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

绪 论(二)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同样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医学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中的系统性,这无论在传统医学科学或现代医学科学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每一课题或学科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其他学科或专题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职。医学发展在当代面临着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难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在弥补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发挥其更为重要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历代学者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医史性著作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中国历代修史,为医学家立传,记述疾病流行,详列医学文献等,几乎成为必须遵循的传统。特别是传记体医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医传》、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医史类著作逐渐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等,基本上都是以医学人物为主体的名医传记性著作。涉及医药卫生各个领域,并以系统论述中国医学编年史为特点的医学通史著作的出现,当首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先生在论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医史学时指出:“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且以医史学为医学中独立之科学。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赜,然咸秉传体,不过较方技传为略详耳,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订,被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后经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译在东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响国内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甚巨。继而则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中国医史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曾比较活跃,创办了中华医史学会和中华医史杂志,曾有较多的高水平医史论文发表,推进了中国医史学研究向着深层次发展,其间虽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复会、复刊后学术交流空前繁荣,北京、上海、广州、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恢复或创建了医史分会,各地区,有些少数民族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医史学术会议,1992年8月于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医史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华医史学术会议。中国药史学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会、文献学会等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建立的医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医史研究专门机构。1955年该研究所划归中医研究院,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全国第一届医史师资训练班,为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科研培养了一批骨干。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李径纬继陈邦贤先生之后任该室主任、所长,1983年,卫生部委托该所为全国医史与中医文献科研、教学骨干培训基地。1984年10月,该所举办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全国第二届中国医史教研骨干进修班。此外,陕西、辽宁、山东、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也都设有医史文献所(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机构中也很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和相应科室的设置。医史研究的机构、组织和专业队伍的布局渐趋合理、阵容不断壮大。
教学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扩充,素质相继提高,特别是1978年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招收了医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医史学博士研究生,十多年来全国培养医史硕士近百人,他们的学位论文使中国医史学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均大大提高。在这十多年中,有计划强调和加强了医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调查研究,近现代医史研究,医学考古研究等等。在这十年中,中国医学通史类、专科史类等专门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跃。

绪 论(三)


