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治疗效果

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治疗效果
文 / 吴南京

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治疗效果

现代中医面临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官方中医传承上的理论和实践脱节;二是民间中医,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前者大多只是写论文、做课题的文字医生;后者是偏一家之言,片面注重一方一药的效果,虽然也可能名重一方,但却理论基础薄弱,一旦偏方失效,就会束手无策。于是官方中医好以教授、专家自居,不看好民间中医。而民间中医又反过来说官方中医,只有空头理论不会治病。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容,使中医界处于一片混乱。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研究中医发展传承的历史。

中医是我们祖先为了生存,在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科学体系。开始的传承,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只能以口口相传,文字的出现后才有了相关的记录。经过长期的治疗总结,慢慢的找出了中医的规律,形成了理论体系。《黄帝内经》的出现,奠定中医学的科学体系,也是中医传承上医巫分野的标志。但中医的传承,也就由此出现了两种体系。一种是口口相传(至今还是一样的传承方式)的民间传承方式,另一种是注重理论体系的官方传承方式。

人为了生存,利益是放在首位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物质基础相对较差,有一技之长,混口饭吃要方便和省力得多。于是很多祖传下来的偏方,都是口口相传,以防被别人知道而抢去了饭碗。特别是封建社会,很多人根本得不到文化知识教育,对于中医理论的书籍无法看懂,治疗上的传承也大多局限于一方一药针对某病的治疗。虽说有些民间医生得到了些文化知识教育,学习了他人的知识,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因为长期的保守思想,加上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思维局限很大,以至于到现在的民间中医,还是一样很难接受别人的知识。

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执政者为了政权的稳定,把社会平民的身份分为士、农、工、商、医等五个档次。读书人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士人”当官,但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从仕。因为长期读书,这些人种田不会成不了农;做不了生意也成不了工商;为了生存,他们中间一些人选择行医。

对于这些读书人,封建社会称为儒生。儒生学医,学习理论基础要快,提高了医生的整体基础文化水平。有些善于学习的儒医,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把临床实践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不断的补充完善中医学的发展。如朱丹溪、喻嘉言、李中梓、张璐、张景岳、许叔微、徐大椿等等,都是儒医中的佼佼者。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人治医虽说对中医学的发展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带来了负面影响。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以孔夫子为圣人,儒生治医,也弄出一个医圣。张仲景在“汤液经”的基础上,搜集了其他人的经验方,编著现存最早辨证论治的《伤寒杂病论》,一位中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经过努力,成为了医圣。尊圣,让儒生们不敢去突破旧论,那怕有些理论以及临床技术都很高的医生,也不敢从表面上去侵犯圣人的尊严,永远的维护旧论,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天、地、君、亲、师,是封建社会每一个儒生必须进行洗礼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君自居天之子,代天以驭民,所以儒生们也一样的尊君,以至于对中医治病的组方模式,也戴上了以封建官僚体制“君、臣、佐、使”的帽子。虽说金元时期外族文化冲击了儒家思想,中医史上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学术上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后来经过明、清两代,使这种根本不合理的中医方剂学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去,直到现在还不能摆脱。

儒生从小读书,长期以儒家思想的洗礼,学医也一样以儒学移用于医,总是去探讨古代圣人的规范。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也多是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的注释和发挥为主题,解释不通时,宁可提出所谓的“错简”,也不敢突破旧论。比如清代的徐大椿说“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于古法”,对经典里的内容“不可增减一字”。这种治学的方式,会使人的思维泥而不化。现在还有很多人整天喊着“经方”,说用经方不能多一味药,也不能少一味药,药量也要一模一样的机械套方治疗,对《伤寒杂病论》以外的补充和完善一概否定。我不知道就《伤寒杂病论》中的几个死方,去套治多变的疾病会怎样的一个结果。这种做法完全失去了中医“辨证论治”针对性和灵活性,中医学还谈什么发展呢。

无谓争辩的风气,是中国儒生们的一大劣根性,整天去谈空洞的理论,而不求实效,见到有超过自己能力的就心里不平衡,粗言相加。使很多有见解深邃的医生,虽说内心明白,但处于文化思想的大环境下,也不敢自标新见。清代王清任,经过他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了《医林改错》一书,提出了些自己的观念,也引来了一片骂声。比如对《伤寒论》一书,历代注释不下千家,主要是编次、注释,但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争辩,或者如何恢复张仲景的旧貌上大做文章,相互之间诋毁不休,从临床治疗的角度上去分析反而少之又少。这种做法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不良风气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的严重。

