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30位国医大师简介(生平、学术成就、临床经验等)
2010-02-26 18:42 13楼
13、方和谦
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出身京城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兄长方鸣谦皆名中医;
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
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医术精湛堪为大医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
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桃李芬芳诲人不倦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
方和谦小传
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
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
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
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2008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
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出身京城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兄长方鸣谦皆名中医;
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
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医术精湛堪为大医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
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桃李芬芳诲人不倦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
方和谦小传
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
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
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
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2008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
2010-02-26 18:46 14楼
14、唐由之
唐由之,男,汉族,1926年7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研究员,1946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凭借娴熟的金针拨障术,为毛泽东成功实施了手术。
他参与创办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唐由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发展中医药眼科的四大宏愿:建一所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组织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一流的刊物《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如今宏愿一一实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眼科集大成者,唐由之的成就来之不易。
花开花落两由之
1963年,唐由之将改进后的“白内障针拨术”带到了广西和福建农村,为农民治病,并举办了多期学习班,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了。之所以能选中他给毛主席做手术,也非偶然。
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鲁之俊支持下,唐由之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为农民治病。1968年至1969年他随同医疗队到广西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1970年至1971年又到福建省龙溪、漳州等地,从事金针拨内障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举办了多期学习班。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改进的白内障针拨术因手术切口小,术后并发症少而被作为首选。该项研究在1966年得到卫生部组织的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的鉴定和一致通过。唐由之为党政领导人作了多次手术,恢复了光明,为祖国医学赢得了声誉。
让唐由之记忆最深的是为毛泽东主席了。
1974年,唐由之48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治大夫、负责人。春节前的一天,有人通知他去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书已经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这次从全国各地来的眼科专家有七八位,但中医师就唐由之一人。几次会诊后,大家都认为毛主席的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唐由之还了解到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没有吞咽反应。针对这种情况, 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手术方案,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 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唐由之当年所用的手术是经过他精心研究改进过的“白内障针拨术”。唐由之自1958年起对白内障针拨术进行了从切口部位到术后并发症等的研究,证明了手术切口在角膜缘外4毫米处是科学的,他又进一步克服了术后发生青光眼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仅有2毫米,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它更适合年老体弱患者。截至1974年,在给毛主席手术前,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由于唐由之的手术技术熟练,手术很成功。宾努亲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唐由之的手术水平当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镜界。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5年,中央决定:由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7月23日,晚上11点左右,唐由之很自然地问主席:“考虑好做手术没有?”主席坚决地说:“做!”
手术室就设在毛主席的书房。 做手术那天,主席很配合。由于唐由之技术熟练,手术一会儿就做完了。等唐由之给主席眼睛包上纱布,问主席:“手术已经做完了,您有什么不适吗?”主席说“我还以为没有开始做呢!”深夜一点多,唐由之听到毛泽东主席醒来,便急忙来到他身边,他听到毛泽东在说什么,但唐由之听不懂,就问:“主席您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主席就请张玉凤拿来纸,两个眼睛包着,写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的诗,这首诗里有“花开花落两由之”。唐由之要求主席把这首诗送给他,主席签了一个字,就把这首诗送给唐由之。现在主席的手迹被珍藏在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了。很快,毛泽东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
继承和发扬金针拨障术
研究睫状体平坦部切口,发扬“金针拨障术”,解决了手术部位的问题,克服了古代白内障针拨术的近期并发症青光眼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唐由之就在大学与同学经常探讨中医眼科事业的发展方向,探讨古法金针拨障术的玄妙。1958年开始作金针拨障术的动物实验,1959年开始临床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该技术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发表。唐由之在对古代金针拨障术的继承和发扬研究工作中,主要解决了手术切口部位和白内障针拨术的术后并发症的问题。
率先开创睫状体平坦部作内眼手术切口。唐由之通过博览群书,同时结合现代解剖学、病理、生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提出了睫状体平坦部作为内眼手术切口部位的崭新观点。以此部位为进针切口,进行眼科手术,经过长期随访,以及术后眼球的病理组织学观察,证明了在睫状体平坦部作手术是安全可行的观点有科学根据,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针拨术后发生青光眼的可能性,为眼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医眼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由之在中医眼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闻名海内外,他担任过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学》分卷主编,欧洲中西医眼科学会名誉主席。出席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并于1990年3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26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其中的中医眼科学卫星会。1985年“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中医药在临床医学领域中首次荣获国家科学3项技术进步奖之一。
中西医结合办最好的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的建立,是他四大宏愿之一,体现了他对中医眼科事业的热爱,体现了他关心热爱人民的情怀。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是在唐由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起因是由于广安门医院病房楼新盖好,当时眼科由于在全国影响很大,前来就医的病人很多,包括世界各地的病人,于是希望医院能多给批几间病房,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批下来。唐由之就去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努力,1985年批准眼科医院立项。
