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医五行文化的一点研究

我对中医五行文化的一点研究


五行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复杂文化现象,说它“特有”是指它是中华文化中独创的一种文化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它在理论和应用上,涉及到中华文化中哲学、政治、宗教、医学和传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因而其文化表现就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色彩,致使人眼花缭乱;不能一下轻易地看清其事物的真实面目,亦因而感到很玄,又尤其是在被宗教迷信利用时,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就更加玄乎其玄了。
因为五行文化在中医的基础和应用理论上,都占有很重的份量,所以要想学好中医,就必须要突破此一难关,为此,我沉下心来,阅读了有关这方面大量的文献和研究资料,诸如:《尚书》、《左传》等部分文献;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等;稷下学宫文化和邹衍的有关资料介绍;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有《礼记》和《吕氏春秋》等;张岱年著的《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要论》;王琦著的《运气学说的研究与考察》;贺娟撰文的《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刘宗迪撰文的《五行说考源》;雷群顺著的《〈内经〉多学科研究》;何新撰文的《上古五行十月历考论》;还有中医学史方面资料等等。在上面这些资料阅读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思考整理,形成了我对五行文化一点初浅认识,现介绍出来供有兴趣者参考,抛砖引玉,欢迎指导。
关于五行文化由来,贺娟先生说:“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这样概说,我基本同意,不过还需稍加修改一下就更好,即:五行学说肇始于殷商之际,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完善于秦汉两代。因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完整的五行文化,进入秦汉以后才真正形成,它的形成有一个相对长的过程,因而其描述应分三个阶段更为恰当。其形成的代表作当然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等篇中有关内容。在这里,我只着重谈一下它的滥觞。
既于它的滥觞,我以为不可只拘泥于某一方面,而应考虑它是由来源于多个方面因素共同融合演化而成的,如殷商甲骨文中卜辞所提到的“五方”、“五土”、“五风”、等,还有属于春秋时期著作如《尚书》、《左传》所提到的“五材”说,还有其它一些以“五”字为模式的各类文化,如五官、五味、五音、五色等诸如此类,这些等等都应是五行文化形成最早的相关元素。不过殷商甲骨文中的“五方”、“五土”、“五风”说应是最为主要的内容,而且时间又相对早,是五行文化的真正的起点。关于这一点我较同意何新先生对殷商甲骨文等考证的观点,他说:“五行,初义来源于五运五气五风。所谓‘五行之气’,实际上就是以中原为本土,而感受到的来自中国大陆四边的四方季风。一般来说,东风来时,春季降临。西风来时,秋季降临。南风来时,夏季降临。北风来时,冬季降临。无风(中央风)之时,酷署之季也。上古人认为,太阳与季风都是形成五季变化的原因,由此形成以太阳(阳气)及五风(阴气)相辅相成的阴、阳五行历即黄帝历。”
这就是说,五行文化的发端、发展到成熟,其实都应是以“气”的中心内容所贯穿着,所谓“五行”,其实质就是“五气”,所谓五行模式,其实质就是五种气象的运动模式。后人将“五行”与“五材”划上等号,将五行物性具体化为木、火、土、金、水,这都是因为误解造成的,没有理解古人在源头上创造五行文化的真正含义。何新研究说:“上古之五行历法,两汉以后即失传。五行变成五种物质即金木水火土。但究其本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非指五物,而为五物之气。五气即金气、木气、土气、水气及火气之名,五气行运而成五风。五风运行导致五种季节的发生,此乃五行、五运之本义。?”何新又说:上古有两种分季历法,一种即现在春夏秋冬四季历法;另一种是五行之历,即一年以金木水火土五气之行划为五季,这种分季法于两汉后失传。因此他结论说:“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于中国上古的天文历法学。”
我认为,何新这一研究成果是基本正确的。我也认为所谓的五行其实质就是五气,气才是五行真正的物性内容,即;木气、火气、土气、金气、水气也,它的物理来源,有两大方面,一是由太阳辐射与地球运动关系中所形成的阳气,即所谓天气下降,由此而形成的春气、夏气、秋气、冬气;二是地球运动本身散发出来的阴气,即地气上腾由此而形成的长夏之气。由于没有四面来之风,唯有地气在酷热中上腾,所以此季节酷暑、闷热、潮湿难熬。基于此,就形成了五季和五气:秋气为金气,春气为木气,冬气为水气,夏气为火气,长夏之气就是地球之气,也即土气。其实土气,不仅在长夏之中有,在其它四季中也同样存在着。在地球的大气环流中,风风雨雨,不仅是太阳的功劳,地球自身也有一份,就这一点,连五行文化的集大成者董促舒也似乎认识到了一些,他说:“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因此可以这样结论说:五行之气,即是天地的气交运动共同形成的。