《中国医学通史简编》经过医史学家们长期的学术酝酿、研讨,筹划,最终在卫生部和老一辈医药卫生工作者的关怀下,动员组织了全国医史界(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专家学者,于1987年正式开始编写工作,《中国医学通史简编》各分卷历时八个春秋,经多次审阅、修改而初具规模,下面谨就有关编写与研究中的一些学术和技术问题,作以下必要的说明。
(一)体例与分期问题: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这部巨大著作的酝酿过程中,考虑讨论了该书的分期问题,最后确定为四巨册,即古代医学分卷(远古～1840)、近代医学分卷(1840～1949)、现代医学分卷(1949～1995)与医史文物图谱卷。为首先给人以清晰的时间概念,并能体现医学发展的规律,古代卷分中国原始人类的医药卫生活动等10章,在编述上以时系事,联系医家、医著、学术、体现了中国医学通史纵不断线,从古通今的连贯性特点。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书体例,先概述、医事制度、律令、医学教育;次医,药卫生保健等学术;再医药文化交流,医家传记、医籍评介;其它较独特的专节一般放在最后。
医学史分期,是否切合历史实际,是测量一部医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切合中国医学发展历史实际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观上给人一目了然、纲举目张的效果,而且透过分期的微观上还能得出医学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实质内函,《中国医学通史简编》总结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多部专著分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科学的分期上应注意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这就是首先必须充分反映出医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其次,要考虑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这个层次是不能倒置的。由于中国医学史是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这种纵横交织、纲举目张的史书体例,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容纳中国医学史的基本内容,虽在形式上比较固定少有变动,但每章节的内容则各不相同,然而却能从中看出上下的衔接与发展变化。
(二)关于医学起源问题。中外医史界、科技史界历来对此意见分歧、见仁见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无论是巫源说、动物本能说、圣贤创医说等等。均不无道理,但又各有偏颇,通过综合分析,本书在编写中主张以实践为主体的多源综合说,其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人类医疗活动的历史比巫出现要早,所以单纯强调医源于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动物越高级,其本能越减退,所以以动物本能为医的唯一源泉是难以成立的。圣贤创医说则是复古思潮的产物。所以说医学起源问题绝非某一单纯观点所能圆满解释清楚的。
(三)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形态结构。中国古代医学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范式,是把人放在天地与社会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观整体性,是个多源一体化的结构。在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医疗学术经验在内。
而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医家在总结各地各族医药经验时“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体也。”因而,当中国古代医学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民族医药在内,在以后的历程中,以汉医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地吸收各少数民族医药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逐渐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医药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这是中国古代医史上汉医与少数民族医,其共性与个性、整体和部分辨证的统一。
(四)中国古代医药与人文地理和文化传统。环境是对中心而言,背景是对主题而言, 近几十年来,医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中国传统医药学产生于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诊疗保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一方面,从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生产,进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创造发明,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另一方面,又是处在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整个古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少,而有兼收并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气势,往往为我所用。中国医学之外传,影响着朝、日、越等国的医学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鸟瞰中国的地理环境,背依欧亚大陆,西北方横亘着戈壁大漠,西南方耸立着青藏高原天然屏障,东面是浩淼的大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还把自己的国度当作天下的中心,自视为“天朝上国”。以农业为主的物质生存方式,还有采集、捕鱼,狩猎,畜牧和手工业等,医药文化莫不受这种客观存在的影响。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是中国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铸造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压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学思想。当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只有神学而无科学的地位,科学只是神学婢女的岁月,中国的医药文化一直以其科学与文明的风姿在世界医林中占居领先的地位。中国传统医学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医学,它有着更光明远大的前景,它是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它又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医疗保健事业的一大贡献。从中国人文地理看,中国传统医药学文化中心,开始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从秦汉到隋唐仍在陕西、河南、山东及长江以北地区,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国医药文化中心呈东迁南迁之势,明清之际,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如果说中国古代医学最早的起根发苗和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那么它的相对成熟和开花结果则在江南人文荟萃的地方。
(五)对医药学家评价。医史是医药学家活动的舞台,医家的传记、著述、学术思想、医事活动等,牵扯到医史的每个纲目与网络。本编对医史人物的评价,着重强调:
①研究医学家的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结论必须确切,必须符合实际,能反映其特点。
②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必须严肃认真,要从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要单凭序跋、小传或二三手资料作结论;
③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不要回避矛盾。在研究过程中,只要结论符合实际,能代表其学术思想核心,虽然它不符合潮流,或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反,也要敢于提出自己可供借鉴的意见或结论;
④研究医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
⑤研究历代医学家要予以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一分为二,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结论,对医学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就褒,有阻碍作用的就贬。只有做到这一点,既知其进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极性之可能危害,才会对现代有更多借鉴;
⑥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抓注主流。医学家的学术见解、经验和论述,多是各式各样的,兼杂并列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对自己的学说予以明确的、系统的论述,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入钻研,分析综合,从错综复杂的大量资料中,理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头绪;
⑦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
(六)医药学史料问题。研究医药卫生发展,史料是基础,大量掌握和研究、鉴别史料是医史研究的基本功。没有史料尤如无米之炊。由于医学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军事、体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现象和天地间各种自然环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种联系,所以医史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保健学术本身,还广泛深入地涉及到医药文化的各个方位与层面,医史史料的来源是多途径的。古代医学史料以文献和文物史料为主,同时还包括一些医药卫生民俗史料。
文献史料除历代医籍和医史专著外,广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笔记、地方志、少数民族有关的医药文献。这是本书史料的主要来源,其间有大量、细致的文献学研究,鉴别真伪、考证史源等工作。
文物史料多借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简帛,以及现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实际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经变成文献资料。我们将比较全面系统征集历代医药卫生文物图片,将收入医史文物图谱卷,作为比较直观的素材,将对文献发挥有说服力的科学的互证。
关于民俗,自古以来,民俗和医药卫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地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医药卫生民俗,发挥过或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医史的一个载体,民俗史料不可忽视,往往可补充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不足而造成的医论苍白和史实的匮乏,特别是原始社会医史,秦汉以至先秦医史,少数民族医史,没有自己民族文字、文献的民族医史,以及社会医学和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问题,医药卫生民俗史料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绪 论(四)


