腧穴证治与处方

一、腧穴文献与针灸治疗文献的交叉现象
中国第一部腧穴经典《明堂经》中的腧穴主治即主要从针灸方中归纳而成,尽管转变后的腧穴主治多已脱去针灸方的的原形,但也留下了一些由针灸方脱胎而来的痕迹,甚至还保留了一些针灸方的旧貌,

例如:胞中有大疝瘕积聚,与阴相引而痛,苦涌泄上下出,补尺泽、太溪、手阳明、寸口,皆补之。
胸中膨膨然,甚则交两手而瞀,暴瘅内逆,刺经渠及天府。
喉痹,胸中暴逆,先取冲脉,后取三里、云门,皆泻之。
身懈,寒,少气,热甚,恶人,心惕惕然,取光明及绝骨、附上临泣立已。

不难看出,以上几方乃直接抄录早期文献中的针灸方原形。为了使针灸古方易于被当时人们理解,《明堂经》编者在采用针灸古方时作了一些相应的“翻译”工作,最明显的是将原方中“经脉穴”名换成相应的穴名。
可能是为了使《明堂经》在体例上更象一部腧穴专书,该书编者在采用前代医籍针灸方时,一般都作相应的改编,可是不少的针灸方改编得又不彻底,后人难以辨识其本来面目,以致造成不少误解。

暴喑气咧,取扶突与舌本出血(《灵枢·寒热病》)。

《明堂经》载风府穴“一名舌本”,故杨上善《太素·寒热杂病说》将上文中“舌本”注作“风府穴”而《明堂经》载风府穴主治中的确有“暴喑不能言”之症,则杨氏注可从。然而《明堂经》编者在采录该针灸方时,将此方主治症归入“扶突”下作“主暴喑气哽与舌本出血”。这样一来,如果人们不能考知其出处,则根本无法知道文中“舌本”是与“扶突”并举的穴名,而只能将“舌本出血”理解成是与“暴喑气哽”并列的病症。事实上,初唐孙思邈编《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时,正是将此条文字中“舌本出血”误作扶突穴的主治症。
在《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卷《针经》及第一百卷《明堂》中还可见到更加典型的针灸方原形,其中第一百卷末所载之《小儿明堂》则几乎悉为灸方。
另一方面,针灸治疗文献中也常常可见到典型的腧穴主治条文,例如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辑录了大量唐以前的针灸方,其中也录有少量典型的腧穴主治条文,例如卷十第六所载四首形似针灸方的文字即出自《针灸甲乙经》。
《千金翼方》卷二十六至二十八针灸证治多见于《千金要方》,然亦载录较多甄权《针经》腧穴主治。《鸡峰普济方》“治妇人数日难产”方下所载之“灸法”,系直接抄自北宋官修针灸经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显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针灸方。好在该书在抄录时完全保留了原腧穴专书的全部特征,因而不至于使人混淆。
二、由腧穴证治到针灸方的演变过程
有时针灸腧穴主治以一种近似针灸方的形式出现,例如《针灸甲乙经》中的腧穴证治即属此例。
《甲乙经》之所以将《明堂经》所载之源于早期针灸方的腧穴主治重新以针灸方的形式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持全书体例的一致。而初唐孙思邈又将《明堂经》腧穴主治按另一种形式——“孔穴主对法”重编,将主治一类病的腧穴集中一处,并将主治症相似的若干条文字合编为一条,即所谓“穴名在上,病状在下。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宋代王执中仿孙思邈此例,将宋以前腧穴专书、专卷《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卷三十、《太平圣惠方·针经》卷九十九、《太平圣惠方·明堂》卷一百、《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诸书中之腧穴主治悉以孙氏“孔穴主对法”形式重编,并按病症加以分类。今人不解其意,而多将王执中《针灸资生经》视为针灸方书。
明初《普济方·针灸门》针灸证治内容主要抄自《针灸资生经》,但在抄录时将王执中原书“穴名在上,病状在下”的形式改成“病状在上,穴名在下”形式,从而使得在形式上更近于针灸方。而最后将《普济方》辗转抄录的大量腧穴证治内容潜移默化为针灸方者系稍后的《神应经》一书。该书所载针灸证治内容从形式上看,与典型的针灸方已看不出区别,然而其中绝大部分内容系据《普济方·针灸门》改编而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针灸方却很少。试举例如下:

身寒痹:曲池、列缺、环跳、风市、委中、商丘、中封、临泣。

以上证治系据《普济方·针灸门·身寒痹》全篇文字拼合而成,而《普济方》该篇又系抄自《针灸资生经·身寒痹》同篇文字,只是条文中主证与取穴的次序颠倒而已。但是《资生经》“身寒痹”篇内容很广,该篇目下另注有小标题“湿痹不仁”、“又见手足痹不仁”。将原本主治不同病症的腧穴统辑于“身寒痹”大目之下,显然不妥。
明以后的针灸书再抄录《神应经》针灸证治时,已全然不知其脱胎于腧穴主治的本来面目,直接作为针灸方对待。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考察古代针灸治疗文献时,务必要追本溯源,鉴别两类不同性质的针灸方,以明确其不同的临床价值。

载于《中国针灸证治通鉴》 作者:邓良月,黄龙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