将五行的物性内容理解为五气,能否成立?我认为是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其一,从理论意义上说,对一种文化发源的源头认识,我认为都应该从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上找原因,而当时中国文化中属于唯物论认识范畴内的世界本源问题,就是气,大家都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而不是金、木等“五材”。虽然西方哲学中有“水、土、气、火”四元素说,似乎与中国的“五材”说相似,似乎同是一种在源头上的朴素唯物论的说法,但西方还有更为细小的分析,即“原子论”,而且后者还比前者更符合客观实际,是西方哲学真正的本体论。中国的唯象哲学没有能这样对物质微观世界作出具体的分析,而是更为直观地概括为一种“气”,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这才是中哲学本体论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五材”说并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源理论,它只是一种工艺学的理论。如《国语•郑语》所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和《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等等,都是一种物材说。
以气为本源,而且在此基础上,气又可分阴阳两个方面,认为世界的万物,就是由这一阴一阳气的矛盾运动产生出来的。所以五行文化与阴阳哲学融合一体就是很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五行也和阴阳一样,是一种气的分化运动。现在在我国五行文化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五行与阴阳观本是分离的两个概念范畴,是后来有人才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我认为这完全是由“五材”说所诱导的结果,不符合五行文化产生的实际。五行就应该是从气,再分阴阳,再化五行,由此一脉相承变化脱胎出来的,是一码事,不是两个不相干的事,不是被后人凑合拢来的。既于为什么会用金、木、水、火、土来称乎五行,我认为这与中国哲学中取类比象的唯象哲学有关,形象化地取类比象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工具。
其二,从实践意义上说,
现在的五行文化,很明显是一种理性思维文化,既然是理性,它的出现,肯定就是为了指导人们实践这个目的,绝对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思辩文化,或是一种纯粹的享乐消遣文化,因此当时的五行文化创造者们,他们绝对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想像,而是在实践经验中发现和总结,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我们现在来考查与五行文化相关的;而且是有史可查的;在以《尚书》、《左传》等十三经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元素,如除五行外,还有五声、五味、五色、五官、五材、五事、五常、五典、五刑、五礼、五服、五品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概念,这些五字文化绝大部分很明显都不是纯粹的思辩概念,而是实际生活的经验总结,是贴近于当时生活实际的。如果要思考五行文化的滥觞,这诸多的元素都有可能相关。在十三经中,其中《尚书》似乎最早,因为其中有《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等,但是,由于该书的由来还有较大争议,因而其绝对的可信性较差,所以在《尚书》出现的“五行”以及与其相关的五字文化元素,都只能作为参考。而《左传》等其他经文,都已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追寻其源头就显得晚了些。因此,要追寻最早的发端,目前已知,只能算是殷商时期甲骨文的记载了。其中有关的“五方”和“五土”说之类是最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材料。
在甲骨文卜辞中所记的是四土、四方、四风:?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编》8,10,1)?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北受年?
北土受年”(《粹编》907)?

东方曰析,风曰夷。?
