏、四时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素问》中五行配五脏中肝属木,而不属金?

金栋答曰:据时贤赵洪钧先生《中西医结合二十讲》考证,五行与医学结缘是源于儒家的祭礼,这种学说竟然由祭脏五行化的儒家学说中来。

五时祭脏与五行的关系有两种(套)说法,因为汉代有两种《尚书》,学者各尊师传,所以对五行配五藏(脏)也有两种说法。

1.《礼记•月令》与古文《尚书》之说相同,祭脏是按相生顺序排列,其(相生)关系如下:
春 木 脾
夏 火 肺
季夏 土 心
秋 金 肝
冬 水 肾

2.今文《尚书》与《内经》配法相同,祭脏也是按相生关系排列,其(相生)关系如下:
春 木 肝
夏 火 心
长夏 土 脾
秋 金 肺
冬 水 肾

《尚书》古文说也好,今文说也好,都不过是在用五行学说使祭脏规范化、理论化。《内经》之五脏配五行,与今文《尚书》之说相同应是当时统治者的表现,有关内容不会早于汉初。

《素问》中的五行配五脏“肝属木”,是因为与今文《尚书》一致;“肝属金”,是古文《尚书》的记载,《素问》不与古文《尚书》一致,故“肝不属金”。

再回答hsluo先生第4个问题。


4、《河图》《洛书》是图形还是文字?《河图》《洛书》与《周易》是什么关系?与《黄帝内经》又是什么关系?


金栋答曰:《河图》《洛书》,既是图形,也是文字,更重要的是幻方。

《河图》《洛书》,过去认为很神秘,在今天看来,它们实际上只是数学中一个分支,通常叫它为幻方或魔方。南宋数学家杨辉称之为“纵横图”,国外则称之为幻方(magic Sq uare)。二者虽为幻方无疑,但它的意义却不能忽视。

《十翼》(即孔子《十翼》,是对《易经》的注释,共有十篇,故名《十翼》)解《易》时,引进了许多其它学科的内容,如哲学观念、儒礼观念和象数观念等。象数观念的“象”指的是天象之学,“数”是指由《河图》、《洛书》而引起的数学观念。古代的《易》学与这两门科学是分不开的,天文与数学是《易经》赖以形成的科学基础。

《河图》《洛书》,究其本源,实为数学中的一支。先在它们的问世,被古人加以神化;后又在历史过程中,被《易》学们加入了五行、阴阳、四时和方位之说。一方面是科学内容丰富了,更能进一步说明节气、阴阳与万物生、壮、荣、衰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则使人恍惚迷离,陷入迷信的成分也加多了、加深了。有所得,也有所失,看来也是一条规律。

《河图》《洛书》与《内经》的关系举例:

1.经文:《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数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数五”、“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数九”、“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数六”
经文中之“其数八、七、五、九、六”是何义?与人体五脏及四时、五方、五色等有何关系?请看历代注家所释:

2.汇释:
王冰注云:“其数八:木生数三,成数八,《尚书•洪范》曰:‘三曰木。’”、“其数七:火生数二,成数七,《尚书•洪范》曰:‘二曰火。’”、“其数五:土数五,《尚书•洪范》曰:‘五曰土。’”、“其数九:金生数四,成数九,《尚书•洪范》曰:‘四曰九。’”、“其数六:水生数一,成熟六,《尚书•洪范》曰:‘一曰水。’”

马莳《素问注证发微》云:“木生数三,成数八,故曰其数八。《易》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火之生数二,成数七,故曰其数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数五。”、“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数九。”、“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数六。”

