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学教案【转习】

精血、问子三篇,是关于房室养生保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云:“其书于《素问》、《灵枢》之理颇有发明,李时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发前人所未发,而论吐血、便血,饮寒凉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龟鉴。"
4.《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仁宗大圣初年(1023),诏令尚药奉御王惟一铸针灸铜人。天圣四年(1026)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刊印。后又以大字刻石,以便后学考经案图。另辑《穴腧都数》一卷附之。其碑端题篆为宋仁宗御书,原置于汴京(开封)相国寺。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将刻石移置于北京。元成宗元贞初年(1295)在北京明照坊建三皇庙,将刻石放置于庙东之神机堂。时隔400年,至明英宗正统8年(1443),因"石刻漫灭而不完”,诏命太医院重加雕刻。明英宗朱祁镇还亲作序文,说明重刻原委。1965～1971年间,在拆除北京明城墙时,发掘出此书残石五方。1983年北京朝阳门雅宝路东口又发现此书残石两块,有人认为这些剩残刻石即北宋天圣原刻。本书以十四经为纲,以354穴为目,每穴下详列部位主治和针刺浅深,艾灸壮数,体例严谨,总结了宋以前针灸治疗的丰富经验,首次使中医针灸的经络及穴位名称定位规范化,并刻于石上,供人拓抄,影响很大。
5.《千金宝要》:南宋宣和六年(1124),郭思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方石刻成《千金宝要》一书,置于华州公署。郭思字得之,宋代河南温县人名画家郭熙之子,元丰年间进士,工于画,曾官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等职。他最推崇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故选其精要者集为《千金宝要》8卷,并将全文刻于碑石。自序中称:“取《千金方》中绪论,逐件条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之于未然之前;又将《千金方》中诸单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于已病之后。其思家与知识家经用神验者,亦附之于中。……买巨石刊之,以广其传。”
第三节 简 牍
中国古代最早的正式书籍,当属那些以竹木为载体而写出的文字材料--简牍。
古人用以写书的狭长竹片叫“简”,也叫“策”。"牍"则是比简更宽大的木片,也叫做“方”。
简是组成整部书的基本单位,简用编绳串连起来就成为“简策”,也写作“简册”。“丝

编”或“韦编”。更小的简称为“笺”,做读书笔记时用。小牍长、宽各一尺,称为“方”。古人的来往书信,常用一尺的木牍,故称书信为“尺牍”。
“杀青”、“汗青”、“青史”。
简牍的书写法,一般认为有两种:一为刀刻,一为笔写(用漆或墨)。近百年来,古代简牍多次成批出土,其中有不少中医药文献。
1.《流沙坠简》
2.居延汉简
3.睡虎地秦简
4.武威汉代医简
5.马王堆汉墓医简:即《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杂禁方》。前3种为竹简,以房中为主要内容,是现存最早的性医学文献。《杂禁方》为木简,内容是禁祝方术,属古代祝由一科。
《天下至道谈》中,对"七损八益"进行了详细论述,原来是指男女性生活过程中7种于人体有损害的做法,以及8种于人体有补益的做法,是秦汉之际盛行的房中术的基本内容。
6.阜阳汉简
7.张家山汉简

小结:甲骨、金石、简牍都是中医文献重要的载体存在形式,现存的三种文献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思考题:
1. 甲骨和金石中医药文献各有何学术价值
2. 简、牍、策、杀青的概念。
马王堆汉墓的简牍医书有何学术价值

缣是指细密的绢。帛为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绡、绢、缣等。
写上文字的缣帛称为帛书。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医学书籍11种,约3万字,经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后,分别厘定名称:《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方》和《导引图》。兹选介如下。
1.《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
《足臂》、《阴阳》与《灵枢•经脉》作对照分析,即可发现它们的基本内容和编写体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三者的文字、内容来看,有着由简到繁、从不完善到逐渐周密完善的趋势,清楚地显示了由《足臂》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的演变痕迹,代表了经脉学说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认为《足臂》、《阴阳》是《灵枢•经脉》的祖本。
2.《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一种久已亡佚的医方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医方书。医方反映的药物学成就是十分突出的。《五十二病方》是方剂形成阶段的产物。
3.《导引图》
第五节 纸与卷轴