南方曰夹,风曰凯。?
西方曰韦,风曰彝。?
北方曰勹,风曰殳。(《京》520)[注三]
这些甲骨文的记载,表面上看,似乎讲的是“四土”、“四方”和“四风”,但现在的研究者们,都一致认识到里面有“五土”、“五方”和“五风”的含义,其可分析的因素就是在“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一句卜辞中有“中商”二字,其意是相对东、南、西、北四方而言,加上一个中,由此就形成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和五土的空间概念,五风也是由此而来。
风就是由地球大气环流所形成的季风,何新的分析很对,在殷商时期,那时地处中原的古人是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四边或四方的季风,即东南西北之风,相应的也就是春夏秋冬之风,何新所说的“无风‘中央风’“,”无风“就是没有季风的意思,而“中央风”实际上是指上腾的地气,作为一个由四季中划分出来另一个季节——长夏,其地气的上腾所产生的闷热之气,也应是一种季风,“五风”就是由此而来。
风即大气中冷热的不平衡所形成的大气环流,由于日地相对运动的关系,由此在地球上形成不同的季风,这些气象变化都与地球上的万物的生存有关,又尤其是与生命息息相关:
春天的春风,它来自东方,所以又可叫东风。它的特点是温暖和煦,有利于万物的发生,所以它和生机勃勃的树木相关;
夏天的夏风,它来自南方,所以又称为南风,它的特点是炎热似火,有利于万物的成长,所以它和火的热性相关;
季夏或叫(长夏)的地风,它来自人们所处的四方的中央,即地球本身,所以何新称之为中央风,它的特点是湿润潮闷,利于作物的化育成熟,所以它和潮湿的土地相关;
秋天的秋风,它来自于西方,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西风,它的特点是清凉干燥,有利于作物的收割晾晒,所以它和收割的金属工具之类物有关;
冬天的冬风,它来自北方,所以人们又将称之为北风,它的特点是寒冷似水,利于万物冷缩收藏,所以它和水的冷性相关。
以上中国大陆的这种季风,就理应是当时的五行文化创造者们最早的客观认识基础,中国古代人的天文气象意识觉醒较早,因为中国很早就已进入农业社会,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需要,古人不自觉地就已和天文学和气象学发生了关系,据天文学的资料介绍,早在殷虚的甲骨文中就有“火”和“鸟”的星名,还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记载。又据《尚书•尧典》中就记载有以鸟、火、虚、昂四宿被认定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黄昏时候的中星。与四季相关的,还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这些都与中国农业息息相关。据说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古人就已经知道二分二至了,至于二十四个节气,至秦汉时代就已十分完备。所谓二十四节气,它是表示太阳在一年中黄道视运动中的运行轨迹,而具体体现在生活里,就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一年四季气候的有序变化的一种更为细微的阶段性认知。
气候气候,其中气的变化是最实质的内容。中国古人对气的认识很早就有,据现已发现的记载,《国语•周语》中就已谈到“天地之气”。他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另外,《左传•昭公元年》也记载有那时的名医医和所说:“天有六气。降生五昧……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由此可见,早在春秋和战国初期,那时的人们就已有对气和天地之气的深刻认识。由于早期这种对气和天文气象活动的初步认识,那时的人们在已经形成的时空观念,还有天命、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哲学思想支配下,凭着这些经验和理性的认识,就创造出了中国特有的五行文化,而其中气的运行是最主要的内容,五行的滥觞就在于此。金木水火土只是创造者们从“五材”概念中借用过来的代用符号,绝对不是其本身。金木水火土,不是五材,而是五气,即金气、木气、水气、火气和土气。因此,从实践意义上说,五行也是气的五种运行状态。
另外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是,五行文化的动态结构,也不是创造者们在书斋里,仅根据物质功能特性用理性思维推演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地观察天文气象活动与当时农耕文化活动等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感悟出来的,是长期农耕文化活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五行的动态,绝不是五种不同物质功能间的生克制化关系,而应当是五季的五气的生克制化关系。如春、夏、季夏、秋、冬,五季的生发过程就是这样依着顺序产生出来的,既于反过来的克制,在《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就有明确的阐述:“所谓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既于五季气的生克制化,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金木水火土五材的生克制化?