张介宾《类经三卷•藏象类四》注云:“其数八:《河图》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数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其数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其数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日本•丹波元简《素问识》云:“ 其数八:《月令》郑注云:‘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正义》云:‘按《尚书•洪范》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郑注《易•系辞》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按原文此语再见。其一。此下有以益五行生之本句。)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是郑氏之意,但言八者,举其成数者,金木水火,以成数为功。”、
“ 其数五:《 志》云:‘五,土之生数也。土居五位之中,故独主于生数。’简按:沈括《笔谈》云:‘《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简按:此皇氏之说,见《月令正义》云,此非郑义,今所不取。)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今考土举生数,而水火金木举成数者,不特本经已,《礼•月令》亦然,沈氏何不及此。”

高士宗《素问直解》于天星按:所谓生、成数,只不过古人试图借此说明天地、阴阳、奇偶的联系、变化关系。以一、二、三、四、五,分别代表水火木金土的生数,这就是《尚书•洪范篇》的观点:“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由于土居中,为万物之母,若每一生数再加五,则变为各自的所谓“生成数”。例如:木之生数为三,成数为八;火之生数为二,成数七;土居中,为万物之母不变(亦有一说当为十),金之生数四,成数九;水之生数一,成数六。这样五行中每一行,都另有一对相对应的关系了。

高校教参《内经•第二章阴阳五行学说》注云:“其数八、其数七、其数五、其数九、其数六:八、七、五、九、六,均指成数。传说,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其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见下图:



《易•系辞》郑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七成火于南,与第二并(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这是用一、二、三、四、五分别代表水、火、木、金、土的生数。由于土能生万物,故而在各生数上加土数五,即得六、七、八、九、十,则分别代表水、火、木、金、土的成数。所谓‘成’,即由一、二、三、四、五分别加五而成的意思。
为什么生数加‘五’而为成数呢?根据天为阳,地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这样相加的结果是,五行当中每一行都有一个生数和一个成数相配,也就是一个奇数(阳)和一个偶数(阴)相配,构成一对阴阳互藏的关系,以说明水有阳水、阴水,火有阳火、阴火,木有阳木、阴木,金有阳金、阴金,土有阳土、阴土等阴阳配伍关系,从而形成了阳有偶、阴有配的阴阳相反相成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古代术数学运用数字计算的方法,来说明天地、阴阳、奇偶的消长和对立的关系。”

3.应用:

《内经》中涉及到日期天数的问题,历代注家或以此《河图》生数、成数阐释之。

如⑴《阴阳别论》:“ 肝至悬绝者,十八日死;心至悬绝者,九日死;肺至悬绝者,十二日死;肾至悬绝者,七日死;脾至悬绝者,四日死。”请看历代注家所释:

王冰次注:“十八日者,金木成数之余也;九日者,水火生成数之余也;十二日者,金火生成数之余也;七日者,水土生数之余也;四日者,木生数之余也。”《素问吴注》同王注。

张介宾《类经六卷•脉色类二十八》:“十八日者,为金木成数之余,金胜木而死也。以下死期,悉尊王氏之意,以《河图》计数,诚为得理。”

金之成数是九,木之成数是八,二者相加是十七,再加一是十八,故云“十八日者,金木成数之余也”。

水之生数是一,火之成数是八;或水之成数是六,火之生数是二,水火生成之数相加是八,再加一是九,故云“九日者,水火生成数之余也”。后仿此。

然亦有用另一种方法计算生成数者,如《素问直解》:“十八日者,木之生数三,三而三之,则为九,再九而十八也。心至悬绝,九日死者,火之生数二,成数七,九日火之生成数也。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者,金之生数四,三四而为十二也。肾至悬绝,七日死者,水之生数一成数六,七日水之生成数也。脾至悬绝,四日死者,土位中央,灌溉四旁,上火下水,左木右金,土气不能四应,故四日死。”

但以此生成之数来推测死亡之日期,是否准确?《素问注证发微》:“王注以五行生成之数释之,不明。”《类经六卷•脉色类二十八》:“然或言生数,或言成数,莫不归一,弗能无疑。”《素问集注》:“按:王氏皆以天地生成之数论之,马氏论天干之五行相克,其间多有不合。”