有些文人,初涉医书,就大谈中医以示高明。宋代的苏东坡在黄州时,一年瘟疫爆发,死人无数。苏东坡用朋友祖传秘方“圣散子”治好了许多处于死亡边缘的百姓,此方在当时可谓救人无数。于是苏东坡写了“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至不可数”。后来陈无择的《三因方》“此药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三因方》还指出:“辛末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同是一个圣散子治疗瘟疫,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边是“所全活者,至不可数”;一边是“被害者不可胜数”。这事和现在厂家用影视明星做广告一样,正是因为名气很大的苏东坡推广,所以很多无知的人会去乱用药。苏东坡还编有《苏沈良方》一书,也很畅销。

文人写医书,仅是对中医学上一些零星的经验,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东拼西凑,根本没有临床的实际治疗经验。但这些文人深知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以他们所写的书,虽然对中医学没有本质意义,但却由于其它原因反而流传较广,使中医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现在有一部分中医生,文章写很多,但真有技术含量的也非常少。更多的是在中医药大学里的教书老师,根本没有任何临床实际经验,整天谈空洞的理论。我不知道一个根本没有任何临床实践的教书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于耳的讲,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个会治病。我目前收了十来个学生,其中有一个硕士生,文凭最高,但也最注重空洞的理论,对大学导师盲从学习,临床治疗根本不行,无知而好言。2006年我在杭州跟宋世华老师学习时,有一个大学本科生也在跟宋老师实习,当我问她人参的副作用,对方竟然回答不上来。

2010年四月份,金华文荣医院聘请了一个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并且说有一年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我问其毕业论文时,对方说写的是中风的内容。过几天医院八病区有一中风病人,科室的许主任来电话叫我去会诊,我带他一起去。当他看到病人全身插着管子,双手用胶带固定在病床上,说不出话,看不了舌像。他说“老师,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这病人连舌头也看不到,我无法下手。”我直言现在中国中医药大学的教育方式是失败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没见过几个能治病的中医大学生。

中医药大学是由原来的中医学院转变而来,中国最早一批组建中医学院的大学教授,都是聘用一些理论和临床实践都属一流的医生(比如邓铁涛、罗元凯、何任、方药中、印会河、宋光济等等)来篇写教材和执教。但他们的传人也没见得几个算得上是真正的临床家,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制度问题,医生职位的晋升方式局限了他们自由的心。但我们不能说这种医生一无是处,他们的文章虽说大多是东拼西凑,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也有些整理得很好,为我们学习理论节省了很多时间。

中医理论是从实际实践中升华出来,因为历史原因,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对待对中医理论,通过真实的临床实践来证实理论的正确性。要不,一切理论都是空谈。反过来说,一切临床治疗也不能机械的以某药对某病。常常会听说某某民间中医,用他的秘方治疗XX病,有的效果很好,有的毫无效果。许多民间中医,手里拿着偏方,治疗特定疾病取得了奇效,但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去治疗,因为个体情况不同,治疗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效果。这是典型的缺少理论基础支持的机械治疗法,自然难以大量推广。要让治疗效果更全面、更显著,必须要用中医的理论基础来指导临床实践。

中医的核心理论,重视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重视人和大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研究大自然以及人体内在的变化,这是中医的核心。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体内在的任何一方面太过或者不及,都会让人和大自然不适应而生病。中医的治疗,就是调整人体内在的变化,使之能和大自然同步。所以,要让临床治疗效果得到提高,必要去研究中医的核心理论,而不是机械的去套用某方(或某药)去治某病,也不是整天讲空洞的大理论。

国人看中医,总是觉得中医是老的好,认为老中医才是好中医,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一个中医的治疗水平高低,主要在于该中医生对整个中医的核心体系的高度把握,结合临床治疗的认揣摩,通过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相互补充来提高技术。现社会很多老中医的文化水平,连起码的中医书籍都理解不了,持几个偏方,看几本药书,靠时间的积累,在某一地方有几个人识得而已,这也造成很多老中医的市场仅局限于某一个狭小的区域。纵观中医发展史上的名医,大多成名的年龄都是在25-40岁之间。张元素30来岁治好了名医刘守真的伤寒而名扬天下;李中梓30岁出名;朱丹溪43岁出名;张璐也40岁不到就成名;王清任40来岁时名躁京城;叶天士更是20岁就名扬江苏、、、、、、他们的成名年龄都不老,为什么现在国人选择中医生会选择老的呢?主要是现在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西方学校方式培养的中医生不会治病,幸存些能治病的中医生年龄都很老,以至于国人会认为中医要老的才好。

中医为人类的健康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要客观的面对,盲从学习,中医也谈上不进步和发展。