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而且这种误解很可能从《尚书•洪范》就已开始。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尚书》为汉人所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的可参考文献,就证明了《尚书》并非汉代人伪作。而且学者李学勤先生还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证据,推断《洪范》确为西周作品。由此看来《尚书》成书较早。如果是这样,在五行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怎么就会产生误解呢,这是说不过去的事。但是,现在又有学者研究,认为《尚书》中存在经文和解说两大部分。经文可能产生于西周时期,而解说部分就完全有可能是后人所为,如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
其三,五行文化创造者自已的认知
历史上创造五行文化的几个突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邹衍、汉代的董仲舒、还有当时正在形成的《黄帝内经》等。这些突出代表,他们心目中的五行,其实都是五气,气是五行中最实际的物性内容。
《管子》,齐国的宰相管仲的著作。现在公认为《管子》一书不是管仲一人所为,而是管仲学派的集体创作。
学术上已知,中国哲学上的精气说就是《管子》一书中提出来的,“精也者,气之精也”,此种精气就“流於天地之間”(以上见于《内业》)。气又分为阴阳,“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四时》)。阴阳又推动四时的变化,“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乘马)。又说“天地精氣有五”(《侈靡》),这五种精气,恐怕就是五行之气,在《四时》一章节中就有更为详实的描述,他说:“东方……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 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四时》)“西方……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如将《四时》这段话排列整理一下如下:
东 春 风 木
南 夏 阳 火
中央(季夏) 风雨土
西 秋 阴 金
北 冬 寒 水
这段话只讲了五方、四季、风阳阴寒四种气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五方是指东南西北加上中央。五种物质是指木火金水加上土。相对五方,理应有五季,《管子》未明讲,只是强调中央土德“中正无私。实辅四時”,即它与四季都有关系,即养育收藏的关系。根据对应关系,四种气也应变成五种气。《管子》也未明讲,只是讲了“风雨节土益力”,这个风雨对土的制约由此而产生的养育收藏的能力,其实就是一种气化的能力,它和阴阳风寒一样,也是“流于天地之间”的精气,是属于“天地精气有五”中之一。
另外,在《五行》一篇中,《管子》似乎又有明确的五个季节划分法,即:
甲子木行御……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七十二日而毕;
丙子火行御……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七十二日而毕;
戊子土行御……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七十二日而毕;
庚子金行御……昼炙阳,夕下露,地竞环,五谷邻熟,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七十二日而毕;
壬子水行御……天地……闭藏也。……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赎,孕妇不销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毕。
据何新考证,这是上古时期由黄帝所创的十月历,按七十二日为一季,而划分为五季的,每季有不同的气候、物候和农事,还包括政务活动等,很明显是春夏长夏秋冬五季。但是这种历法至汉代就已失传,历法由五季变为春夏秋冬四季了。后来在五行文化中又为什么变成为五季了呢?由于当时的天文气象有六气的说法,即;风、热(暑)、湿、火、燥、寒。运气学上叫做: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其中的暑和火都是热,君火和相火都为火,所以六气的说法,也可归纳成五气,即金、木、水、火、土五气,配合四时,在夏秋之交加上一个季夏或,叫长夏,就成五季了;配合四方,再加上一个中央就变成了五方。由此可知,《管子》的五行,实为五气。
邹衍,为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学者之一,他精于阴阳,熟悉阴阳消息变化,创造了终始五德和大九洲学说,为阴阳五行文化的代表。他有许多著述,但都不存,后人只是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等一些零星的资料中了解到他。《吕氏春秋•应同》中一段话:“凡帝王 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这段话有学者考证,认为很可能是邹衍的佚文,又说至少体现了邹衍的学说精神。由此可见,邹衍的五行文化中,气也是最主要的物质内容。
