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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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

1、1975年张政烺、李学勤鉴定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2、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钞本所据的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的与引用的古俗写、讳字、古药名、药量、古经方名与其组成药味,所引古医书与篇目、佚文、古医家字号、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

3、王淑民考证此书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其注释整理当在宋以前,并据此推论:“《法要》成书的大致年代约在陶弘景生活时代之后至隋唐时期.”

4、衣之镖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陶弘景亲撰。

5王雪苔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前三种意见认为《辅行诀》非陶弘景亲撰,乃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后二种认为《辅行诀》乃陶弘景亲撰,但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先作如下两个假设,然后结合原文进行分析,看是否成立。

1、假设《辅行诀》真是陶弘景所作,则其成书至少应在陶弘景30岁归隐以后,约在486-536年之间,那么,书中应该既有《汤液经法》的文字,也有陶弘景的文字。而在《汤液经法》的文字部分不应该有西汉之后的用语,而在陶弘景的文字不应有梁之后的用语。

2、假设《辅行诀》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过。那么,成书及改动的年限应在陶弘景去世后至宋咸平五年,因为敦煌遗书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故《辅行诀》中不应该出现北宋以后的用语。

在《辅行诀》中共载方共51首,在全书中,含有大量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有人说这些医学用语是在传抄过程中误抄错抄的,但按张大昌的说法,原卷子毁于1966年,在1966年以前,《辅行诀》仍保持在公元536年到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原样,在1964年,王子旭按原件抄写,1972年张海洲转抄。如果这些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是抄写者所改,那么只能是王子旭和张海洲两人,但据王雪苔对张大昌的采访可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是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上写道:“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因而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其二,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其三,小补肾汤中的“若遗精者,易生地黄为熟地黄二两。”熟地黄是改不了的。其四,王雪苔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某些古字特别强调,例如: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确实写作“茈胡”,杏仁写作“杏人”,而转抄时改为柴胡和杏仁,那么张大昌肯定会有说明,但张大昌对此没有说明,且张大昌“追记本”也是写“柴胡、杏仁、龙胆草、熟地黄、牡丹皮”等,这就证明上述药名均为所谓“原卷子”所有。“原卷子”的抄写时间晚于宋咸平五年,因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敦敦煌写卷。

王子旭当时也就十四岁,并不精通中医,而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在抄写中最多也就是漏抄,或写别字,或写错字,不可能改变内容而将宋以后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写入。因此,张海洲转抄本(甲本)基本上是应该是保持了所谓“原卷子”的基本面貌的,张海洲转抄本中所出现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也同样存在于张大昌追记本(乙本)中,因此,这些术语是不能用误写和后人改动来解释的。

例如:

1、查遍先秦两汉医典,《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出土医学文献等,均无下列医学用语:小便赤少、虚热、虚寒、饮食不化、饮食无味、痞满、痰涎、葶力子、鸭溏、溏泻、中恶、神识恍惚、神识迷妄、天行、桂枝、芒硝、肩胛、硝石、含灵、恶毒痢、分(计量单位)、大便秘塞、大便閟塞、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默契、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眩运、呷嗽、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宿积不消、疏忽、修真、出人意表、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辅行诀》方证中出现这些术语,首先可以排出这些方证是《汤液经法》的内容。

2、考尽魏晋南北朝医籍,《脉经》、《甲乙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以及敦煌医学文献等亦无下列医学用语:大便秘塞、大便閟塞、痰涎、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默契、眩运、含灵、修真、出人意表、呷嗽、小便赤少。《辅行诀》出现这些术语,基本上可排出陶鸿景亲撰的可能。此外,在《辅行诀》中有“隐居曰”、“陶曰”“陶云”等语,在古汉语中,云与曰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云”多用于引用或转述他人之语,“曰”既可以用于自述,也可以用于转述他人之语。“隐居曰”可以是陶弘景自己说,也可以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而“陶曰”“陶云”则肯定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陶弘景本人是不可能在其书中用“陶曰”“陶云”等语的,故从书中“陶曰”“陶云”等语亦可知此书并非陶弘景本人所写。

3、检完隋唐五代医书:《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黄帝内经太素》没有发现下列医学用语: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默契、宿积不消、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说明这些术语出现在宋以后,这就可断定《辅行诀》不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同时可以排除《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另外,有些内容也是不能以后人改动来解释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六极病名”“五行互含”“外感天行”等,这些都不可能出自陶弘景,也不可能是后人改动过的。因此,上面两个假设均不能成立,这就说明《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亲撰或后人辑录陶氏之说,也不是敦煌写卷,《辅行诀》只能是宋以后的人摘取《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肘后备急方》《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圣济总录》以及宋以后医家著作的内容拼凑而成的伪书。作伪的时间当在1909年至1974年张大昌献书前。

关于作伪者,如果按张大昌之说,《辅行诀》是一道士售书给张偓南的,那么,作伪者基本可以锁定售书道士、张偓南及张大昌三人,但道士售书给张偓南之事张大昌有三种说法,前后矛盾,钱超尘在《王圆箓监守自盗〈辅行诀〉简考》一文中已作了考证,认为大昌未曾见过其祖父,或大昌得自其父耸云转述欤?耸云卒于1936年,其时大昌仅十岁。“结论是:王圆箓的暗藏说、拣到说、购买说皆无根之言,不可信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辅行诀》是王圆箓监守自盗而售予张偓南者。”
钱超尘结论的前半补分是正确的,而认定售书道士就是王圆箓则毫无根据。行文至此,可明确“道士”售书给张偓南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作伪者只有两人,即张偓南张大昌祖孙两人,据王雪苔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所载“张大昌,字唯静,河北省威县章台南镇村人。自曾祖从事中医外科开始,已四代业医,祖父是清末秀才,后攻中医内科,转习兽医,父亲继承了祖父的医术,于一九三五年病故,当时张大昌先生年方九岁。大昌先生之母的外祖父也是威县民间名医。两家藏书甚多,内中颇有珍本,大昌先生尽得其传。”对于张偓南,王先生认为“以他的文史知识和医学功底,存在著作伪的能力,然作伪不出售,留作传家之宝,实在不合常理,所以也应排除由他作伪的可能性”然而,作伪不一定是为了出售获利,古人作伪并非如此,多数是为了宣扬某种学说,我们前面已说过《辅行诀》的作伪思路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也许《辅行诀》作者要使世人相信张仲景伤寒论是源于《汤液经法》的理念,所以王雪苔排出张偓南的理由并不充分。

