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理性看待“寒”“温”之争

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理性看待“寒”“温”之争
---我写作《温法纵横》的初衷


一.寒温之争,历史的轮回
近年来,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刮起的这股火神热潮,掀起了一轮对寒凉药的批判。很多原本喜用、好用寒凉药的医生似乎突然间幡然醒悟,找到了疗效不佳的罪魁祸首---寒凉药。于是,朱丹溪、叶天士成了魔头,寒凉药被束之高阁;郑钦安、黄元御摇身一变而为中医的救世主,姜桂附信手拈来。
其实,我们只要了解中国医学发展史、熟悉各家学说,就会发现,寒温之争由来已久,今日火神派部分医家对寒凉药的声讨,不过是历史的轮回罢了。
寒温之争的由来,似乎可以追述到宋代。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一部官修药典,书中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用药多为香燥、温补之品。影响所至,以及部分医生墨守成规,故而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局方”流弊。所以,成书未久,反对它的声音就出现了。如刘河间说:“不遵仲景麻黄桂枝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世态居民有所变,五运六气有所更,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朱丹溪指出,服用辛香燥热之品虽可“湿痰暂开,患者得以清快,医者用之得效”,但不思“胃为水谷之海,多血多气,清和则能受;脾为消化之气,清和则能运。今反得香热之偏助,气血沸腾。其始也,胃液凝聚,无所容受;其久也,脾气耗散,传化渐迟”,日久必将导致机体退化为“清浊不分,阳亢于上,阴微于下”的阴虚体质。并由此引发了丹溪的无限神伤:“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局方发挥》),其创制的大补阴丸对纠正滥用《局方》香燥而形成的医学时弊及治疗阴虚火旺病证立下了不朽功绩。这些医家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与《局方》对峙的局面。
但是,由于这些医家理论上还并不十分完善,自然也就有人来反对他们。其中,尤以明代温补学派、特别是张景岳用力最勤,如其抓住朱丹溪“六气化火”论理论上的漏洞大批特批。朱丹溪的在《相火论》中说:“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五志之火为物所惑,不能不动,、、、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而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丹溪此论混淆了五志之火和相火,也就是病理之火与生理之火,因此张景岳批驳道:“夫以阳作火,词若相似,而理大大倍(悖)矣”。张景岳批驳的没错,也抓准了要害,应该进一步阐发“相火为人身动气”、“相火妄动为贼邪”之常、变的不同情况。可惜,张景岳自持才高、矫枉过正,丹溪极力宣扬“阴”而贬“火”,景岳就极力宣扬“阳”而贬“阴”。而他在贬“阴”时也混淆了阴精与阴邪,与丹溪的错误可谓“异曲同工”,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温补学派的影响,一直流传到清朝初期还是主流,这在清初医家程钟龄的“迩时医者,群尚温补,痛戒寒凉”(《医学心悟·论温法》)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稍晚的叶天士倡清凉之法,应该与当时的主流用温的社会大背景有关系。
可惜的是,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叶天士含有补偏救弊精神在内的学说就因为流传的“偏”而成了新的流弊,郑钦安的火神派也应运而生。从局方到刘河间朱丹溪,再到温补学派而至温病学派,以及之后的火神派,形成了中医发展史上独特的“轮回”景观:-热-寒-热-寒-、、、。
时至今日,随着寒凉药的被滥用,火神派学说的兴盛,是补偏救弊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这道轮回中的一景。

二.补偏救弊,矫枉不必过正
从补偏救弊的角度来看,火神派理论的推广是有功于中医现状的。但是,凡是矫枉过正,都属过犹不及。火神派理论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清醒的对待。
1.理论。从寒温之争引发的,是旷日持久的阴阳轻重之争,并有发展成为玄学的危险。阴阳学说起源于我国古人早期认识自然的方法,经易学而系统化,被引入中医而逐渐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石。今日阴阳之争,全在轻重、贵贱、主从等无法量化的问题上计较,玄而又玄、空而又空。更有甚者,把风水、八字、炼丹等糟粕纷纷搬了出来,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混同,致使龙蛇混杂,局面极其混乱。
我想说的是,中医是一门实用医学,我们借鉴阴阳,是为了更好的辩证分析问题,是在二维的范围内的,而不是探讨从无到有的一元论。从这个角度来说,阴阳轻重之争是毫无意义的。与其在持续千年并仍将持续下去的、却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争论上耗费精力,不如深入研究具体的临床实用部分,力求精确辨证、精确用药,从而提高疗效、更好的为病患服务。
阴阳本自物理中,
易道推澜医理通。
若非合德本无物,
劝君莫更道重轻。