1999年12月初,印尼总统瓦希德到中国访问,来找唐由之看眼病。因为眼科医院当时还没有建好,条件较差,唐由之曾建议他到中国西医条件最优越的几家医院看看。结果瓦希德考察了这些医院后,说:“眼科医院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是来找医生的,我不是来找好条件的。”在瓦希德的坚持下,唐由之和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给总统做了较全面的眼科检查。12月下旬瓦希德总统正式邀请唐由之赴印尼首府雅加达为他医治眼病。唐由之用中医的方法,给总统治疗一多月,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后来应邀又去印尼给瓦希德治疗一个多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件事不仅扩大了中医药在印尼及新加坡等国外的影响,也扩大了眼科医院在国内的影响。这件事让国家领导对中医眼科也重视起来了,加速了眼科医院的发展。唐由之提起眼科医院,就会自豪地说:“眼科医院的特色简单说就是中西医结合,也就是说,西医有的,眼科医院也要有。眼科医院已经有了很多,眼科医院还要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就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中医眼科应该有机地与西医结合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就如虎添翼,给病人治疗起来有很多招数。”眼科医院在在唐由之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做事要先学会做人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自己高尚的医德,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做事要先做人”也是唐由之的行为准则。唐由之不仅临床经验丰富,看病效果好,他的教学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1958年,北京中医学院刚成立,聘请唐由之代眼科课,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经常被列为教学观摩课。以至于40年后,唐由之当年的学生都还保留有上他课的教学笔记。
1978年以后,唐由之从事中西医结合眼科研究生的带教工作,中西医结合是他最大特点。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各有千秋,所以他在临床上开药方的同时,会耐心地告诉您:“西医的治疗不要断,配上我的中药,您的病会好得快一些。”
他还能娴熟地运用西医检查技术和现代中药药理知识,遣方用药,往往屡见奇效。他给学生的第一节课,就是要求学生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对自己的学生,他经常讲自己在科研和医疗工作中的挫折和教训,不以成绩去掩饰教训。他认为在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教训。他还能不断去猎取新知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应用到临床,告诉学生怎么应用到临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少走弯路,吸取教训,避免失误。
1995年10月,一个患毕夏氏病的小伙子,在他父母亲的陪同下,表情淡漠地来到诊室。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小伙子已经很胖了。小伙子母亲说:“我们在北京大医院都看遍了,效果不太好,孩子也不想治了,来请唐教授看看,能不能治。”
唐由之仔细看过后,并没有给予开药方,而是跟小伙子聊天,先鼓励他不放弃治疗,给他做思想工作,还告诉他毕夏氏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一定要有耐心,要坚持治疗。因为当时小伙子的病正属于活动期,前房积脓1毫米,所以唐由之在中药处方中重用了消炎抗病毒的连翘、地丁等药,还特意在处方中重用了虎杖一味药。
当时他的学生是很不理解为什么用这味中药。病人走后,唐由之说:“现代药理研究,虎杖这味药有抗病毒的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如果遇到顽固的眼科炎症时,可以加入虎杖,会有帮助的。”病人在唐由之的鼓励下,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直到病情稳定。一年后打电话回访,得知患者的视力虽没有提高,但病情已经稳定,激素已经停用了,体型也恢复正常了,感谢唐由之的精心治疗。
唐由之对患者如亲人的高尚医德,对知识严肃认真的求学态度,使他的学生感触很深。他的学生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996年元月29日,陕西一名患者,在唐由之还没来到诊室的时候,就已经等着唐由之了。唐由之就问他:“怎么不舒服了?”患者说:“这几天眼睛有点不舒服。”唐由之就拿着眼底镜,面对面地看了很长时间,把检眼镜交给学生:“你去看看。”学生离患者很远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口味,当时就很反感,皱着眉头,强忍着,拿着检眼镜比划了一下,就出了暗室。唐由之问学生:“你认为是什么病?”学生也不敢肯定,犹豫半天,小声嘟囔了一句:“ 学生觉得他是糖尿病眼底病吧?”因为病人肯定地说他没有糖尿病。唐由之很自信地说:“就是早期的糖尿病眼底病嘛。”病人还是很坚持,说自己没有糖尿病。唐由之笑了:“我给你开几服中药,你再到内科找糖尿病科看看,好吗?”患者走后,唐由之很严肃地对学生说:“今天这个病人是故意让你看的,他的眼底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眼底病变改变,你今天就没仔细看吧?眼底有3个血管瘤,周边还有出血,再加上典型的糖尿病口气……”那天这个学生的表现是在唐由之的预料之中。这件事对学生思想触动很大,唐老对学生的影响让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她在工作中牢记唐老的话,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后来病人说,很感谢唐大夫,那天看过眼科后,在看糖尿病专科被确诊为糖尿病,控制血糖后,眼病也稳定了。
唐由之在长年的医疗工作中,待患者如亲人,特别是白内障手术患者,多是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他经常搀扶接送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有时送病人上厕所,甚至为病人拿便器,倒尿盆。对待工作极端负责。不管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很少陪家人休息,都要到病房看望病人,观察病情,几十年如一日,深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好评。
唐由之总是把自己的才智、技术和本领,视为人民的财富,在培养下级医师的过程中,总是耐心教诲,谆谆善诱,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他希望更多的人热爱中医药事业,更好地掌握中医眼科的技能,为防盲、治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唐由之和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历了无数曲折和艰辛。
唐由之的四大宏愿,现已初步实现。唐由之表示,他将继续为四大目标的最终实现而努力,充实内涵建设,建立起一支中坚骨干力量,培养顶尖科研队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眼科事业的继承和创新做出突出贡献而奋斗不息。
唐由之小传
1926年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1947年拜师陆南山先生,并到苏州陆南山眼科分诊所应诊。
1947年～1951年在杭州市上珠宝巷开设昆吾眼科诊所。
1951年～1952年在杭州联合诊所工作。
1952年～1957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1957年～1978年历任广安门医院眼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科负责人。
1978年～1994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4年至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唐由之,男,汉族,1926年7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研究员,1946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凭借娴熟的金针拨障术,为毛泽东成功实施了手术。
他参与创办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唐由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发展中医药眼科的四大宏愿:建一所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组织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一流的刊物《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如今宏愿一一实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眼科集大成者,唐由之的成就来之不易。
花开花落两由之
1963年,唐由之将改进后的“白内障针拨术”带到了广西和福建农村,为农民治病,并举办了多期学习班,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了。之所以能选中他给毛主席做手术,也非偶然。
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鲁之俊支持下,唐由之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为农民治病。1968年至1969年他随同医疗队到广西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1970年至1971年又到福建省龙溪、漳州等地,从事金针拨内障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举办了多期学习班。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改进的白内障针拨术因手术切口小,术后并发症少而被作为首选。该项研究在1966年得到卫生部组织的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的鉴定和一致通过。唐由之为党政领导人作了多次手术,恢复了光明,为祖国医学赢得了声誉。
让唐由之记忆最深的是为毛泽东主席了。
1974年,唐由之48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治大夫、负责人。春节前的一天,有人通知他去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书已经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这次从全国各地来的眼科专家有七八位,但中医师就唐由之一人。几次会诊后,大家都认为毛主席的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唐由之还了解到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没有吞咽反应。针对这种情况, 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手术方案,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 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唐由之当年所用的手术是经过他精心研究改进过的“白内障针拨术”。唐由之自1958年起对白内障针拨术进行了从切口部位到术后并发症等的研究,证明了手术切口在角膜缘外4毫米处是科学的,他又进一步克服了术后发生青光眼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仅有2毫米,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它更适合年老体弱患者。截至1974年,在给毛主席手术前,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由于唐由之的手术技术熟练,手术很成功。宾努亲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唐由之的手术水平当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镜界。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5年,中央决定:由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7月23日,晚上11点左右,唐由之很自然地问主席:“考虑好做手术没有?”主席坚决地说:“做!”
手术室就设在毛主席的书房。 做手术那天,主席很配合。由于唐由之技术熟练,手术一会儿就做完了。等唐由之给主席眼睛包上纱布,问主席:“手术已经做完了,您有什么不适吗?”主席说“我还以为没有开始做呢!”深夜一点多,唐由之听到毛泽东主席醒来,便急忙来到他身边,他听到毛泽东在说什么,但唐由之听不懂,就问:“主席您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主席就请张玉凤拿来纸,两个眼睛包着,写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的诗,这首诗里有“花开花落两由之”。唐由之要求主席把这首诗送给他,主席签了一个字,就把这首诗送给唐由之。现在主席的手迹被珍藏在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了。很快,毛泽东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