至于张大昌,可以说是作伪的最大嫌疑人,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对的描述是“第三位是张大昌医生,我了解他读过不少中医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里藏书很多,《内》《难》
《伤寒》《外台》《千金》《肘后》等及宋元诸家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他还有一定的文史功底和古代书画鉴赏能力,我当年在他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另外,他还有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修正补缺的想法。记得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赴威县调查时,刚到张大昌医生的家中,他就毫不掩饰地向我表示,他要替《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拾遗补阙,并且拿出他已拟好的几个方证条文(大小勾陈汤,大小腾蛇汤)给我看。我不禁为之一惊,担心‘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句话应在他身上,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当即表示接受,后来给我写信时还说:‘你批评我的话值得永铭的。’张大昌医生的能力和思想动向提示我,在辨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过程中,不可忽视张医生作伪的可能性。”然而王先又以四条理由排除张大昌。即(1)见证人关于原卷子外部特征的描述(2)书中的冷僻字与通假字(3)鲜为人知的学术内容(4)卷子中的差错。在排除张大昌后,王先生又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王先生是基于相信《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敦煌写卷的前提下排除张大昌的,现已明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是敦煌写卷,因而王先生排出张大昌的四条理由均不成立了。下面重点分析张大昌作伪的情况,第一、张大昌有作伪的能力。这一条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已说得很清楚。在张大昌“追记本”序中写道:“我自十八岁后才研究医学,家里蓄书很多,《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圣济》等,及宋元诸家所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此外,从他的书《经法述义》亦可看出。第二、张大昌有作伪的前科,即伪造为大小勾陈、螣蛇汤,如以《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去甘草伪造小螣蛇汤;以《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伪造大螣蛇汤;以《金匮要略》生姜甘草汤伪造小勾陈汤;以《伤寒论》理中汤加桂心、黄连伪造大勾陈汤。此外,从本书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考证一章中可知,甲辰本可作为张大昌作伪的证据。

第三、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来历及被毁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见第?章版本考证)另外,据张大昌所说《辅行诀》除原卷子外,尚有张偓南抄的副本,wen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但据王先生说:当年在张大昌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那么,在wen革时为何《辅行诀》被当四旧抄走,而真正的四旧-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以及张偓南的手迹却能保存完好?既然张偓南的手迹能保存,为何张偓南所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副本却被抄走?这就说明“wen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是张大昌编造的谎言。第四、张大昌对《辅行诀》的修改是随心所欲的,如果不是他作伪,如何能这样。张大昌东改西拼,随意增减的例子有:如《辅行诀》甲本中的“大补肺汤”有“脉虚而数”之语,乙本为“脉虚而速”,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为“脉虚而駃:‘駃’字,甲本作‘数’,乙本作‘速’。据张大昌回忆,‘数’、‘速’皆其所改,卷子本作‘駃’,系快字的古体。”从这里可知,张大昌就是《辅行诀》的作伪者,以此例言之,既然“原卷子”写作‘駃’,为何张大昌改为“数”或“速”?“駃”“数”“速”完全是张大昌的随意编造,古人对“脉”的描述,只有“数”,而无“駃”“快”“速”,《说文马部》“駃,駃騠,马父骡子也。” 《玉篇》“駃騠,马也,生七日超其母。” 至《广韵》《集韵》《正韵》时,始有快之意。《说文》快,喜也,《说文》速,疾也。《尔雅·释诂》数,疾也。《疏》皆谓急疾也。从文字考证可知,駃作快之意是在在唐以后,唐以前表示“快速”的字是速、疾、数,而在医学术语中,表示脉博快速的词是“数”,如“脉数”,“数脉”等。如中医二十八脉,浮、沉、迟、数、滑、涩、 虚、实、长、短、洪、微、紧、缓、弦、芤(音抠)、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大。在脉象的描述中也无速、快之语。因此,在陶弘景之时是不可能用“駃”字来描述脉象的。其实是在描述脉象上,“数”字最古,张大昌将“数”改为“駃”,故弄玄虚,以为“駃”是古字,反而弄巧成拙,露出了作伪的破绽。因为张海洲抄本的底本是经张大昌修改过的,其中的冷僻字、通假字完全可由张大昌作伪。
又如小阳旦汤方证中,有“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之语,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甲本作‘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依张大昌意见,据乙本改。” “淋漓”一词出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第12条桂枝汤小注:“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前面第?章第?节已经说过,甲本是按所谓原卷子抄写的,据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所说,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原文,即使有错,最多是写错别字或是漏抄。另外,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假若所谓“原卷子”小阳旦汤方证中是“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那么,王子旭抄写和张海洲转抄时,绝不会写成“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因为,王子旭在一九<---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受限--->年抄写《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才十四岁,才刚刚学医,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是不可能改动原文的,这只能是张大昌按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动。像这类例子在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还有很多,不一列举。

结论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张大昌伪造的,作伪者的思路主要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