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化学中药研究的若干思考

作者:邓家刚
关于化学中药研究的若干思考(Ⅰ)
2005年初春,笔者和几个同事出差,在天津往北京的路上,一直谈论着一个话题:西药中用。起因是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媒体都在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并愈演愈烈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得与失,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围绕中医药现代化问题,中医药界几乎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即越是应用了最先进最现代的技术方法来帮助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学术就越感觉迷失了自我;中医药越是按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和药学的标准去现代化,就越没有了中医药传统的精髓和特色。因此,包括不少院士在内的一大批中医药的学术权威的有识之士都先后发表文章,讨论中医药发展的思路问题。笔者作为中医药的一员,自然也少不了常常琢磨这个问题,并逐渐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导致中医药研究目前这种宭境的主要原因,从主观上说,至少有二:其一,是自信心问题,在强势的现代医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主流医学以后,中医药界由被廹削弱自信逐渐发展到主动放弃自信;其二,是方法学问题,由于学术自信的丢失,其结果就是对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怀疑,寄希望于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来拯救中医发展中医,但几十年过去了,展示给世人的却是事与愿违的局面。因此,中医药学术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自那次谈论后,笔者便对“西药中用”的命题耿耿于怀,于是就产生了以下有关开展化学中药研究的几点思考。兹不揣浅陋,叙述如次,敬请指正。
一、
关于化学中药的概念
什么是化学中药?读者一接触到本文,首先会对这个陌生的概念提出疑问。尽管笔者没有专门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文献研究,但据初步的文献检索,这个概念似乎是第一次使用。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中药。《中药学》指出:所谓中药,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可见,这个概念有两个要件:即“中医药理论”和“药物”,而其中最核心的要件当属“中医药理论”无疑,它是对该类药物属性的限定。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使用的药物,才能称为“中药”,换言之,只要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就可以称为“中药”。那么,显而易见,“化学中药”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的化学药物。
有人会问,化学中药与一直以来所说的“西药中用”或“辨证应用西药”有何不同。回答是:大有不同。西药中用也好,辨证应用西药也罢,都是一回事,其药物本身始终姓“西”而不姓“中”,虽说“中用”、“辨证应用”都离不开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但这种“用”,解决的是个别的或说是部份的问题,而不是此类药物普遍的问题;这种指导,只是个别的、部份的指导,而不是系统的整体的指导。因此,“中用”的或说“辨证应用”的“西药”,并不具有中药的特性,如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甘酸苦咸)、归经配伍、升降浮沉等。而化学中药则不同,化学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遵循中医对事物的认知规律,应用中医对传统中药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对化学药物的中药属性进行理论思辩和临床应用研究,使该类药物拥有中药的身份,具有中药的特征性标识,从而能够普遍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可以说,“西药中用”或“辨证应用西药”是解决个别“用”的问题,而“化学中药”研究解决的不仅是“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理”的问题、药物的体系问题,最终使该类化学药物成为中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有人会说,开展化学中药研究,实际上就是“西药中药化”。不错,从过程来说,从现阶段来说,化学中药的研究,首先是借鉴现代医学应用化学药物的经验,将已经作为“西药”使用的化学物质进行中药特性和应用规律的研究。但方法论来说,从历史的长远的角度来说,化学中药研究不是“西药中药化”,一来化学物质入药,中医古已有之,二来我们不是等出现一个新西药就研究这个新西药并将其中药化,在建立和不断完善化学中药研究的方法体系后,中医药学家就会对那些尚未作西药用的化学物质的中药特性和应用规律进行研究,也可能根据中医应用的需要,用化学的方法去生产新的化学中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将对化学药物的研究称之为“化学中药”研究。
二、
关于开展化学中药研究的意义问题
我们提出开展化学中药研究的主张,并不是标新立异,赶时髦,而是一种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使然,对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的意义。简而言之,概括为以下三点:
1.开展化学中药研究,是在当代时代背景下,用中医方法研究现代事物,扩增中医学新的理论支架和知识元素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不仅在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受到西方的广泛影响,在传统文化与科学方面也受到来自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广泛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说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因而我国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现代文明与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也不是说一点消极的作用都没有,体现在中医学上,就是对中医学术自信的打击,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质疑和对中医方法论的否定。尽管中医事业在政府给予的极大政策支持和中医药界的不懈努力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影响半径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这种发展,主要地是规模上的形式上的发展,从学术体系上来说,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几十年来,中医学及其相关的或关注中医的学科,对于中医药所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探讨或者说是论证中医的科学性!看看中医的辩证法、唯物论“朴素”到何等程;如何用 “旧三论”、“新三论”来注释中医的方法论;如何依据还原的分析的方法,应用现代高尖端的技术帮助中医了解其治病的原理、有效化学成份和分子作用机制等,不一而足。于是,关于中医药的海量信息激增,中医药的教材越编越多越编越厚,中医药的论文层层叠叠,中医药的论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带有中医学思维轨迹和方法学特征的知识信息寥寥无几,使得这千千万万的新的研究成果无法融入中医学术体系之中,成为构建中医学新的理论支架的血与肉。纵观中医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凡是有学术创新的,无不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药学家应用中医学的认知方法研究其所处时代的新事物、新现象而得出新的结论,而建立新的学说。张仲景在勤求古训的基础上,依据《内经》的伤寒论说,研究了当时的流行病,并特别注重其寒化的演变,创建了以六经辨证为主体的伤寒学说;而明末清初,吴又可等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又在继承内难的基础上,应用温热论说,研究了当时的流行病,并特别注重其热化的演变,创建了以卫气营血辨证为主体的温病学说,从而为推动中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医学在流行病的防治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学术成就,依靠的是中医学的方法论而不是其他学科的方法论,是中医学自身的技术方法而不是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我们再看看近代以来中医学的情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也出现乙脑的流行,特别是刚刚进入本世纪之初,我国先是出现前所未见的“非典”,继而出现了“禽流感”,在这当中,中医药学界为救治患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开展了大量的现代研究,可最终依然是走到了现代医学的方法上,千方百计地追究其作用机理和所谓的科学依据,所希望的不是从中发现并总结出有利于中医学发展的新规律、新学说,而是希望找到让他人认同的“金指标”,倘若又可先生再世,真不知其会作何感想!。笔者不才,倘若早年多一点研修歧黄之学,说不定能得一个“肺疫论”之新说也未可知之。由此笔者想到:中医学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学科之间的技术方法只能是借鉴而不是单纯的借用;中医学的发展有二个不能脱离:即不能脱离中医学自身的方法论,不能脱离研究所处时代的新事物。开展化学中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提出的。我们所希望做的,就是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和认知方法,用中医学的语言,对近百年来,中国人应用化学药物的经验进行总结和表术,使该类治病救人的物质拥有中药的身份,成为中药大家庭的一员,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唤起中医学人的学术自信,做出一个应用中医学方法研究当代事物,扩展中医学知识元素的示范来。。
2.开展化学中药研究,是增加中药药用资源的重要途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医学界比较喜欢说喜欢看的,就是说现代医学模式向中医学的模式靠拢,世界兴起了中医热,现代医学因化学药物副作用大而转向从药用植物中寻找天然药物,等等。笔者也经常在有关场合说过,当今世界,几乎是凡有化学学科的地方,都在开展中药的研究。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说她是好事,似乎是有人在捧中医的场(说得好听一点是中医得到了肯定),说她是坏事,那就是全世界都在与中医争资源。事实上,中医药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中国本土人口的激增、中成药行业及非药用消费(如药膳、美容品、保健品甚至包括浴足等)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增、中医药对外传播及伴随而来中药材的大量出口、野生濒危动植物保护、土地的过度开垦和荒漠化所致的中药资源有严重破坏等等,使得中药的总需求量大超过了中药的储备量和供应量,中医正潜伏或已经面临着无药可用的危机。