继承和发扬金针拨障术
研究睫状体平坦部切口,发扬“金针拨障术”,解决了手术部位的问题,克服了古代白内障针拨术的近期并发症青光眼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唐由之就在大学与同学经常探讨中医眼科事业的发展方向,探讨古法金针拨障术的玄妙。1958年开始作金针拨障术的动物实验,1959年开始临床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该技术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发表。唐由之在对古代金针拨障术的继承和发扬研究工作中,主要解决了手术切口部位和白内障针拨术的术后并发症的问题。
率先开创睫状体平坦部作内眼手术切口。唐由之通过博览群书,同时结合现代解剖学、病理、生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提出了睫状体平坦部作为内眼手术切口部位的崭新观点。以此部位为进针切口,进行眼科手术,经过长期随访,以及术后眼球的病理组织学观察,证明了在睫状体平坦部作手术是安全可行的观点有科学根据,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针拨术后发生青光眼的可能性,为眼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医眼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由之在中医眼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闻名海内外,他担任过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学》分卷主编,欧洲中西医眼科学会名誉主席。出席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并于1990年3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26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其中的中医眼科学卫星会。1985年“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中医药在临床医学领域中首次荣获国家科学3项技术进步奖之一。
中西医结合办最好的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的建立,是他四大宏愿之一,体现了他对中医眼科事业的热爱,体现了他关心热爱人民的情怀。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是在唐由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起因是由于广安门医院病房楼新盖好,当时眼科由于在全国影响很大,前来就医的病人很多,包括世界各地的病人,于是希望医院能多给批几间病房,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批下来。唐由之就去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努力,1985年批准眼科医院立项。
1999年12月初,印尼总统瓦希德到中国访问,来找唐由之看眼病。因为眼科医院当时还没有建好,条件较差,唐由之曾建议他到中国西医条件最优越的几家医院看看。结果瓦希德考察了这些医院后,说:“眼科医院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是来找医生的,我不是来找好条件的。”在瓦希德的坚持下,唐由之和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给总统做了较全面的眼科检查。12月下旬瓦希德总统正式邀请唐由之赴印尼首府雅加达为他医治眼病。唐由之用中医的方法,给总统治疗一多月,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后来应邀又去印尼给瓦希德治疗一个多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件事不仅扩大了中医药在印尼及新加坡等国外的影响,也扩大了眼科医院在国内的影响。这件事让国家领导对中医眼科也重视起来了,加速了眼科医院的发展。唐由之提起眼科医院,就会自豪地说:“眼科医院的特色简单说就是中西医结合,也就是说,西医有的,眼科医院也要有。眼科医院已经有了很多,眼科医院还要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就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中医眼科应该有机地与西医结合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就如虎添翼,给病人治疗起来有很多招数。”眼科医院在在唐由之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做事要先学会做人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自己高尚的医德,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做事要先做人”也是唐由之的行为准则。唐由之不仅临床经验丰富,看病效果好,他的教学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1958年,北京中医学院刚成立,聘请唐由之代眼科课,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经常被列为教学观摩课。以至于40年后,唐由之当年的学生都还保留有上他课的教学笔记。
1978年以后,唐由之从事中西医结合眼科研究生的带教工作,中西医结合是他最大特点。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各有千秋,所以他在临床上开药方的同时,会耐心地告诉您:“西医的治疗不要断,配上我的中药,您的病会好得快一些。”
他还能娴熟地运用西医检查技术和现代中药药理知识,遣方用药,往往屡见奇效。他给学生的第一节课,就是要求学生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对自己的学生,他经常讲自己在科研和医疗工作中的挫折和教训,不以成绩去掩饰教训。他认为在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教训。他还能不断去猎取新知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应用到临床,告诉学生怎么应用到临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少走弯路,吸取教训,避免失误。
1995年10月,一个患毕夏氏病的小伙子,在他父母亲的陪同下,表情淡漠地来到诊室。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小伙子已经很胖了。小伙子母亲说:“我们在北京大医院都看遍了,效果不太好,孩子也不想治了,来请唐教授看看,能不能治。”
唐由之仔细看过后,并没有给予开药方,而是跟小伙子聊天,先鼓励他不放弃治疗,给他做思想工作,还告诉他毕夏氏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一定要有耐心,要坚持治疗。因为当时小伙子的病正属于活动期,前房积脓1毫米,所以唐由之在中药处方中重用了消炎抗病毒的连翘、地丁等药,还特意在处方中重用了虎杖一味药。
当时他的学生是很不理解为什么用这味中药。病人走后,唐由之说:“现代药理研究,虎杖这味药有抗病毒的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如果遇到顽固的眼科炎症时,可以加入虎杖,会有帮助的。”病人在唐由之的鼓励下,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直到病情稳定。一年后打电话回访,得知患者的视力虽没有提高,但病情已经稳定,激素已经停用了,体型也恢复正常了,感谢唐由之的精心治疗。
唐由之对患者如亲人的高尚医德,对知识严肃认真的求学态度,使他的学生感触很深。他的学生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996年元月29日,陕西一名患者,在唐由之还没来到诊室的时候,就已经等着唐由之了。唐由之就问他:“怎么不舒服了?”患者说:“这几天眼睛有点不舒服。”唐由之就拿着眼底镜,面对面地看了很长时间,把检眼镜交给学生:“你去看看。”学生离患者很远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口味,当时就很反感,皱着眉头,强忍着,拿着检眼镜比划了一下,就出了暗室。唐由之问学生:“你认为是什么病?”学生也不敢肯定,犹豫半天,小声嘟囔了一句:“ 学生觉得他是糖尿病眼底病吧?”因为病人肯定地说他没有糖尿病。唐由之很自信地说:“就是早期的糖尿病眼底病嘛。”病人还是很坚持,说自己没有糖尿病。唐由之笑了:“我给你开几服中药,你再到内科找糖尿病科看看,好吗?”患者走后,唐由之很严肃地对学生说:“今天这个病人是故意让你看的,他的眼底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眼底病变改变,你今天就没仔细看吧?眼底有3个血管瘤,周边还有出血,再加上典型的糖尿病口气……”那天这个学生的表现是在唐由之的预料之中。这件事对学生思想触动很大,唐老对学生的影响让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她在工作中牢记唐老的话,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后来病人说,很感谢唐大夫,那天看过眼科后,在看糖尿病专科被确诊为糖尿病,控制血糖后,眼病也稳定了。
唐由之在长年的医疗工作中,待患者如亲人,特别是白内障手术患者,多是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他经常搀扶接送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有时送病人上厕所,甚至为病人拿便器,倒尿盆。对待工作极端负责。不管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很少陪家人休息,都要到病房看望病人,观察病情,几十年如一日,深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好评。
唐由之总是把自己的才智、技术和本领,视为人民的财富,在培养下级医师的过程中,总是耐心教诲,谆谆善诱,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他希望更多的人热爱中医药事业,更好地掌握中医眼科的技能,为防盲、治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唐由之和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历了无数曲折和艰辛。
唐由之的四大宏愿,现已初步实现。唐由之表示,他将继续为四大目标的最终实现而努力,充实内涵建设,建立起一支中坚骨干力量,培养顶尖科研队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眼科事业的继承和创新做出突出贡献而奋斗不息。
唐由之小传
1926年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1947年拜师陆南山先生,并到苏州陆南山眼科分诊所应诊。
1947年～1951年在杭州市上珠宝巷开设昆吾眼科诊所。
1951年～1952年在杭州联合诊所工作。
1952年～1957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1957年～1978年历任广安门医院眼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科负责人。
1978年～1994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4年至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2010-02-26 18:52 15楼
15、班秀文
班秀文,男,壮族,1920年1月出生,广西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40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足迹遍及壮乡村寨,是现代壮医药理的奠基者;
他常说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救难厄;
他感于壮族妇女辛苦多疾,潜心妇科病的研究,发展创新了中医妇科学;
7个铜板上大学