纸的本义,是在竹帘上漂洗丝絮时的一种副产品。古人在漂洗丝绵时,将积淀在竹帘上的丝絮摊平晾干,揭下以后便成为纸。《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候纸。"据此可知,远在汉代,纸是缣帛的别名。在蔡伦之前,久已有了造纸的技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出土实物分析,蔡伦之前也有了植物纤维纸,但是,蔡伦作为造纸技术的集成、改进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需要记录的文字较多,古人便将若干张纸粘连起来,成为一条长的横幅,末端用一细木棒作轴心,将横幅从左至右围绕此棒卷成一束,称“卷”或“书卷”,其中心木棒则称“轴”或"书轴”。这就是纸发明以后,盛行于六朝、隋唐时期的主要书籍形式——卷轴。
卷轴用纸,往往以中药黄柏汁染成黄色,经过这种工序处理后,可以使纸卷免遭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为了保护纸卷不致断裂,常在纸的反面袜上一两层纸张,称为“褙”或“装背”。由于卷子的左端被卷在内层,故得到保护,而其右端露于外层,容易磨损,因而往往在右端再粘接一段纸,保护正文,免遭损坏。这段纸沿用帛书书首的称呼,称作“缥”或“首”,又称“包头”。也有用绫绢等丝织品做缥的,更显得华丽宝贵。缥首再连以丝带,以便在全轴卷好后缚扎。一部书若分写成若干卷,则将其集中用布、帛制的套子--帙包裹起来,一般5～10卷包为一帙。帙通常以麻布为里,外层裱以丝织品;也有以细竹丝为纬,以绢丝为经,交织而成,再裱以绢帛。帙只包套卷身,每卷的轴头仍然外露。在轴头上附缀一块小牌子,上写书名、卷次,便于识别查检,称之“签”,相当于现代的书标。卷轴用帙包好后横放在架子上,需要阅览时将其抽出,阅毕卷好插入原处,称作“插架”。
卷轴的书写方式:早期卷轴于卷首先写本文的篇、章名称及次第(即小题),下空数格,再写全书的总名(即大题),次行写作者的职衔、姓名,唐人卷轴已改为大题在前,小题在后。卷末一般留下若干空行,作题跋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卷末往往附有抄写者、校阅者、审定者、装潢监制者的姓名及抄写时间,有的还写明用纸的张数。此外,也有将

全书总名写在卷末的,这又类似于简册的尾题。从发现的实物看,古卷轴一般每行书写10余字到20余字,一般只写单面,有时在正文的背面写注文,称作"背书"或"背记”。
现存与中医药学有关的古代卷子,主要有敦煌卷子和日本卷子两大类。
一、敦煌卷子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第17号石窟(藏经洞)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洞窟。洞中藏有一层层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幡、织物、法器,总数约5万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遗书多数为手写本,不少写本是书法精品,也有少量稀世罕见的雕版印本。内容以佛经居多,另有不少道家、儒家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占卜、信札、帐册、户籍、契约等文献。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从1906年起,这些珍贵文献,先后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鄂登堡及日本橘瑞超等人盗劫,大量流入国外。
第11类是有关医学史的各种资料。
《敦煌中医药全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概述了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失,并重点论述了敦煌中医药文献的重大学术成就和价值。各论将敦煌医药文献分为9类:(1)敦煌医理类著作(2)敦煌古藏医药类著作(3)敦煌针灸类著作(4)敦煌诊法类著作(5)敦煌本草类著作(6)敦煌医方类著作(7)敦煌遗书中的道医资料(8)敦煌遗书中的佛医资料(9)敦煌遗书中医事杂论类著作。
在已知出土的古代医学文献中,敦煌医学卷子的数量最为丰富,随着《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全部出版,估计敦煌医学卷子总数将达100种。这批稀世之宝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如下几方面:1.弥补了隋唐时期医学文献大量散佚的缺憾。魏晋至唐末五代的医药著作种类繁多,隋唐史志所载,不下二三百种。如《隋书•经籍志》记有256部,4510卷;《旧唐书•经籍志》记有136部,3962卷;《新唐书•艺文志》有155部,4277卷。然而保存至今的却屈指可数:《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经效产宝》、《刘涓子鬼遗方》等。敦煌医学卷子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传世医书的空白。此外,敦煌医学卷子大多未见史志著录,这说明当时收入史志中的医学书目是有局限的,而散见、流传于民间的医药书籍非常广泛。
2.保存了古卷子的原始面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敦煌卷子医书大多是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古人墨迹,真实地展现了古卷子的型制、纸张、用墨、字体、书写格式。尤其是本草类著作中的"朱墨间书"及各种符号标识,保存了古代本草文献的原貌,是后世宋、元刻本医书无法比拟的。
3.为古医籍校勘、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
4.反映了六朝隋唐时期的医学成就。
在药物学方面,敦煌卷子医书保存了我国唐以前4种重要本草著作的早期传本,
在方剂学方面,敦煌卷子医书中保存的医方达1024首,大都是六朝、隋唐时期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的验方、效方,其治病范围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
针灸学方面,《灸法图》、《新集备急灸经》等,是现存最古老的针灸图。
二、日本卷子
已知现存日本卷子医书有10种:
1.《黄帝内经太素》:19世纪初在日本仁和寺发现丹波氏抄本残卷,后又发现和气氏抄本残卷,此后中日两国均有据此抄本的刻本及影印本,但只存23卷。
2.《黄帝内经明堂》:日本文永元年医家和气朝臣抄录,存序及第1卷。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秘藏。1992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出版原色影印本。
3.《黄帝内经明堂类成》:19世纪初在仁和寺发现,日本永仁年间医家丹波长高等抄录,仅存1卷。