2.言论。为了批驳寒凉药的危害,某些火神派代表医家出现了极端的言论。如“外感只能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显得过于绝对化,是徐灵胎、陈修园等人“终身对桑叶菊花深恶痛绝”的翻版。又如“现代人类体质多虚,阳虚者十分之九,阴虚者百难见一,六淫之中,风寒湿为害十之八九,实热证百分之一二。地无分南北,国不论中外,全球如此,”、“沉寒痼冷顽症,一切肿瘤皆此因”,则明显与临床实际不符。
滥用寒凉药,错误在于滥用寒凉药的医生而非寒凉药本身。寒凉药自有它的适用之处,也并不是随便就能全盘否定的。
3.临床。从临床来看,当代火神派的某些代表医家虽然也强调要辩证,但从实际来看,几乎是起手就是大剂量的姜桂附等温热药物,且号称有效率高达90%多。这个迷惑性是最大的,也由此产生了很多流弊。从有据可查的临床资料来看,1962年10期《中医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大剂量使用附子的初步探讨》的文章,对火神派著名大家吴佩衡先生的有效率做了统计,76例患者中痊愈和显著进步的5例、进步22例、无效35例,未服药者3例,情况不明者11例。服药的62例中有效率(不是显效率)只有43.5%,有7人中毒或出现副作用,占11.3%。这个有效率和副作用发生率与当代某些火神派医家自己宣称的有效率90%多且基本没有副作用相去甚远。是当代某些火神派医家的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吴佩衡先生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实际上,姜桂附等温热药物的使用剂量有大、中、小三种用法。普通的阳虚寒邪疾病,中、小剂量就可以解决,没有使用大剂量的必要。我不反对大剂量的姜桂附在某些疾病或疾病的某个阶段的特殊功效,但坚决反对狭隘的“唯大剂量论”。
滥用寒凉不是辨证论治,滥用辛热不同样如此吗?

三.时代要求,寒温一统
纵观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主张扶阳温补的,还是主张滋阴寒凉的,都存在着学术上的偏颇与不足。张景岳说:“在丹溪则曰: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余则曰:阳虚则病,阳脱则死。、、、故无怪其曰:气有余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气不足便是寒”(《景岳全书·传忠录·辨丹溪》)。这虽然是景岳为了辨丹溪而发的反语,但我们却发现,丹溪、景岳的话是共存的,互为补充,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如果没有读过他们两人的著作或者抛开,而单纯的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阴虚则病,阴绝则死;阳虚则病,阳脱则死。、、、气有余便是火,气不足便是寒”,你会发现这两句话是如此的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象,好似是一个医家把阴阳的正反两方面娓娓道来,立论公允、不偏不倚。
有鉴于此,建国后,在蒲辅周、岳美中等老一辈大师的大力倡导下,寒温、经时之争渐休,“完全的”辨证论治渐成主流。万友生先生身体力行,著有《寒温一统》问世。何绍奇先生在《中医各家学说的若干特点》一文中也说:“针对性也是各家学说的一个特点,、、、形成了中医历史上所谓‘补弊救偏’的现象”,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有所见而发,而滋阴泻火与温补肾命实各有所宜,不能偏爱,也不能偏废,总宜因证而施”,“滋阴温补之争,完全可以统一于辨证论治,合之则全、分之则偏”。
寒温之争的轮回,历时数百年而不休。浪费了中医人大量的精力,也使得无数初学者困惑、迷茫,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代中医人,应该有勇气、也有智慧,做这种轮回争论的终结者。

火神派之学从根本上讲,属于中医八法“温法”之范畴,并非独创,只是对温法的一种发展,由于多种原因,致使其精华与糟粕并存。李士材云:“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李士材反复强调一“过”字,过犹不及也。今日某些医家不知钦安著书立说,不过“各明一义尔”,师钦安而过,偏执于温阳,致使“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
为了避免这种偏执之害,我搜集了古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众多擅用附子温法的医家经验,特别是不同流派的观点,略参己见,合而为《温法纵横》。力求求大同存小异,并尽可能探求出一些一致的观点,以期达到“针砭医界流弊 ,还原温法真相”的目的。约言之:

阴阳之道,平衡为本,
失衡乃偏,是为疢难。
以偏纠偏,原属正道,
矫枉过正,适得其反。
过犹不及,皆所不宜,
古今异轨,理却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