班秀文,字壮,壮族,1920年1月出生于广西隆安县雁江乡长安村那料屯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骨伤科医生,曾用中药治愈不少跌打损伤、虫蛇咬伤的村民,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班秀文6岁就常跟祖父上山采药,在祖父的熏陶下,他幼小的心灵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岁那年,家庭突遭厄难——祖父和父亲患了急性热病,在1个月内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贫寒,生活维艰,举家迁往广西平果县,他也沦为放牛娃,靠母亲卖水维持生计。
苦难的童年铸就了班秀文坚强的个性,他铭记祖父“勤学刻苦,学医济世”的遗训,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在亲戚朋友的接济和帮助下,他12岁才进入学校读书,结束了牧童生涯。1937年秋,他以全县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上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可是,从家乡到南宁数百里的路途、上学后的生活来源等等,是那样遥不可及……
让班秀文想不到的是,慈祥的母亲靠卖水赚的7个铜板实现了他的愿望。班秀文就是靠着母亲那7个铜板,走烂了5双草鞋,从家乡走到了南宁,步入了杏林。
南宁医药研究所是一所公费学校,大学3年寒窗,他勤奋学习,寒暑不辍。他把许多中医经典著作通读精读,口诵心记、由浅及深,从博返约、日积月累。他还随时随地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深得学校教师刘惠宁、刘六桥的喜爱。老师常带他到自己的诊所见习,传授医案,使他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基础。
仁心仁术济世民
1940年秋,班秀文毕业分配到凌云县平私医务所当所长兼医师。当时边远山区缺医少药,很多疾病无法治疗。他经常四处奔走给群众看病。病人付不起钱,他少收或免受药费。为减轻病人负担,他坚持采用针灸和草药给群众防病治病,内服外用兼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乳腺炎常用芭蕉根捣烂外敷,1～2小时即可见效;治食滞泄泻,用番桃叶嫩苗,其效神速。
班秀文有感于当地壮族妇女忍辱负重、劳作辛苦、饱受妇科疾病的折磨,遂开始注重妇科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历尽时日、救人无数。由于当局不重视中医和山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他的医术和抱负无法施展,愤然辞职返乡。其后在平果县中学医务室、县卫生院供职,1946年辞去公职在县城悬壶开业。他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25岁时被选为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1955年,他调到百色地区人民医院当医师,负责筹办中医科工作,为创建中医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因工作出色,1957年他奉命调到广西中医学院的前身——广西省南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
辛勤耕耘铸大医
60多年来,班秀文在教学和医疗一线辛勤耕耘,爱岗敬业。
他热心中医教学,先后讲授过《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10多门课程。每讲授1门课程,他都认真备课,注意教学方法,理论和临床案例相结合,深得学生的好评。
他培养的陈慧侬等一批学生已成为全国、广西名老中医,18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和3名高级职称的学术继承人,均已成为中医学术界的骨干力量。李莉是第一批拜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现在已是全国首届百名杰出女中医师、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高徒奖、广西名中医。
他积数十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擅长治疗妇、内、儿科疑难杂病,对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家学术思想颇有研究,对中医妇科造诣尤深。著有《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学术专著;主编《中医药基础理论》、《妇科讲义》、《中医妇科发展史》等教材;在国内外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六经辨证在妇科的应用》受到国内外中医学者的重视,被日本东洋出版社摘要出版。这些论著内容广泛,博中有专,集中反映了班氏妇科学术理论和经验,得到国内行家的赞誉。
发掘壮医开先河
班秀文还积极投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他在壮族地区行医期间,就将民间壮医药经验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并应用到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984年6月,他兼任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直接指导壮医门诊部的筹建和诊疗工作;1985年9月,招收第一批攻读壮族医药史的硕士研究生,为创新壮医药研究成果和引入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奠定了基础。经过一代又一代壮医药工作者长期的不懈努力,目前壮医药在理论研究、诊疗方法、壮药开发以及应用推广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著名壮医专家黄汉儒、黄瑾明教授回忆,班秀文当年常说,“这是一种民族宝藏,我不想在当地老医师过世后,后人就不知道壮民族的这些辉煌医学史了”。班秀文在百色地区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壮乡村寨,收集整理到1000多条民间验方,是现代壮医药理论的奠基者。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广西壮药质量标准》已经颁布实施,壮医药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并将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今,壮医目诊、甲诊、腹诊、指诊、经筋疗法、药线点灸、角吸、火攻等独特神奇的疗法,已被列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国内数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并传播到东南亚、欧美国家和台港澳地区。
对此,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学院院长林辰也深有同感。他是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黄瑾明教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而黄瑾明教授就是班秀文教授的最早的弟子。班老的儿子、孙女也不甘示弱,加入了传承班秀文学术思想研究工作行列。
在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国医堂,我们采访了李莉教授。
李莉师从班秀文后,经过10余年临床实践,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编著《班秀文》、《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专著,较好地传承了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当她和我们谈说起班秀文教授一些往事,眼里满是崇敬。
虚心好学勤为首
班秀文常言:“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从医几十年来,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对学生诲而不倦。昼则应诊、授课,夜则读书、撰文,嗜书成癖,别无所好,白发之年,未尝释倦。
班秀文治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勤”字,即勤读、勤思、勤问、勤写。
勤读:即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博中有专。班秀文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在医学领域中有所作为,必须在中医经典原著上狠下工夫。中医学术理论源远流长,要溯本求源,就必须以经典原著为基础,根基牢固,日后才能根深叶茂。
而经典著作中,尤要学好《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前者解决中医基本理论问题,后两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再阅读历代诸家名著,从源及流,博采众长。
在读书方法上,他认为首先是粗读和精读并重,只有通篇粗读,才能初步了解《内经》的全貌,找出其重要篇章和关键词句,为精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刻苦精读,深入研究某一句、某一章节的内容,找出其精髓所在,如此粗读和精读并重,才能学以致用。其次是学与用紧密结合,才能深刻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例如学《素问·六节藏象轮》之“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对肾“主蛰,封藏之本”一时很难理解它的深意,后来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在治疗方妇女崩漏**流血停止后,后期巩固治疗往往从补肾入手,可收到良好的疗效;对屡孕屡堕之妇,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孕前注意补益气血,孕后未病先防,用调补肝肾之法治疗多能使孕妇足月顺产,从而体会到肾“主蛰,封藏之本”的重要性。
此外,对经典原著要反复阅读,温故知新,犹如农夫耕耘,每多读一遍就有多一遍的收获,不可浅尝辄止。
勤思:古人言:“学而不思则罔”,熟读还须精思,思而得悟,举一反三。班秀文认为,对经典名著中的精辟论述,常精研细读,反复玩味,去粗存精,突破前人理论和治疗上的局限,进行创造性发挥,临症才能得心应手。
如对《伤寒论》的学习,他认为贵在“灵活”二字,既要正确评价《伤寒论》,也要学以致用,把《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和各科临床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赞同《伤寒来苏集》“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的提法,认为《伤寒论》固然是一部以六经辨证为核心论述外感伤寒,也能适用于各科杂病。
他在临床曾碰到这样1个病例:1位15岁的女子,平素带下量多,色白,质稀,经将行时少、小腹胀痛剧烈,按之更甚,疼痛剧烈时汗出肢冷,唇面发青,经行错后,经血色泽暗红,夹紫块,舌苔白,脉沉紧。此属寒凝经脉之病,他附子汤加肉桂、吴茱萸、当归治之。取附子之辛热,同行十二经脉,以温经散寒;肉桂之甘温与附子同用,能走能守,既能补火归原以温养冲任,又能散寒逐瘀止痛,是阳虚阴盛必不可少之品;吴茱萸、当归入肝,以散塑阴之寒邪而温养肝血,从而可达温肝暖宫、散寒止痛之功。选方配伍得法,肝、脾、肾并治,药到病除。
如《伤寒论》中灸甘草汤本为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的主方,班秀文用其方加减治疗1例多年经漏不止的患者,用药3剂后**流血立止。又如1例西医诊断为“宫颈狭窄症”所致的经痛,他从《医学心悟》中保产无忧散之撑法中得到启发,别出心裁地进行中西汇通尝试,用保产无忧散加减治之,使久治不愈的顽疾霍然而愈。
勤问:即不耻下问。班老认为作为医者,要有虚怀若谷、谦逊向贤的美德。班秀文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之古训,除在学习上辛勤砥砺、孜孜以求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在。他除虚心向前贤及通道质疑求教外,还注意时时处处向群众学习,收集民间单方、验方,总结群众防病治病经验,集众之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
勤写:即善记笔记,勤写心得,不断积累经验。班秀文不仅谙熟古典医籍和各家学说之精华,而且对近代医书及报刊的有关论著与经验亦博收广集,一有所得,便记心得笔记,以备后学。有的还留存,以备查阅分析,揣摩总结。学术有年,临证日久,则注意总结治疗的经验教训,掌握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崇尚创新重实践