.《黄帝虾蟆经》:为汉代医著,撰人不详,1卷。16世纪医家和气奕世家藏旧卷子。1796年丹波元简抄录。
5.《伤寒论》(康治本):原为唐贞元乙酉(805)写本,不分卷。日本康治2年(1143)日僧了纯重抄。19世纪中期后有影印本和刻本。
6.《伤寒论》(康平本):日本康平3年(1603)医家丹波雅忠据家传卷子抄录,日本贞和2年(1346)医家和气朝臣重抄。本世纪30年代从日本私人藏书中发现。有1937年大冢敬节校注本。
7.(真本)《千金要方》:日本正和4年医家和气嗣成抄录,19世纪中期有影刻本,仅存1卷。
8.《新修本草》:日本天平3年医家田边史抄录,13世纪末有影抄本,19世纪中叶在日本仁和寺发现,仅存10卷。此后中日两国有多种影印本及影刻本。
9.《小品方》:公元16世纪中叶日本收藏家前田利常家藏,其后人建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秘藏。1992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出版原色影印本,仅存1卷(包括序、12卷总目录、卷1本文)。
10.《医心方》:30卷。日本针博士丹波康赖编撰,成书于公元982年。此书为日本现在最早的一部医书。现存延庆本(残卷)、仁和寺本(残卷)、御本及半井家本(30卷,配补本)等多种抄本。另有日本安政年间医家丹波元坚等人的影刻本,乃据仁和寺本、延庆本及丹波氏家藏旧抄零本汇校影刻,使此书得成完帙。本世纪日本又据安政本多次重印。1955年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日本浅仓书屋所藏安政本缩印出版。1996年华夏出版社出版高文铸等的校注研究本《医心方》,是中日学者合作校注研究本书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小结:缣帛和纸都是中医文献重要的载体存在形式,其中纸质文献是中医药文献存在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医文献研究的主要对象。
思考题:
1.缣帛的概念。
2.马王堆汉墓的帛书有何学术价值。
3.敦煌卷子的中医药学术价值如何。

第四章 古代文献的散亡与整理

第一节 古代文献的聚散
概述

前人关于文献散亡的论述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隋朝牛弘的“五厄”说和明朝胡应麟的“十厄”说。
一、牛弘的“五厄”说与隋以前文献的散亡
牛弘,隋人。史称其“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官至散骑常侍秘书监。《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谓: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其上表之中历数中国典籍文献的几次大的劫难。
1、秦始皇焚书
这次“焚书坑儒”,其根本宗旨,是李斯所说的“别黑白而定一尊”,在李斯,是欲图确立法家的正统地位,在秦始皇则是其王朝思想的体现。他们的宗旨是:凡是对秦王朝以及对其所奉行的正统思想不利的书籍统统在禁毁之列。这种**宗旨,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史的一大主潮。秦之焚书坑儒,开了中国古代**的恶劣先例,并且也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秦之焚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其对文献的破坏,自不待言了。因此,牛弘将秦朝焚书列为书籍文献的“五厄”之首。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这个教训,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也是十分深刻的。终至元明,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与秦始皇相比的大规模**。
2、汉兴之聚书与王莽之乱
秦始皇焚书之后,迄汉之兴,又渐致力于收罗遗书,其最著者,是汉武帝。班固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