尽管近年来国家实施中药规范化种植,使某些中药品种药源短缺的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但要根本解决问题,除了要继续大力推行中药资源保护、驯育、种植等措施外,国家应当制定中药非药用消费的限制性法规,以减少中药的无用消耗和浪费,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开拓中药的新药源。曾经在一次学术讲座后,笔者与中山大学化学学院的一位专家谈到国内不少科研院所的化学学科都在开展中药(植物药)研究时,这位专家说,化学学科是研究物质的,中药(植物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当然也是化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无容置疑,这位专家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中医药学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世界物质用于治疗疾病的规律,化学药物是这样一种物质,理所当然,化学药物也应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医药的研究对象。十分遗憾的是,自从化学药物传入中国以来,除了汇通学派对其有过一些研究外,那么多年来,大批大批的中医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大量使用化学药物,却鲜有以其作为中药新药源为目的的研究。我们的本草学者,孜孜不倦地在古书堆里或不辞劳苦地爬山涉水,去寻找可能存在的药用植物,并因此一部部有关中药的鸿篇巨作相继问世,中药的药用品种也由《本经》时的365种增加到了近4000多种,而事实上,这当中有多少是已经临床证实确有疗效的?大概连编书的人也说不清楚吧。与此相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已知其确有疗效的化学药物却不为中医药界所重视,要么不用,要么照用。笔者甚是不解的是,中医药学者何以会对近千种现成的能够治病的药用物质漠然置之呢?现代医学知道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继而将其改造成青蒿琥酯等作为新一代的抗疟药,传统中医学何以不知将皮质激素用作新的温阳补肾药、将解热镇痛药用作新的清热除痺药?如果中医药早一点认识这个道理,早一点开展化学中药的研究,使该类药物真正能按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和实际需要来使用,那么,中药的药用资源还会让人发愁吗?
3.开展化学中药研究,制定该类药物的中药用药规范,为中医师合法使用化学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自五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创办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体系,培养现代中医师,开办新型的中医院以来,中医师已经不是纯粹只使用中药治疗疾病的医生了;中医院也不是单纯的只应用中医药方法和手段运作的医院了,实际上都是“中西医结合医生”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临床中医生不仅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八纲来诊断疾病,更多的是依靠现代影像技术、生化技术帮助诊断疾病,不仅使用中药、针灸、推拿等来治疗疾病,更经常地使用西药来治疗疾病。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或尚未见有何不妥,也未有严格的限制。但随着我国实施各种行业资格,在医疗上实行执业医师制度管理后,情况就可能不同了。按照严格的执业范围执业,中医师是不应使用西药的。当然,目前执业中医师考试中有西医的科目,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医师使用西药还不会被严格限制。但会不会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后,国家对执业中医师考试科目进行了改革,对执医师的执业范围加以严格限制,中医师不再被允许使用西药,那时,对于中医生、对于中医院来说,该是如何一种局面呢!诚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但与其侥幸等待,还不如早作打算。可以设想,要根本解决中医师使用西药的问题,不外有这样几种可能:其一,国家对执业中医师的用药范围永远不实行严格的限制,或者说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执业中医师可以默许其可以使用西药;其二,要求所有执业中医师必须同时具有西医执业医师资格;其三,积极开展化学中药的研究,使化学药物成为中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并由中医药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化学中药研究的成果制定相关的化学中药用药规范,最后由列入国家药典等。在这三者之中,一二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当由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去考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第三类工作。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不懈努力,排除包括不为西医认同等等非议,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医药工作者的长期奋斗,用于治疗疾病的化学物质就一定能够真正拥有中药的身份,成为中医师治病救人不可或缺的药材,也只有到了这种化学物质成为化学中药的时候,中医师才会在相关的理论依据和法规依据的支持下名正言顺地使用这类化学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