班秀文不仅内、妇、儿、针灸均有所擅长,对妇科造诣尤深。他继承了《内经》中妇人“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妇女病的治疗,既要着眼于阴血的濡养,又要考虑阳气的温煦,务必做到“治血不忘气,调气须及血”,立法遣方,以甘平或甘温之剂为宜。因甘能生血养营,温则生发通行,从而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论六经辨证在妇科的运用》、《论治肝的特点与妇科病的治疗》、《试论心与妇科的关系》等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宣读,许多论文因有突出的见解而为其他刊物引用;论著《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是其数十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心血结晶。前者为建国40年中医药科技成就之一,为中医妇科的发展创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班秀文从临症中深深体会到:中医之学,贵在实践。除熟读经典外,还须躬身实践,在实践中验证理论,方能深刻领会经典原著中精神实质,以精术济人。曾治疗1例与苯长期接触的女性患者,诉全身困倦,四肢乏力,下肢有散在大小不一的紫癜,月经先期,量多,色淡质稀,舌质淡嫩,苔薄白,脉虚弱。西医血液常规检查白细胞偏低。据其脉证,初按脾不统血论治,先后用归脾汤、人参养荣汤等加减出入,治疗两月余,效果不彰。后在《内经》“肝主升发”、“肝生血气”启示下,以调肝汤和五子衍宗丸加减,治疗1月余而收功。
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还应把经典著作之精髓与各科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1982年,他的学术论文《六经辨证在妇科病的应用》首次在全国妇科学术大会宣读,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摘要发表,1位名叫山本妙子的日本妇女慕名前来南宁找他看病。他创造性地把六经辨证应用于妇科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把《伤寒论》在妇科领域的应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德艺双馨割股心
班秀文不仅医学精湛,医技神奇,且医德高尚,体察民疾。
他认为病者,婴难也;医者,疗疾也。强调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他常常自问“假如我是病人怎么办?”一切从病人出发,处处为病人着想,待病人和蔼亲切,热情周到,悉心治疗。遇情绪忧郁者,既疏之与方,又开导其人,多方疏导,使其破涕为笑,由忧转喜。
他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利用晚上为慕名前来上门求诊的病人义务看病。他的斗室即是卧室、书房又兼诊室,先来的病人坐在小板凳上,后来的病人则坐在他的床铺上,有时屋里屋外都是候诊的人群。对来诊的病人,不论地位高低,贫贱富贵,他都一视同仁。热情随和,宽厚善良,经他治愈的病人难以计数。
他急人所急,忧人所忧。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全国各地来信求医问疾,对证处方,迅即回信。就是出差到外地,许多病人慕名而至。每到一处,他从不摆名医架子,常不顾旅途劳累,抽空为病人治病。1983年6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天中午、晚上,总有不少代表找上门来请他看病。班秀文热情为代表们看病,一时在京城传为美谈。
班秀文小传
1920年,出生于广西省隆安县;
1937～1940年,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毕业;
1940年,广西凌云县医务所任所长、医师;
1951年,广西百色防疫队四分队任副队长;
1955年,广西百色地区人民医院任医师;
1957年,广西省立南宁中医学校(广西中医学院前身)任教师;
1958年、1965年,先后参加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北京中医学院内经研究班学习;
1964年,广西中医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处副处长等;
1979年,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1990年,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班秀文,男,壮族,1920年1月出生,广西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40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足迹遍及壮乡村寨,是现代壮医药理的奠基者;
他常说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救难厄;
他感于壮族妇女辛苦多疾,潜心妇科病的研究,发展创新了中医妇科学;
7个铜板上大学
班秀文,字壮,壮族,1920年1月出生于广西隆安县雁江乡长安村那料屯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骨伤科医生,曾用中药治愈不少跌打损伤、虫蛇咬伤的村民,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班秀文6岁就常跟祖父上山采药,在祖父的熏陶下,他幼小的心灵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岁那年,家庭突遭厄难——祖父和父亲患了急性热病,在1个月内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贫寒,生活维艰,举家迁往广西平果县,他也沦为放牛娃,靠母亲卖水维持生计。
苦难的童年铸就了班秀文坚强的个性,他铭记祖父“勤学刻苦,学医济世”的遗训,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在亲戚朋友的接济和帮助下,他12岁才进入学校读书,结束了牧童生涯。1937年秋,他以全县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上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可是,从家乡到南宁数百里的路途、上学后的生活来源等等,是那样遥不可及……
让班秀文想不到的是,慈祥的母亲靠卖水赚的7个铜板实现了他的愿望。班秀文就是靠着母亲那7个铜板,走烂了5双草鞋,从家乡走到了南宁,步入了杏林。
南宁医药研究所是一所公费学校,大学3年寒窗,他勤奋学习,寒暑不辍。他把许多中医经典著作通读精读,口诵心记、由浅及深,从博返约、日积月累。他还随时随地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深得学校教师刘惠宁、刘六桥的喜爱。老师常带他到自己的诊所见习,传授医案,使他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基础。
仁心仁术济世民
1940年秋,班秀文毕业分配到凌云县平私医务所当所长兼医师。当时边远山区缺医少药,很多疾病无法治疗。他经常四处奔走给群众看病。病人付不起钱,他少收或免受药费。为减轻病人负担,他坚持采用针灸和草药给群众防病治病,内服外用兼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乳腺炎常用芭蕉根捣烂外敷,1～2小时即可见效;治食滞泄泻,用番桃叶嫩苗,其效神速。
班秀文有感于当地壮族妇女忍辱负重、劳作辛苦、饱受妇科疾病的折磨,遂开始注重妇科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历尽时日、救人无数。由于当局不重视中医和山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他的医术和抱负无法施展,愤然辞职返乡。其后在平果县中学医务室、县卫生院供职,1946年辞去公职在县城悬壶开业。他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25岁时被选为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1955年,他调到百色地区人民医院当医师,负责筹办中医科工作,为创建中医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因工作出色,1957年他奉命调到广西中医学院的前身——广西省南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
辛勤耕耘铸大医
60多年来,班秀文在教学和医疗一线辛勤耕耘,爱岗敬业。
他热心中医教学,先后讲授过《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10多门课程。每讲授1门课程,他都认真备课,注意教学方法,理论和临床案例相结合,深得学生的好评。
他培养的陈慧侬等一批学生已成为全国、广西名老中医,18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和3名高级职称的学术继承人,均已成为中医学术界的骨干力量。李莉是第一批拜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现在已是全国首届百名杰出女中医师、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高徒奖、广西名中医。
他积数十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擅长治疗妇、内、儿科疑难杂病,对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家学术思想颇有研究,对中医妇科造诣尤深。著有《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学术专著;主编《中医药基础理论》、《妇科讲义》、《中医妇科发展史》等教材;在国内外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六经辨证在妇科的应用》受到国内外中医学者的重视,被日本东洋出版社摘要出版。这些论著内容广泛,博中有专,集中反映了班氏妇科学术理论和经验,得到国内行家的赞誉。
发掘壮医开先河
班秀文还积极投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他在壮族地区行医期间,就将民间壮医药经验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并应用到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984年6月,他兼任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直接指导壮医门诊部的筹建和诊疗工作;1985年9月,招收第一批攻读壮族医药史的硕士研究生,为创新壮医药研究成果和引入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奠定了基础。经过一代又一代壮医药工作者长期的不懈努力,目前壮医药在理论研究、诊疗方法、壮药开发以及应用推广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著名壮医专家黄汉儒、黄瑾明教授回忆,班秀文当年常说,“这是一种民族宝藏,我不想在当地老医师过世后,后人就不知道壮民族的这些辉煌医学史了”。班秀文在百色地区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壮乡村寨,收集整理到1000多条民间验方,是现代壮医药理论的奠基者。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广西壮药质量标准》已经颁布实施,壮医药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并将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今,壮医目诊、甲诊、腹诊、指诊、经筋疗法、药线点灸、角吸、火攻等独特神奇的疗法,已被列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国内数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并传播到东南亚、欧美国家和台港澳地区。
对此,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学院院长林辰也深有同感。他是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黄瑾明教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而黄瑾明教授就是班秀文教授的最早的弟子。班老的儿子、孙女也不甘示弱,加入了传承班秀文学术思想研究工作行列。
在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国医堂,我们采访了李莉教授。