汉代大儒董仲舒,应该是先秦至秦汉中五行文化的最大集成者。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在一些显著的章节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五行文化的观点,如《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数》、《五行五事》等等,既于五行为五气,我们仅从下面几条引文中就可清晰地看出他的观点。如他说:“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又说:“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在《五行相生》一节中,开宗明义就是这样概括说的:“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其义很明显是说五行就是从天地之气的阴阳变化,四时的确立中,产生出来的,五行就五气。
《黄帝内经》就更是如此,因为气,阴阳之气是本书的哲学基础,五行作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同样是以气为根本的,所以五行与阴阳是出于气的一家的,因此在《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才有这样的说法:“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五行作一种可运化之气与阴阳气一样,是天地之道的根本。
在《黄帝内经》中,又有中国所特有的“运气学”作为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一,它是以探寻天文气象和相关的地理气象活动来研究人的病理、病机和病因关系的,以此作为治疗疾患的重要参考因素。在该著作中,其中有七大篇是该学说的主要代表。据《内经》文献研究者的考证,似乎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这七篇是唐朝医学家王冰后来加上去的。即使是这样,只要我们细读《内经》,你就就会发现,这七篇内容与整个《内经》是十分协调的,并不显得拼凑多余。因为运气学说在原《内经》的篇章中早就有体现。如在《金匮真言论篇》、《阴阳应象大论篇》、《六节脏象论篇》等中就十分明显。
运气学说的主要内容为“五运六气”。所谓五运,按五行即土、金、水、木、火五运。按天干纪年,甲已年为土运;乙庚年为金运;丙辛年为水运;丁壬年为木运;戊癸年为火运。其名叫运,其实质仍是气,即土运为湿气;金运为燥气;水运为寒气;木运为风气;火运为热气。这一点在《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也明确地告知我们:“五气运行,各终朞日”,又说“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气是真正的物性内容。
所谓“六气”,即为风、热、暑、湿、燥、寒。与五运稍不同的就是六气多了一气,这是因为热和暑均为火,如在六气的三阴三阳关系上就可分辨出来,热为君火,暑为相火。另外,在《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一段话也可见出。如说:“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这一点学者王琦在《运气学说的研究与考察》一书中第三章第一节说得更明白,他说:“暑热同类,文中言热,暑亦在内。可见六气为五行在天之气,五行为六气在地之质,两者是二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这种气,《内经》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王琦说“在天之气”,“在地之质”。形也好,质也好,都应还不是具体的物,如具体的金木水火土,而是一种类似于金木水火土功能的物质属性。而且这种五运六气也并非是一些哲人玄想出来的,而是有当时古人所观察到的天文历象作为客观依据的。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中所引用的当时的天文学著作《太始天元册》一段话中说:“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已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等等。这丹、黅、苍、素、玄五气就是五运之气,它们出现位置都是以古人所观察到的二十八宿星作为参考系来描述
总之,五行文化中的金木水火土,绝对不是这五种具体的物材,而是指中国大陆中原一带春、夏、长夏、秋、冬五季的气象活动的代称。金木水火土只是古人所选择来代用的一种符号,是宇宙万物概括出来的物质属性的代名词。就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所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这里所说天地是万物的上下;左右也应是万物的阴阳道路;水火也应是万物的阴阳征兆;而金木则是万物的生成终始。这就是说最后生成的金木是指万物生成的代表,绝对不等于万物就只是金木。