从中医发展史上来看,在近200年来,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发展,技术上没有太大的进步,存在着严重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问题。因为长期的尊儒,让中国的文化失去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医在民初时也曾有过一时的进步,但建国后,国家的体制问题,让中医学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现社会有真才实学的名医太少,2006年,周亨德老师说目前整个中医界,能以中医理论开中医处方的中医师,不到五万人。这五万人的数字还不要说是技术多好,而仅仅是能以中医理论开中医处方的人数而已,面对十几亿中国人来说,这个数量实在太少了。
造成这样的局面,和中医自身的不足有分不开的原因。

中医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很多书籍不是临床医生写出来的,而是一些文字医生写出来,这些理论很多只是他们的主观臆断而已,完全没有经过临床的实效来证明。比如千年中医公认的四大难症之一的“痨”,也就是西医所说的肺结核,长期以来,大篇的理论在讲,也没讲出一个什么来,这种理论又有什么用呢。难倒中医上千年的疑难病,经西医的抗痨药治疗,也变得不是什么难治病。危急病方面的治疗,更是西医的所长,以前中国很多妇女因难产而痛苦的死亡,西医可以进行手术,挽救了大量中国妇女的生命。现在因为国家对中医的扶持,中医方面的书籍更是多得不得了,一夜间名医到处都是,但病人还是求医无门;医院越建越大,专家越来虎多,但病人也一样的越来越多,殊不知这些专家都是写论文写出来的,要么是学校里教书教出来的。这些都是中医的不足,我们必须面对,不能回避,要正确审视中医的方方面面。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很多疾病西医治不了,用中医来治,有实在的优势。就急诊方面中医也有很强的优势,国人的眼光里,西医治疗常常立竿见影,中医的治疗常常是“慢郎中”。其实不然,不是说中医不行,而是能行的中医生太少。是学中医的人不争气,急功近利,一心只为了钱,整天只去做宣传提高身价以多赚钱,而不去深研医理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所以前些年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会说中医是伪科学,是因为这人不懂中医,也是一个无知而好言的人,但就从事实上来说,实在是中医界的人士自己不争气造成。很多中医师不会进行中医的辨证治疗,而是套用西医的一些理论机械的套药套方治疗。比如感冒,不去分风寒风热,机械的套用西医的“上呼吸道感染”,机械的套用“清热解毒药+止咳药”的治疗。见到某某大师用什么药来治疗,大量的中医生就盲目的跟从习用。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说:现在大多数的中医医院里,上世纪60年代后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会运用传统的望、闻、问、切诊疗方法,而且从业人员竟然从清末民初的80万人缩水到现在的27万人,其中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开方的不到3万人。

中国发展研究院自然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于文说:国内老一代的名医已经过世了一大半,当道的名中医中,从50岁到70岁之间,真正出挑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100个里也找不到1个了。中医的很多精髓都在被异化。几个所谓中医研究生,外语和计算机水平都很强,却少有在中医上愿意多下工夫的。于文主任说他们连《本草纲目》的序都读不懂,确实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医这样的局面呢?

自清朝未年的战乱起,中国一直是主战场,让中国很穷,渴望金钱让人失去了理智的心。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让国人没有安全感,人没有了完全感,就失去了信心,变得自私自利,于是做事也变得急功近利、一心为钱。这样的心态造成了这一根本性的原因。

一位叫Hamluesch的美国人就著了《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书(尚未进入我国书市),书里很大篇幅讲述了该家族为占领中国中医药市场的全过程,甚至披露了当年洛克菲勒财团如何授意某国际组织下令该组织会员国不准买卖中药。这本书里嘲笑中国人很贱,给他们很少的钱就愿意出卖秘方。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说:从上世纪80年代把医药推向市场后,中医基本上就已经活不了了。由于卫生医疗进行改革以后,迫使医生也需要以业绩进行考核,医护人员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明明喝姜汤就能好的小毛病,也非要让仪器、设备、体检发挥一下作用。同样是医药收几块钱的挂号费,中医师一天看10个病人才四五十块钱,西医师看一个人就什么都解决了,这样的巨大经济落差下,中医怎么能存活呢!

因为金钱的原因,让很多中医生急于赚钱,不去深入揣摩医理,拿着某个偏方装神弄鬼,盲目吹牛,夸大中医的治疗效果,到处是神医,一味绿豆也成了神药,严重制约了中医学的发展。治不了病人的病,为了虚荣心,又来找借口来推卸责任,致使现在很多国人都根本不相信中医学。

当然能治病的老中医还是有的,比如邓铁涛、朱良春等,本人也很敬重,只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少数能治病的中医生,面对十几亿的国民自然是不够的。中医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学校培养的主流传承方式得进一步完善,才能培养出更多真正能治病的临床中医生来服务国民。

发展中医,最后还是以真实的治疗效果来说话。

吴南京
2011年10月8日
书于浙江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