李莉师从班秀文后,经过10余年临床实践,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编著《班秀文》、《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专著,较好地传承了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当她和我们谈说起班秀文教授一些往事,眼里满是崇敬。
虚心好学勤为首
班秀文常言:“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从医几十年来,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对学生诲而不倦。昼则应诊、授课,夜则读书、撰文,嗜书成癖,别无所好,白发之年,未尝释倦。
班秀文治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勤”字,即勤读、勤思、勤问、勤写。
勤读:即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博中有专。班秀文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在医学领域中有所作为,必须在中医经典原著上狠下工夫。中医学术理论源远流长,要溯本求源,就必须以经典原著为基础,根基牢固,日后才能根深叶茂。
而经典著作中,尤要学好《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前者解决中医基本理论问题,后两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再阅读历代诸家名著,从源及流,博采众长。
在读书方法上,他认为首先是粗读和精读并重,只有通篇粗读,才能初步了解《内经》的全貌,找出其重要篇章和关键词句,为精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刻苦精读,深入研究某一句、某一章节的内容,找出其精髓所在,如此粗读和精读并重,才能学以致用。其次是学与用紧密结合,才能深刻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例如学《素问·六节藏象轮》之“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对肾“主蛰,封藏之本”一时很难理解它的深意,后来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在治疗方妇女崩漏**流血停止后,后期巩固治疗往往从补肾入手,可收到良好的疗效;对屡孕屡堕之妇,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孕前注意补益气血,孕后未病先防,用调补肝肾之法治疗多能使孕妇足月顺产,从而体会到肾“主蛰,封藏之本”的重要性。
此外,对经典原著要反复阅读,温故知新,犹如农夫耕耘,每多读一遍就有多一遍的收获,不可浅尝辄止。
勤思:古人言:“学而不思则罔”,熟读还须精思,思而得悟,举一反三。班秀文认为,对经典名著中的精辟论述,常精研细读,反复玩味,去粗存精,突破前人理论和治疗上的局限,进行创造性发挥,临症才能得心应手。
如对《伤寒论》的学习,他认为贵在“灵活”二字,既要正确评价《伤寒论》,也要学以致用,把《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和各科临床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赞同《伤寒来苏集》“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的提法,认为《伤寒论》固然是一部以六经辨证为核心论述外感伤寒,也能适用于各科杂病。
他在临床曾碰到这样1个病例:1位15岁的女子,平素带下量多,色白,质稀,经将行时少、小腹胀痛剧烈,按之更甚,疼痛剧烈时汗出肢冷,唇面发青,经行错后,经血色泽暗红,夹紫块,舌苔白,脉沉紧。此属寒凝经脉之病,他附子汤加肉桂、吴茱萸、当归治之。取附子之辛热,同行十二经脉,以温经散寒;肉桂之甘温与附子同用,能走能守,既能补火归原以温养冲任,又能散寒逐瘀止痛,是阳虚阴盛必不可少之品;吴茱萸、当归入肝,以散塑阴之寒邪而温养肝血,从而可达温肝暖宫、散寒止痛之功。选方配伍得法,肝、脾、肾并治,药到病除。
如《伤寒论》中灸甘草汤本为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的主方,班秀文用其方加减治疗1例多年经漏不止的患者,用药3剂后**流血立止。又如1例西医诊断为“宫颈狭窄症”所致的经痛,他从《医学心悟》中保产无忧散之撑法中得到启发,别出心裁地进行中西汇通尝试,用保产无忧散加减治之,使久治不愈的顽疾霍然而愈。
勤问:即不耻下问。班老认为作为医者,要有虚怀若谷、谦逊向贤的美德。班秀文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之古训,除在学习上辛勤砥砺、孜孜以求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在。他除虚心向前贤及通道质疑求教外,还注意时时处处向群众学习,收集民间单方、验方,总结群众防病治病经验,集众之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
勤写:即善记笔记,勤写心得,不断积累经验。班秀文不仅谙熟古典医籍和各家学说之精华,而且对近代医书及报刊的有关论著与经验亦博收广集,一有所得,便记心得笔记,以备后学。有的还留存,以备查阅分析,揣摩总结。学术有年,临证日久,则注意总结治疗的经验教训,掌握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崇尚创新重实践
班秀文不仅内、妇、儿、针灸均有所擅长,对妇科造诣尤深。他继承了《内经》中妇人“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妇女病的治疗,既要着眼于阴血的濡养,又要考虑阳气的温煦,务必做到“治血不忘气,调气须及血”,立法遣方,以甘平或甘温之剂为宜。因甘能生血养营,温则生发通行,从而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论六经辨证在妇科的运用》、《论治肝的特点与妇科病的治疗》、《试论心与妇科的关系》等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宣读,许多论文因有突出的见解而为其他刊物引用;论著《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是其数十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心血结晶。前者为建国40年中医药科技成就之一,为中医妇科的发展创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班秀文从临症中深深体会到:中医之学,贵在实践。除熟读经典外,还须躬身实践,在实践中验证理论,方能深刻领会经典原著中精神实质,以精术济人。曾治疗1例与苯长期接触的女性患者,诉全身困倦,四肢乏力,下肢有散在大小不一的紫癜,月经先期,量多,色淡质稀,舌质淡嫩,苔薄白,脉虚弱。西医血液常规检查白细胞偏低。据其脉证,初按脾不统血论治,先后用归脾汤、人参养荣汤等加减出入,治疗两月余,效果不彰。后在《内经》“肝主升发”、“肝生血气”启示下,以调肝汤和五子衍宗丸加减,治疗1月余而收功。
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还应把经典著作之精髓与各科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1982年,他的学术论文《六经辨证在妇科病的应用》首次在全国妇科学术大会宣读,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摘要发表,1位名叫山本妙子的日本妇女慕名前来南宁找他看病。他创造性地把六经辨证应用于妇科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把《伤寒论》在妇科领域的应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德艺双馨割股心
班秀文不仅医学精湛,医技神奇,且医德高尚,体察民疾。
他认为病者,婴难也;医者,疗疾也。强调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他常常自问“假如我是病人怎么办?”一切从病人出发,处处为病人着想,待病人和蔼亲切,热情周到,悉心治疗。遇情绪忧郁者,既疏之与方,又开导其人,多方疏导,使其破涕为笑,由忧转喜。
他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利用晚上为慕名前来上门求诊的病人义务看病。他的斗室即是卧室、书房又兼诊室,先来的病人坐在小板凳上,后来的病人则坐在他的床铺上,有时屋里屋外都是候诊的人群。对来诊的病人,不论地位高低,贫贱富贵,他都一视同仁。热情随和,宽厚善良,经他治愈的病人难以计数。
他急人所急,忧人所忧。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全国各地来信求医问疾,对证处方,迅即回信。就是出差到外地,许多病人慕名而至。每到一处,他从不摆名医架子,常不顾旅途劳累,抽空为病人治病。1983年6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天中午、晚上,总有不少代表找上门来请他看病。班秀文热情为代表们看病,一时在京城传为美谈。
班秀文小传
1920年,出生于广西省隆安县;
1937～1940年,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毕业;
1940年,广西凌云县医务所任所长、医师;
1951年,广西百色防疫队四分队任副队长;
1955年,广西百色地区人民医院任医师;
1957年,广西省立南宁中医学校(广西中医学院前身)任教师;
1958年、1965年,先后参加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北京中医学院内经研究班学习;
1964年,广西中医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处副处长等;
1979年,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1990年,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10-02-26 18:55 16楼
16、颜正华
颜正华,男,汉族,1920年2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0年7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构建了《中药学》教材理论框架;
他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谙熟本草,医药兼通。
熟读经典 师从名医
他14岁步入岐黄,拜两位名医,背四大经典,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20岁悬壶应诊,27岁中县中医状元。
“老师,补血方中除了补血药一般还用什么?”学生问。颜正华随口而出:“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血自旺矣”,此句出自李东垣《脾胃论》,可见颜正华对医经典籍造诣之深。
1920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颜正华,14岁拜同邑著名儒医戴雨三学习中医,他是从背诵经典条文开始,步入岐黄的。戴先生要求徒弟必须熟读四大经典。其间,颜正华背诵了《内经》的大部分内容、《伤寒论》全部内容及《金匮要略》中有处方的条文等,因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学理论基础。都说“童子功终身受益”,颜正华少年时代诵读记忆过的四大经典,很多条文烂熟于心中,伴随他一生从医之路,耄耋之年仍能流利背诵。
回忆年少时的学医历程,颜正华说:“当时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维持生计,后来便越来越喜爱中医。”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颜老说,当数杨博良。“如果我没有跟随杨博良先生学习,在临床经验的积累方面还可能要摸索更长时间,所以直接向名医学习是学习中医的绝佳路径。”
颜正华17岁师从江苏省名医杨博良,杨氏为清末“孟河学派”著名国医马培之的再传弟子,名震江、浙、皖数省,门庭若市,求诊者日逾百人。颜正华师从杨博良3年,白天随师侍诊,晚上就住在杨老师家,整理病例、背诵医经、练书法、习古文。颜正华以其颖悟和勤奋,深受杨氏赏识,因此得“孟河学派”真传,成为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
颜正华20岁师满归里,悬壶应诊,誉满丹阳。1947参加丹阳县中医统考,名列榜首。
创业两校 创建学科
他开创了两所中医院校的中药学科建设;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主持编写了我国中医药高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主编了第一部《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