中国医学史的全方位研究,医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泛化,把医史工作者的目光带到中国医学史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及与周边学科、社会人文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上来。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要求将更高,人们已不喜欢仅仅是点、线、面的描述、记录、考证,而更侧重于立体性全方位研究探讨,注重于医史医究为实际应用服务。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医史学理论研究及本学科的建构给予关注,并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学术经验的采借。
过去,对中国医学史与中国医史学在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医学史历史悠久,它是研究中国医学本身发生发展历史的学科;中国医史学则是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元科学。它是研究中国医学史这门学科的发生发展规律,不要把历史本身研究和把研究历史学科作为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如果把医学史理解为一种纯粹描述史实而不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而把医史学作为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那是欠恰当的。以为医学史不是学,不带有理论性,而医史学才是学,才是理论性的科学,也是不够恰当的。医学史从来不排斥对医学历史的理论性研讨,相反,正是这一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二者之间或有研究侧重点之差异,但却很难确定其本质上会有更多的区别。过去习惯于用比较幼稚和比较成熟加以区别,但在二者之间要划一个严格的时间界限或学术分水岭,却几乎不大可能。单就中国医学史研究而言,虽然历代已经作出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许多领域尚侍开发。
中国医史学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般而言,首先有通史研究,如中国医学通史,包括医学科学各个领域自古到今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研究;第二,是医学专科史,如:解剖学史、生理学史、内科学史、外科学史、妇科学史、预防医学史、免疫史、卫生保健史、医学教育史、学术思想史、医学管理制度史等;第三,为疾病史,其内容更为丰富。如呼吸系疾病史、消化系疾病史、天花史、麻疹史、痢疾史、疟疾史心脏病史等等;第四,名医传记之研究;第五,古典医学文献的历史研究;第六,医学学术交流史研究;第七,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第八,医学断代史研究,即取医学发展的某一时代,作横向研究;第九,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史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如医学考古,特别史前有关文物的发掘研究,为提供接近历史真实有了可能性;第十,还必须指出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这对医史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医药的起源,医学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医学史的分期,中外医学史比较研究,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医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以及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等诸种因素的关系等。以上十个方面,大约可以概括中国医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在一定情况下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深广度。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医学史理论研究是医学史和医学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同疾病及影响健康的一切不利因素进行不间断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循序提高的过程,不断扩展探索领域以求相关进步的过程,因此,医学科学具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即继承性与系统性。中国医学特别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由于其本身在近代遭到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其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即实用性。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是由上述继承性、系统性和现实的实用性决定的。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历史”。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正是要揭示中国医学在其发生、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上,如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成果,以为学科建设与现实的需要服务。因此,归纳起来,其目的和意义约有以下若干方面。
(1)通过研究揭示中国医学科学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道路、途径和方法,提供政策性借鉴。
(2)研究中国医学发展与历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分析研究揭示其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制定和正确评价医药卫生工作的方针,一定会有较好的理论意义。
(3)通过对历代医学家科研方法的研究,分析其成功的或失败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总结其经验,揭示其存在的规律性,用以选择科研方向、制定科研规划,创造有利于科研课题的顺利进行发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对历代作出杰出贡献的医学家,研究其成长道路、治学态度、学术思想等,用以为当代的医学人才培养,出人才、出成果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5)通过对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诊疗技术的创造发明史的研讨,讨论其历史作用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振奋中华民族创造精神。
(6)国内、外医学交流,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对国外曾有过巨大影响,国外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也曾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主过巨大的作用。上述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7)理论体系产生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不但是医学本身各学科的高度综合,而且是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因此,要了解和掌握其整体的本质,汲取其有益思想,就必须了解医学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创新和新理论经验的突破,无不以前人的经验、成就作为起跑点,医学尤其是这样,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都不可能是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获得的。在当代,虽然医学史研究的广泛意义远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医史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医学,实现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现代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国外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绪 论(五)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最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最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要善于鉴别医学史料的真伪。如上认真的收集和证购,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史料,这就为课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然而为了确定其真正价值,还要进行科学的鉴别。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这对医史工作者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史工作者运用德、识、才、学四条标准,既是对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对医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最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医学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第一节 卫生保健

第二节 商周医事制度

第三节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第四节 疾病的诊断和治病

第五节 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第六节 巫与医药的关系

第一节 卫生保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命的价值更加关注。《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
到了西周,健康氏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如“馁我眉寿,黄耇无疆”。“东之君子,万寿无期”。人们如此重视生命,希望健康长寿,反映着卫生保健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一、个人卫生
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周易·上经·颐》)。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周礼》且有凌人之设。“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觏于京(高丘)。”(《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夏商时,井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第二节 商周医事制度