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当时聚书之多,据刘歆《七略》所说:“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当时中央聚集整理文献的大概情况。除中央以外,各地对文献典籍的收集,也是相当可观的。据《汉书》记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秦旧书,多奉以进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辨;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从这些藩王对书籍的聚集,亦可见当时求书聚书风气之盛。这二百余年对书籍的收集整理,至西汉末年,经王莽之乱和赤眉起义之后,又告散亡。
《汉书.王莽传》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兵败而死,讨伐王莽的军队进入长安,仅仅“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损。”更始二年,刘玄入长安。次年夏,赤眉军入关,更始投降,“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行人,宗庙园陵,皆发掘”。(《汉书.刘玄传》)经过这一场动乱的浩劫,汉室所藏的文献典籍,荡然无存。故范晔《后汉书》中谓:“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马端临《经籍考》也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都说明西汉末年的动乱,实是中国文献的一次大劫难。
3、东汉之聚书与东汉末年典籍的散亡
东汉开国之时,即忙于征书。《后汉书.儒林列传叙》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又谓:“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辆。”其后诸帝,无不以右文为点缀,因而对典籍的征集颇为重视。自此,中秘所藏之书,又趋于盛。然至东汉末年,兵燹四起,厄及典籍。《后汉书.儒林列传叙》还说,自从光武聚书以后,及汉之盛,书增三倍。按这一说法推算,当为六千辆。然“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

小乃制为布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董卓移都,是东汉末年典籍的第一次大散亡。其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又经李淮.郭汜大交兵,不但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即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至此,东汉诸帝百余年之所收藏,班固等之所校定,多达六千余辆的典籍秘藏,又复归于荡然。这就是牛弘所谓“五厄”之第三厄。
4、西晋秘书阁藏书与“八王之乱”
牛弘所谓书之四厄,即在所谓“五胡乱华”时期到西晋沦亡这一阶段。
以上所述,即是隋以前中国文献聚散的大概状况。
就医药书籍而言,秦始皇焚书时,明令医书在保护之列。但在兵燹战乱中,对医书的破坏,也在所难免。《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中,载有“医经”七家216卷,“经方”11家274卷,说明在战国时代已有相当多的医书,但到了两汉时期,这些书大多也已经无存。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讲到其撰述《伤寒杂病论》的经过时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要说这些当时的参考书后世不能得见,即使《伤寒论》本身,在东汉末年成书之后,不久也几近散亡。赖东晋王叔和整理编次,才得以保存下来。金人代医家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王安道也说:“叔和搜集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医药方书非常盛行,《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李当之药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阮河南方》、《秦承祖方》、《僧深药方》、《徐王(之才)方》、褚澄《杂药方》及徐叔向《疗脚弱方》、谢谢南郡《疗消渴众方》等专病方;另有宋武帝《杂戎狄方》、《摩诃出胡国方》、《龙树菩萨药方》等外来药方。但这些医书现在均已失传,只能从一些文献中探得一鳞半爪而已。
二、胡应麟的“十厄”说与明以前典籍的聚散
1、隋朝藏书盛于开皇,不久毁于杨广之手。
2、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不久毁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755年)。
3、唐代后期之聚书与唐末战乱

4、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1041-1045年),再盛于宣和(1119-1125年),而遭女真“靖康之灾”(1126年)
5、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1174-1189年),再盛于嘉定(1208-1224年),而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1228年)。
三、明代文献之聚散
1、甲申之乱与内府藏书的散亡
2、甲申之乱与私人藏书的散亡
四、清代文献之聚散
1、清初的文字狱对文献的破坏
文字狱,即因为己著的文字或者因为保留了他人的文字,因文而触祸,因文而罹罪,本人并没有相应的可以治罪的行为。虽然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并非自清朝始,但清朝文字狱之酷烈,却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2、撰修《四库全书》时对图书文献的禁毁
3、太平天国战争中文献典籍的散亡
4、清末外患与中国文献典籍的散亡
5、清末敦煌卷子的散亡
五、中华民国年间文献的散亡
六、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献典籍的破坏

第二节 历代文献典籍散亡的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文献历经散失,情况十分严重。究其散亡的原因,大致有政治、兵燹、人事、其他原因。
一、政治原因导致文献的散亡
统治阶级的暴力禁毁,是典籍文献散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者为了消灭异端,往往是从思想文化开刀,焚毁和销禁文献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