成为中医状元的民间郎中,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教授,更没想到会成为我国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颜正华回忆,“读大学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只有很少的人才有幸能进入大学校门。”无疑,颜正华是幸运的。1955年3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刚刚成立的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师资进修班深造。
1956年他在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药教研组组长。当时,我国刚开始建立中医学院,还没有中药学教材。颜正华昼夜奋战,数月内主编了适合中医本科学习的第一版《中药学讲义》,为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的建立及开设中医学课程创造了条件。
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刚刚成立,颜正华奉卫生部之命,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当时全校只有4位老师。颜正华一来就开始讲中药学课程,并负责组建中药学教研组,是教研组第一任组长。1958年,颜正华负责组建中药系,该中药系两年后发展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建的中药高等教育院系之一。颜正华任中药教研室主任;1985年成立了中药研究所,颜正华任中药研究所名誉所长。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中,以药物功效主治为核心,用性味归经等药性理论加以阐明,并结合临床讲授药物的配伍、用量、用法及禁忌等。他带领教师摘录文献卡片、编写中药学讲义、筹建了学校最早的中药标本室;还带领学生上山采药、制作标本。他的教学理念及方法,奠定了北京中医学院中药学科的教学基础。
在中药界,有“南凌北颜”之誉,说的是颜正华在上世纪60年代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凌一揆教授共同构建了我国《中药学》教材的理论框架,拟订了我国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1959年,颜正华和凌一揆等主持编写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1963年颜正华主持修改审定该教材,习称“二版教材”,“五版教材”由颜正华担任副主编。《中药学》教材的问世,确立了当代高等中医院校中药教学的基本框架与内容,也奠定了颜正华成为我国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的地位。
从教53年,颜正华始终是我国编写、修改、充实、提高《中药学》教材的领军人物。1986年,他主编的《临床实用中药学》出版,成为全国医药人员学习中药的重要参考书。1991年,他主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出版,已经成为中药学专业权威范式。2008年,他主编的《颜正华中药学讲稿》出版,奠定了临床中药学的基本内容。现今,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一五’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版本的《中药学》教科书,也是由颜正华主审的。他在长期的从医执教过程中,笔耕不辍,已出版的著作达600万字以上。
颜正华非常注重中药学科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对身边工作的每个中青年教师都精心培养,在备课、试讲、编修讲义、撰文著书、临床治疗及实验研究等方面指导他们,使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中药教学整体水平居全国领先行列。2007年,这支教学队伍获得教育部国家级中药教学团队和北京市中药学优秀教学团队。
前些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时常可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笔记,老人正是颜正华。几十年来,他的每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或中药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试讲,他都要坐在课堂上亲自听课、指导。
济世育人 繁茂杏林
执教53年,他带教徒弟及硕、博学生39人,培养的数以千计的中医药学子已成为杏林栋梁之才。他传岐黄薪火,堪为国医师表。
“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中医药事业栋梁之才,是最幸福的事情。”谈到学生桃李满天下,颜正华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颜正华执教53年,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呕心沥血。颜正华从1962年晋为副教授、1978年晋为教授、1979年为硕士生导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先后为中医药专科、本科、西学中班、中药研究生班等数十个班次的几千名学生讲课及带临床实习;同时,颜正华先后带教了7名徒弟,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9人、博士研究生13人。
颜正华执教严明有方,不仅传授书本知识,还结合科研工作培养中药事业继承人。
在药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颜正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专家,如徒弟张冰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生郑虎占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徒弟高云艳、邓娟等学术造诣颇深,研究生王育杰、周平安、刘玉德、王志斌等均成为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军人物。
在中药延缓衰老研究方面,颜正华认为,人的衰老与机体的阴虚血瘀有关,遂主张补益肝肾之阴与活血化瘀并行的延缓衰老学术思想,他指导博士生郑虎占、黄晖从事该课题研究,现在黄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药防治疑难病证研究方面,他指导博士生王志斌、苗明三、孟杰等及徒弟张冰、邓娟、高承琪等进行脾胃病、呼吸病、高血压等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这些学生秉承颜正华教授的学术思想,都成为了优秀的中医药专业人才,在中医药学的传承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颜正华悉心培养学生,在学业上力求于严,在生活中宽厚仁爱,待学生如慈父。师从颜老多年的徒弟常章富,后来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60岁还经常陪颜老出诊抄方。常章富至今还记得20年前老师亲自下厨做的红烧鱼的美味,“那时每到周末,颜老的家就成了学生们改善伙食的‘大食堂’。 ”
颜正华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200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颜正华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药学家、中医教育家,源于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止招生,但为了培养中医药事业继承人,颜正华在河南下放劳动时,积极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沟通,要求开办中药学习班。劳动之余,给学员讲中医药课程,尽自己的力量减少文革对中医药事业的损失。另外,颜正华要求自己的子孙学习中医,如次子从事中医,小女儿从事中医图书管理,外孙女高琰于2006年以高分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班。中医药事业在学校、在家中得以传承,是颜正华最欣慰的事。
外孙女高琰从入大学开始,每周六都跟随姥爷侍诊抄方。她对记者说,我自幼与姥爷同住,记忆里姥爷总是坐在桌前手捧书籍,时而做着笔记,时而像古人一样吟唱,有时又会拿起笔挥毫书写。得知我考入北中医时,姥爷喜悦于心,挥笔写下陆游诗作:“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勤于临证 医药兼通
他精通药性,勤于临证。用药主张四两拔千斤,不投猛剂,不用大剂,平中见奇,处方可见孟河医风。
“我得了肾病,两个月前慕名找颜老看病,非常见效。今天我第二次来,没想到颜老像家人一样熟知并询问我的病症,真受感动。”一位刚从诊室出来的患者对记者说。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的同时,从未丢掉中医临床。他说:“要成为中药名师,首先要成为中医名医,两者相得益彰。”如今他89岁高龄,仍然为患者看病,并且每次出诊均要记录每个患者病情、诊断、用药,坚持写医案。每个患者,颜老都记挂在心上。
怎样才能成为名医?颜正华回答:“要想成为名医,必须谙熟药性,并合理应用之;必须早临证、多临证,揣摩体会,积累经验。”颜正华弱冠之年就独立行医,之后的70年来从未中断,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河南省商丘地区劳动,他也坚持在劳动之余为当地群众诊治疾病。勤于临证,探究药性,使颜正华成为医药兼通的救疾国手。
“医之本,精于术。”颜正华遣方组药,崇尚平和,通常达变,多有奇功。
内蒙古一位40多岁的患者,因经常吸烟喝酒吃羊肉,咽喉形成1厘米×1厘米的溃疡面,严重影响进食,辗转多家大医院,始终不见好转,经朋友介绍找到颜正华。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就可以吃饭了,不久溃疡面神奇般不见了。
还有一位患有子宫出血症的中年妇女,在北京某大医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血一直余沥不尽,后来只服用颜正华开的几服中药即控制了出血。
像这样屡起沉疴的病例,在颜正华的医案中比比皆是。
“用药当知药,知药才能善用。”颜正华总结开方用药经验:巧用多效药,善用平和药,慎用毒烈药,分用同名药,不拘成方,因证遣药。
治疗复杂病症,颜正华常根据治疗需要,将数个成方融为一体。如治感冒发热、咳嗽痰多、头痛、鼻塞流涕、咽痛喉痒、胸闷不畅,颜正华将银翘散、杏苏散、止嗽散三方合为一体,加减应用,名为治感冒发热咳嗽方,疗效奇佳。
看病、教学、科研,颜正华样样精通。自1986年起,他着手研究治疗小儿热证的新中药制剂“黄栀花口服液”,该药1997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新药证书,投放市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谦和精诚 德艺双馨
他为人仁和真诚,言必信行必果。“德近于佛,术近于仙,品术俱端,德艺双馨。”人们这样评价他。
患者至上,是颜正华高尚医德的体现。2003年4月,“非典”肆虐,83岁的颜正华仍然坚持出门诊。学生们打电话劝他停诊几天,他说:“作为一名医生,这点病就吓得不敢出诊,那我们的病人找谁看病?”一天,本校一学生发高烧找他就诊,他认真地辨证施治,使学生病情得以控制,颜正华建议他转入医院系统治疗(该学生后来被确诊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唯一一名“非典”患者),学生不久痊愈,而颜正华和家人均因此被医学隔离。
颜正华是患者的知音,不仅给予患者心理安慰,处方开药也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以治病需要为前提,不开与治疗无关的贵重药和检查单。
颜正华始终秉承“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的大医精诚风范,虽为名老中医,但他淡泊名利,对同事同仁谦让团结,共谋发展,学术不相诋毁,地位不相拼争,在荣誉地位面前向来很低调。
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成为 “国医大师”,他谦逊地说:“我就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和教师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得到很多荣誉。我有责任继续培养学生和医治患者,只要我的身体情况允许,就会继续工作下去。”颜老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闪耀着国医大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感慨:看颜老开的处方,如同欣赏一幅美妙的书法作品。颜正华自幼酷爱书法,他开处方常以毛笔小楷行之,患者每得必珍藏,不仅因为处方技术高明,还因为书法艺术高超。