一、宫庭医生分工
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年)。它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周代医官是继承了商代医官发展而来的。
《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相当于内科医主。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这说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宫廷医生治疗疾病时反映了重民思想。“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当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因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周代宫廷,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二、医政机构设置: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专职医疗人员,属天官冢宰统辖。
1.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
2.医师考核与俸禄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病人的疗效优劣分为上……下五个级次,每个级别享受其相应的俸禄。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3.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积累原始病案资料,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二)卫生防疫管理
天官属下设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阴(冰室)。“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夏颁冰,……秋刷。”其人员达90余人,一年四季,有着严格的工作秩序。“官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镯,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井,指漏井,匽路厕;为其井匽,是设有一种漏井,使污秽之水流入,以保洁除臭。宫人是负责宫廷中污水排除的职官。结合地下陶水管之发掘,可为文献记述的实证。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宫,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
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发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卢氏等,他们有的编制达百余人,执掌之事是各种各样的除害灭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三)卜、祝、巫等设置
周代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数十人组成。
大祝,为祝官之长,有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除疠疫。
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此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一、对人体的认识
甲骨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甲骨文中还有的器官、骨连接或一些生理现象的名称。心,象人的心脏形状,这是甲骨文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
《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也已知道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
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血字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象人遗尿之形。屎,人后下数点,象人遗屎形。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 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乳,象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
殷墟甲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什么时候分娩、是否顺利,以及预测分娩时间等卜辞。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二、对疾病的认识
甲骨文中, 常见下列一类字形:
如床的象形,人体的象形,“汗”或其它液体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即疒字的多种写法。
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疾病名称及种类颇多。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种病名,仍处于十分笼统的水平。例如:
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意思是:商王武丁患头病,是否延缠。
疒目:“贞:王其疒目。”(《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吗?
疒耳:“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
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说文》:蚩虫也。“蚩”, 在此当是一种祸害人身体的虫子。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还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的若干特点加以相应命名,如:“疒软”“疒旋”,前者似为周身软弱无力之疾,旋,似为人头脑眩晕之义。
甲骨卜辞不仅载有“疒齿”,且有龋齿,鼻息肉等记载。“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辞:“贞,妇好佳出,疒?”大意是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
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也反映了当时传染病、流行病的认识水平。
西周是继商之后,对疾病的认识较之商朝有更多进步。参照《周礼》记载更连系季节,春、夏、秋、冬分别有痟首、痒疥、疟寒、嗽上气等疾。外科病也有肿、溃、金、折诸疡,分类更具体了。

第四节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一、疾病的诊断
殷商时代,人们己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但卜辞终究为人所造。如:“丁己卜,贞:亡(无)降病”。降病,即患肛肿病也;“贞:今夕其雨病”。雨病,即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中之雨淫症也。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病人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重视诊断疾病的基础上,已开始强调病历的书写。《周礼》“凡邦之有疾病者,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些病历资料虽未保存下来,但说明病历记载在我国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二、疾病的治疗
(一)药物疗法和食疗
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开始了,但进入殷商后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周礼·天官冢宰下》)。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同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对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二)外治法
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一条。足见外用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应用。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人们自我保护的使用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们更肯定了这一疗法历史的悠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病人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近年出土的殷周随葬品中,有一种柄部雕作动物形态的玉制弯锥器,器形精美,据有关专家认为当是奴隶主专用的砭石针。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长6厘米,虎作匍伏状,嘴下有穿孔,尾为锥体,锥角约40°。殷墟西区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鱼”,近鱼口处穿孔,鱼身有鳍纹,鱼尾之外附加一鸟嘴形弯锥,锥角约45°等等。这些随葬品形小巧,针身细长而锋利,不可能是兵器、饰物或生产工具,当是为奴隶主制作的精美医疗工具——针石。
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灸焫”疗法,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甲骨文的“焫”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实际上,古人发明“灸焫”治病,起初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说文》:“焫,烧也”;《一切经义》:“焫,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焫,焫亦烧也”。至西周,灸焫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已记有“采彼艾兮”,(《诗经·土风·采葛》)。毛注:“艾所以疗疾”。
疡医,即外科医生,他们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既有疮疡、痈肿,还有故伤与跌打损伤。“金疡”即指刀刃的创伤,它除包括战争、其它斗殴所致之创伤外,也包括刑罚所受之伤。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痛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唐·贾公彦疏:“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又说:“凡国中有疡,不须身来者,并于疡医取药焉”。“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伤口坏死组织,所谓“以五毒攻之”,我国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第五节 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一、天然药物知识的积累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秜、稌、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酒的发明和药用
(一)酒的发明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二)酒的药用
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汤液的创制及意义
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