最后还简要地谈一下中医理论为什会融入五行文化和五行文化的局限性
李申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有关中医的章节中,曾谈到中医理论在继承传统文化中,为什么没有选择八卦,而选择了五行。李先生认为:中医理论选择五行是一种势所必然的自然选择,因为在当时,除五行说外,还没有比五行更为先进的世界模式可供选择,这就是说,五行模式比起八卦之类模式要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他还说:“五行说之于医学,主要是通过色、声、味等外部性质把人体的内脏和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样分析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没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五行说之所以被中医所选中,主要是气和阴阳二气的原因,色、声、味应是其次。因为中医的最根本理论基础就是气和阴阳二气,而气和阴阳二气又是有很深的天文学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天文历的春夏秋冬四时,再加上中国古时候的五季,它们才是中医病理、病因、病机和养生认识的客观基础,而其中的气又是基础的基础。为什么声、色、味是其次,因为只有先有气,后才有色、声、味等。
五行文化包括五运六气,虽然来源于人们的劳动实践;来源于人们长期对客观自然的长期观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整个理论体系中,理性思考还是要多于实践的经验,其中受当时的玄学如儒学的天命观、天人感应,道教和阴阳家中的神仙谶纬、术数之类文化的影响,因而有很多是属于推演出来的神秘的理性成分,这是五行文化最大的局限性。另外,五行和五运六气说又是一认知的模式化的工具,虽然古人认为天行有常,但也有天行无常的时候,因此模式化的东西是不可能适应自然中许多常常人们预想不到的变数。这种模式尤其是用来解决人们的疾病就更是使人不可轻易地相信,因此,体现在《黄帝内经》中的五行文化,在后来的许多大医家们,他们在接受和应用时都是十小心谨慎的。如汉代的张仲景,在他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就极少地讲用五行。唐代号称药王孙思邈,对药材和方剂学研究独到,由于他信奉道家神仙术一套,所以他在医疗术上对五行说略有应用,如《服水》、《诊脉》、《针灸》等等方面就有一些具体的应用。后来的医家们,也只是将五行文化主要广泛地运用在五脏的病变转化关系之中,从中找到一些病理病机的解释。但这些都没能使之五行文化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又特别是临床方面,应用者更是小心谨慎。既于五行与运气学说结合,成运气学的一部分,这一理论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史上曾有一段兴盛时期,但是,并没有能如日中天那样地发展起来,到后来就逐渐地消失了。贾得道先生所著的《中国医学史略》在评价这类学说时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他说:“这种学说,在开始盛行的时候,就有人加以反对,如《褚氏遗书、辨书篇》就说:“五运六气,是邪?非邪?曰:……。以后明清时代的医家如缪希雍、张悼等,也对此提出尖锐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临床医生,名义上虽然不反对,甚至还推崇这种学说,但在实际应用上,不是只抓其一点可用之处,另加发挥,就是对此学说根本置而不问。如金代的刘河间等就是属于前者,而明代的张景岳,清代的吴谦、徐灵胎、陈修园等,就是属于后者。由此可见这种学说,虽然表面上盛极一时,但实际上很快就被实践医家们所扬弃了。”我认为内容是符合实际,但评说有点过头。
五行文化和运气学说,我以为并非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从它的产生和创造者的出发点来看,我以为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只是后来在发展中忽视实践经验的一面,理性推演成分大多,还有被人利用和曲解,因而部分变成了为政治和宗教服务的文化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对中医的理论建设是很有益处的。我初步设想,其做法如下:
1、要正本清源,让五行恢复到五气的基础之上去,使之与中医的气和阴阳二气紧密结合起来;
2、要理性认识运气学说中天气、地气和人气的自然关系,以及天、地、人气交运动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
3、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临床实验,在大量的临床经验中去发现、总结五行和运气学说中的优秀部分,去确证原有五行模式中,如五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某些可取之处;
4、原有中医理论五脏学说中的五行观,如生克制化理论,“滋水涵木”、 “培土生金”等等之类治法或治则,这些都必须在临床实践中反复地去求证,探索其可行性的效率,并在脏腑学说基础上,将其纳入脏腑辨证的理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