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经方的形成及研究思路初探

经方,顾名思义,就是经验之方,即经验的记录。古经方,主要是指上古先民们留下来的经方,就是传说中的《伊尹汤液经法》之类的经方,可惜它们的原书基本上已经失传。现在保存下来的古经方,主要集中在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所以我现在说的古经方,主要是指《伤寒杂病论》中的方。

那么大家都知道,古经方具有惊人的、神奇的治疗效果,只要方证对应的话,用之效如桴鼓,往往一剂知、两剂已。为什么几千年前传下来的药方到今天还有如此确切的治疗效果呢?为了探求其原因以掌握组方用药的方法,历代医家都孜孜不倦地对其作出各种研究,注述之书也是汗牛充栋,虽然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成果,但总的说来还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没能最终解透经方之谜。

我自己研读经方十多年,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受了胡希恕、汤本求真等前辈经方先贤的启发,终于摸到了一些门道,研究始得深入,短短数年的研究,收获竟远远大于之前的十多年。通过对经方的研究,发现其实其组方思路十分简单明确,之所以这么多年来都解释不好,主要是研究的思维方法不对,一旦方法对头,此书并不难懂。现在就根据我自己学习和研究经方的经验和体会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经方,既然是经验之方,肯定是经过反复试验有效了,才记录传承下来的,这样才会几千年前有效的,到现在也有效,因为人体自身抗病的主要机能和系统虽然经过几千年,但人类的本质没变,所以这些系统机能也没变,所以这些方药才会至今仍有效。那么这些经方到底是怎么样试验出来的呢?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从我们现在对新事物的认识和试验过程的经过看,是可以大约推知的。

那么假设我们是古人,开始时对疾病、方药一无所知,当生病的时候,就只能等着自愈或是等死。但他还要吃东西养命啊,所以就会采点什么野菜之类的来吃吃,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吃到了某种草木、果菜之类,吃完后无意中病竟然好了——也可能是因为见到某些动物生病自己找些什么野草来吃就好了,也跟着去试试,也不一定,这种情况也会有,比如现在我们养猫,小猫病了,自己会去找些什么草来吃,吃完就呕吐,呕完了就好了——反正不管是因为什么,古人就因为这么个偶然意外治好了病。那么他当然兴奋不已了,也肯定会把这次经验记录、传承下来,作为一种保命能力了。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经历,他也必然会去尝试更多的草药去治不同的病,看有没有机会吃好,这就是所谓的神农尝百草了,但这个神农肯定不止一个人或一代人,肯定会经过几代人、几族人的经验。最后随着这些经验和知识的增加,经过汇总整理,就产生了《本草经》。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发展过程,因为知识和技术不可能凭空出来,只有经过发现、反复实践才能形成,这跟人类发现火和发明熟食是一个道理。绝不是什么神仙教的、外星人教的、天生就知道的、气功态下获得的之类这么无稽。

但疾病是多样多变的,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单靠一味药的本草肯定不够用,于是先民们就会开始尝试根据出现的多种症状和感受,把治疗单一症状有效的药物放到一起来试吃,看能不能治好有多个症状的病,最初当然是个小组合了,两味、三味这样合着用,这也就是药证对应、兼证加药的组方思路的雏形。结果这一试验也获得了成功,这就形成了最初的方剂。因为这次试验的成功,古人们就会开始进行更飞跃性的尝试,不仅是合药,而且会开始合方,甚至在合方中再加单味药,但其原则当然还是简单合药时的药证对应,现在合方,把一个方看成是一整味药,当然也就一定会遵循药(这时已经是一个小方了)证对应了,这就又形成了方证对应、合病合方的雏形。随着这些试验的不断成功,于是所合的方就会越来越大,适应证也就越来越多,不断地满足着古人治病救命的需求。由于成功经验的增加和总结、记录、传承,逐渐就出来了一些方剂集子,如《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这些方子现在已经从汉墓中出土)和《伊尹汤液经法》这类更大部头的集子。不过此时的这些方剂还是比较小的,从《伤寒杂病论》的方剂中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些由几味药组成的方子,十味以内的占了绝大部分,超过十味甚至二十味的少之又少,这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时方动辄十几味几十味的大异其趣。这主要是因为经方的来源是通过实践、一样一样慢慢试验着来的,这就必然使他不可能太大太复杂;而时方是后来的人用所谓的理论想象组合而来的,随意想当然地往里添加东西,所以有堆砌、大包围的味道。

到了汉代,上述这些方药应用的经验和书籍应该是比较全面了,这就为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而且张仲景还挺有心思,由于当时是个战乱年代,时时打仗,这给了张仲景一个启发:人与疾病的斗争不也是一场仗吗?所以他就运用正邪交争的概念,再参考经方的方证药证、结合临床的经验及当时对人体和疾病的一些观察和认识,搭建出一个“三部六病→寒热、虚实、气血、水食→方证药证”的框架,来组织经方,以方便临床上更简单高效地运用、灵活变通经方以适应万变的病情。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创举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研究经方的组方思路和运用,就只能用当时古人的这套实践经验:方证对应、药证对应、兼证加药、合病合方这套思维,这样才能真正解开经方的组方、加减之谜。而不能象现在习惯上用的那套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味归经、甚至是近代出现的什么圆运动、左升右降、一气周流这一套了,因为这套所谓的理论只是古人对疾病的一种尝试性的解释而已,推测、臆想的成分多而实证的成分少(虽然有些推断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不合理的、牵强附会的地方更多),有些当然也经过针灸的效果证明,如刺什么经络、穴位能治什么病,但其病因除了经络不通外,其他的还是以想当然的为主,而且也与方药运用经验的形成无关,反而是方药运用经验的出现,才形成更多的推测和臆想(针灸经验的形成其实也是如此,是先出来经验,再出来推测与臆想)。因为古人创组这些经方的时候根本就不懂这套,他根本就只是怎么有效怎么来,一样一样反复试验成功后得出来的这个经验(针灸经验的形成也是如此),你按他这个方法对证加加减减、拆开合并地组织就行了,他是这么来的一个东西,你硬说他是用你现在说的那套所谓理论想象分析来的而不是慢慢实践总结来的,这根本就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这个对事物认识的客观规律,这样去分析经方,能解释通吗?肯定不能!你看最古老的本草、药方,全是只说治什么病什么证的,从没说什么归经、归脏腑那套东西的,这些东西全是后世的方书药书才出来的,这估计是把针灸理论的那套东西给移值到经方、本草上来了。所以我们看后世对《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注解,不是前后矛盾就是左支右绌,不仅是不同人有不同说法,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有的是,这只能让后学者更加无所适从。

所以我认为要真正解通这本书,只有重新代入古人实验总结经方时的思维和方法中去,重归实效和简单、朴素的实践试验思维,从《伤寒杂病论》这本书自身的方剂运用与变化中寻找蛛丝马迹(变化的依据),这样才能真正让这本蒙尘的实践经验总结之书重现其原始、古朴、实用的本来面目。也只有用古人组创这些经方时的原始思维和路子去思考和分析,才能既知其常又明其变,才能真正地灵活运用变化经方来适应千变万化的疾病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谈得上是学好、用好经方,还能扩展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