日本•丹波元简《素问识》:“简按:王注不及脾独死于生数之义,故取高说而补之。马论天干之五行相克,其间多有不合,宜遵王意。”

日本•森立之《素问考注》:“案:此日期,王注以为生成之数,盖有所受而言乎?窃谓脾肾心三藏为最要藏,故其死速。肺肝二藏,其死稍迟。”

日本•伊泽赏轩《素问释义》:“济曰:‘盖此日期,皆从五行相克而算定,上文所谓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是也。五行生成数,详见《洪范正义》,宜参。’”

对于此等数字,时贤胡天雄《素问补识》说道:“肝十八日死,《太素》作九日死;肺十二日死,《太素》作十日;肾七日死,《太素》作五日。此等数字,随作者之意而定,本无深意,注家望文生训,力争通顺,读者在此等处,不必认真对待,《内经》精义,并不在这些数字上面。”多么客观实际,岂未超越前人乎?

又如⑵《诊要经终论》:“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
请看历代注家所释:

王冰次注:“气行如环之一周则死也,正谓周十二辰也。土数五也。水成数六,水数毕当至七日而死。金生数四,金数毕当至五日而死。”

马莳《素问注证发微》:“中心者环死,盖心为君主之官,故其死最速,当周环一日之时而死也。中脾者五日死,盖以五乃土之生数也。中肾者七日死,盖六乃水之成数,成数既毕,当至七日也。中肺者五日死,盖四乃金之生数,生数既毕,当至五日死也。”

吴昆《素问吴注》同王注,并增“中肝者九日死”,注云:“木生数三,成数八,期以九日者,成数之余也。旧无此句,昆僭以上文之义补之。”

张介宾《类经二十卷•针刺类十九》:“环,周一日也。此节只言四脏,独不及肝,必脱简耳。”《类经二十二卷•针刺类六十四》注:“按《诊要经终论》王氏以五行之数为注,脾言生数,肺言生数之余,肾言成数之余,心则不及言数,此其说若乎近理;然或此或彼,或言或不言,难以尽合,恐不能无勉强耳。”

张志聪《素问集注》:“环者,一周时也。盖日为阳,心为阳中之太阳,一昼一夜,日环转一周,故至周转而气终也。中脾者五日死:五日者,土数终也。中肾者七日死: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七日者,生成之数终也。中肺者五日死:天数五,地数五,肺属《乾》金而主天,脾属《坤》土而主地,故皆死于五日也。只言四脏而不及肝者,或简脱也。”

高士宗《素问直解》:“中脾者五日死:脾者土也,五乃土之生数,故中伤脾气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肾者水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合而为七,故中伤肾气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肺者金也,乾为金为天,《易系》曰:‘天数五,地数五。’故中脾者五日死,此中肺者,亦五日死。言五脏不及肝者,或简脱也。”

日本•森立之《素问考注》:“案:环者,谓一周时也。‘环’解,王注为是,盖有所受而言已。《刺禁论》五十二云:‘刺中心一日死’,与此同义,乃一日一夜周时之谓也。《刺禁》与《刺逆从》同,今断以此为定。……案:以上五脏刺禁死日,心一日,肺三日,肝五日,共为上部。且肝心为牡脏,见《灵枢》四十四。”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只是一句话,中国现代汉字翻译为,肝升于左,肺《藏》于右,如果不理解,除非你的心在右边长着,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在这咬文嚼字,和小学生一样见识

理论家确实厉害!

呵呵 都是瞎议论 ,有这个精力不妨去多看几个病人吧,研究中医的不要把西医知识加进来对比,古中医就是道家学说里的一部分,不知易,不明修炼就不要来妄议,学传统中医第一必明白什么是人体的炁,明白了就知道这个原理了

金先生,不要与这人浪费口舌,他是一位专门攻击中国传统医学的香蕉人,纯属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