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古文以外的古文天地
2009-11-18 20:38 2楼
加强古文和医史的学习,是掌握中医入门金钥匙。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中医文化,不愧是伟大的宝库,等待后人去努力发掘。而这些文献均是用古文写成。若不在古文上下工夫,势必很难理解。如文字的构成、词汇的衍变、语法的差异及古代文学常识、古天文学知识等等均需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学习医古文非常困难。
文言文学得好,犹如与古人相与对坐应答,能进行跨时代的交流,实乃人生一大快事,而且学好古文是打开中医药宝库大门的钥匙。学习医古文,可先读《古文观止》,或一般的《医古文》读本,并购买一本《难字表》,对个别字必须弄懂、弄通。古代医学书籍,是两千余年遗留下来的不同时期的古典文献,生字、僻字与异体字随处可见,对于这些不容易理解的字、词,切忌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采取望文生义的简便方法对号入座。无论字音、字义、词义,都得请教老师,或勤查字典、词典,养成一丝不苟、认真研究阅读的习惯,日久自可贯通无阻,似慢反快。
有一点必须引起重视:学医古文莫忘涉猎医学史。任何事情,任何学问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不管学什么都必须了解本门的发展史。搞政治要学政史,搞文学要学文学史。当然中医也不例外,也应学好医学史。只有学好医学史,才能了解各朝各代的名医、名著及其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要了解这些名医名著是在何种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同时也应了解前世名医的奇闻逸事。譬如:朱丹溪三十岁学医,三十五岁就能临证而成大家。叶天士十四岁学医,先后师从十七人等。这对一个中医的学习和成长均有一定的启发。然而今人视学史为多余,似乎与临证无关,实属大谬。
学古文具备了读古书的能力,学医史明确了读古书的取舍,在选书读书过程中,自然不会陷入歧途。同时还要博览历代医家的医论、医著、医案,对历代医家的成果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对学术理论的构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文言文学得好,犹如与古人相与对坐应答,能进行跨时代的交流,实乃人生一大快事,而且学好古文是打开中医药宝库大门的钥匙。学习医古文,可先读《古文观止》,或一般的《医古文》读本,并购买一本《难字表》,对个别字必须弄懂、弄通。古代医学书籍,是两千余年遗留下来的不同时期的古典文献,生字、僻字与异体字随处可见,对于这些不容易理解的字、词,切忌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采取望文生义的简便方法对号入座。无论字音、字义、词义,都得请教老师,或勤查字典、词典,养成一丝不苟、认真研究阅读的习惯,日久自可贯通无阻,似慢反快。
有一点必须引起重视:学医古文莫忘涉猎医学史。任何事情,任何学问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不管学什么都必须了解本门的发展史。搞政治要学政史,搞文学要学文学史。当然中医也不例外,也应学好医学史。只有学好医学史,才能了解各朝各代的名医、名著及其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要了解这些名医名著是在何种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同时也应了解前世名医的奇闻逸事。譬如:朱丹溪三十岁学医,三十五岁就能临证而成大家。叶天士十四岁学医,先后师从十七人等。这对一个中医的学习和成长均有一定的启发。然而今人视学史为多余,似乎与临证无关,实属大谬。
学古文具备了读古书的能力,学医史明确了读古书的取舍,在选书读书过程中,自然不会陷入歧途。同时还要博览历代医家的医论、医著、医案,对历代医家的成果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对学术理论的构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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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人士都说,学好中医药学,要有古文的功底,这古文,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医古文。其实这是狭义的古文的概念,医古文只是古文之一翼,习医者更应看到的是山外有山,医古文之外的古文新天地。从医古文作者经常地、间接地引用的文献看,广义的古文还应有四类:一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如《十三经》;二是包括医学经典在内的子部书,如《老子》、《庄子》、《吕览》、《淮南子》、《内经》、《难经》、《太素》、《本草》等;三是史籍,如《史记》、《汉书》等有关文选。四是历代传承下来的优秀篇章。就拿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来说,他跟中医药学关系太大了,所以古今医家,特别是名医,非只与它有染,更是烂熟于心,在他们的著述和文章中都有所引用和阐发。如张仲景《伤寒论》序、孙思邈《大医精诚》、王叔和《脉经》序、戴良《丹溪翁传》、汪昂《医方集解》序、汪廷珍《温病条辨》叙等,虽引用的“六经”编目不同,多寡不一,但他们却都是深谙“六经”之旨的高手。这可能是他们已经悟出“圣人之道具在六经”之秘密的缘故吧(俞樾《诸子平议序》)。
一般来说,古文的水平和他们日后的医学学术水平是成正比的,现代医家,如任应秋先生就是如此。他在研究《内经》时,其比对的参照物就是“六经”之一的《周礼》。经过一番研究后,他得出结论说:“同样是战国时代书的《周礼》两相比较,便足以充分说明《素问》和它是一个思想体系”,只不过“《周礼》所言者略,《素问》所言者详,毕竟《周礼》不是医书,而《素问》乃专言医者,虽然详略有所不同,而其理论体系则毫无差异处。”(任应秋等《〈黄帝内经〉研究十讲》)这段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任应秋也是一位非常重视用“六经”和医学典籍《素问》做对比研究的当代著名医家,而且成果颇丰;在研究方法上可以是整个的思想体系,甚至也可以在具体的语言上加以比较;“六经”毕竟不是医书,医学家不必象经师那样要求过于苛刻,但却要求对它谙熟,为我所用。
医家学习“六经”有两个意义:其一是在医学方面,“六经”是古代道术之总汇,与中医药学相通,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阴阳五行学说到中医学基础理论,致中和、治未病思想;从古代医师制度到后世医家的行医准则;从早期病因学说的形成、医学分类到重视人的生命、疾病和健康,在“六经”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其二是在文化、语言学方面,“六经”又是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时期的重要文献。可以从中学到古代文化及其沿革,找到许多现代语言的语源。实际上许多医学大家也是从这两个目的出发去研习“六经”、运用“六经”的。从以上诸家所撰医古文之例便可印证这一点。
“六经”语言自古以来就很深奥,学者必须循序渐进,选择重点,详细规划,日积月累,提高层次。应先学好医古文,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理清线索,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再去系统地学习”六经”乃至十三经和其他。关键是头脑要清醒,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不要学了一点医古文就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