颜正华之所以高寿,与其健康的心态、生活习惯和饮食有着极大的关系。他擅长古代文学,时常作诗以抒志,如戊子年除夕作诗:“炮竹声中岁月迁,国强民富过新年;合家共聚天伦乐,无限风光在眼前。”他喜爱运动,坚持晨慢跑,或打太极拳,做自己编的健身操,练习气功;他不抽烟,偶尔饮少量黄酒或葡萄酒,以流通血脉而不伤脏腑;惯用熟软、易于消化的饮食,又常用补益之品以辅助正气,如服用人参茶等,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颜正华曾3次出国考察与讲学,去过朝鲜、柬埔寨、日本。“我最难忘的是1976年去柬埔寨半年执行援外任务,为当地举办中草药学习班、帮助组建药厂,还编著了《柬中常用草药》和《柬埔寨验方集》两本书。”他曾谢谢绝多个国家的优厚待遇及高薪聘请,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无愧于国医大师的称号。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颜老的最大期望是什么,他在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研究中药,实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苍劲有力的字迹,印证了这位89岁的国医大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信心与期望。
颜正华小传
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县;
1940年,悬壶济世;
1956年,在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57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颜正华,男,汉族,1920年2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0年7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构建了《中药学》教材理论框架;
他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谙熟本草,医药兼通。
熟读经典 师从名医
他14岁步入岐黄,拜两位名医,背四大经典,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20岁悬壶应诊,27岁中县中医状元。
“老师,补血方中除了补血药一般还用什么?”学生问。颜正华随口而出:“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血自旺矣”,此句出自李东垣《脾胃论》,可见颜正华对医经典籍造诣之深。
1920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颜正华,14岁拜同邑著名儒医戴雨三学习中医,他是从背诵经典条文开始,步入岐黄的。戴先生要求徒弟必须熟读四大经典。其间,颜正华背诵了《内经》的大部分内容、《伤寒论》全部内容及《金匮要略》中有处方的条文等,因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学理论基础。都说“童子功终身受益”,颜正华少年时代诵读记忆过的四大经典,很多条文烂熟于心中,伴随他一生从医之路,耄耋之年仍能流利背诵。
回忆年少时的学医历程,颜正华说:“当时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维持生计,后来便越来越喜爱中医。”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颜老说,当数杨博良。“如果我没有跟随杨博良先生学习,在临床经验的积累方面还可能要摸索更长时间,所以直接向名医学习是学习中医的绝佳路径。”
颜正华17岁师从江苏省名医杨博良,杨氏为清末“孟河学派”著名国医马培之的再传弟子,名震江、浙、皖数省,门庭若市,求诊者日逾百人。颜正华师从杨博良3年,白天随师侍诊,晚上就住在杨老师家,整理病例、背诵医经、练书法、习古文。颜正华以其颖悟和勤奋,深受杨氏赏识,因此得“孟河学派”真传,成为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
颜正华20岁师满归里,悬壶应诊,誉满丹阳。1947参加丹阳县中医统考,名列榜首。
创业两校 创建学科
他开创了两所中医院校的中药学科建设;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主持编写了我国中医药高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主编了第一部《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
成为中医状元的民间郎中,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教授,更没想到会成为我国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颜正华回忆,“读大学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只有很少的人才有幸能进入大学校门。”无疑,颜正华是幸运的。1955年3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刚刚成立的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师资进修班深造。
1956年他在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药教研组组长。当时,我国刚开始建立中医学院,还没有中药学教材。颜正华昼夜奋战,数月内主编了适合中医本科学习的第一版《中药学讲义》,为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的建立及开设中医学课程创造了条件。
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刚刚成立,颜正华奉卫生部之命,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当时全校只有4位老师。颜正华一来就开始讲中药学课程,并负责组建中药学教研组,是教研组第一任组长。1958年,颜正华负责组建中药系,该中药系两年后发展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建的中药高等教育院系之一。颜正华任中药教研室主任;1985年成立了中药研究所,颜正华任中药研究所名誉所长。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中,以药物功效主治为核心,用性味归经等药性理论加以阐明,并结合临床讲授药物的配伍、用量、用法及禁忌等。他带领教师摘录文献卡片、编写中药学讲义、筹建了学校最早的中药标本室;还带领学生上山采药、制作标本。他的教学理念及方法,奠定了北京中医学院中药学科的教学基础。
在中药界,有“南凌北颜”之誉,说的是颜正华在上世纪60年代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凌一揆教授共同构建了我国《中药学》教材的理论框架,拟订了我国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1959年,颜正华和凌一揆等主持编写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1963年颜正华主持修改审定该教材,习称“二版教材”,“五版教材”由颜正华担任副主编。《中药学》教材的问世,确立了当代高等中医院校中药教学的基本框架与内容,也奠定了颜正华成为我国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的地位。
从教53年,颜正华始终是我国编写、修改、充实、提高《中药学》教材的领军人物。1986年,他主编的《临床实用中药学》出版,成为全国医药人员学习中药的重要参考书。1991年,他主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出版,已经成为中药学专业权威范式。2008年,他主编的《颜正华中药学讲稿》出版,奠定了临床中药学的基本内容。现今,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一五’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版本的《中药学》教科书,也是由颜正华主审的。他在长期的从医执教过程中,笔耕不辍,已出版的著作达600万字以上。
颜正华非常注重中药学科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对身边工作的每个中青年教师都精心培养,在备课、试讲、编修讲义、撰文著书、临床治疗及实验研究等方面指导他们,使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中药教学整体水平居全国领先行列。2007年,这支教学队伍获得教育部国家级中药教学团队和北京市中药学优秀教学团队。
前些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时常可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笔记,老人正是颜正华。几十年来,他的每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或中药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试讲,他都要坐在课堂上亲自听课、指导。
济世育人 繁茂杏林
执教53年,他带教徒弟及硕、博学生39人,培养的数以千计的中医药学子已成为杏林栋梁之才。他传岐黄薪火,堪为国医师表。
“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中医药事业栋梁之才,是最幸福的事情。”谈到学生桃李满天下,颜正华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颜正华执教53年,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呕心沥血。颜正华从1962年晋为副教授、1978年晋为教授、1979年为硕士生导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先后为中医药专科、本科、西学中班、中药研究生班等数十个班次的几千名学生讲课及带临床实习;同时,颜正华先后带教了7名徒弟,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9人、博士研究生13人。
颜正华执教严明有方,不仅传授书本知识,还结合科研工作培养中药事业继承人。
在药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颜正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专家,如徒弟张冰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生郑虎占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徒弟高云艳、邓娟等学术造诣颇深,研究生王育杰、周平安、刘玉德、王志斌等均成为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军人物。
在中药延缓衰老研究方面,颜正华认为,人的衰老与机体的阴虚血瘀有关,遂主张补益肝肾之阴与活血化瘀并行的延缓衰老学术思想,他指导博士生郑虎占、黄晖从事该课题研究,现在黄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药防治疑难病证研究方面,他指导博士生王志斌、苗明三、孟杰等及徒弟张冰、邓娟、高承琪等进行脾胃病、呼吸病、高血压等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这些学生秉承颜正华教授的学术思想,都成为了优秀的中医药专业人才,在中医药学的传承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颜正华悉心培养学生,在学业上力求于严,在生活中宽厚仁爱,待学生如慈父。师从颜老多年的徒弟常章富,后来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60岁还经常陪颜老出诊抄方。常章富至今还记得20年前老师亲自下厨做的红烧鱼的美味,“那时每到周末,颜老的家就成了学生们改善伙食的‘大食堂’。 ”
颜正华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200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颜正华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药学家、中医教育家,源于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止招生,但为了培养中医药事业继承人,颜正华在河南下放劳动时,积极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沟通,要求开办中药学习班。劳动之余,给学员讲中医药课程,尽自己的力量减少文革对中医药事业的损失。另外,颜正华要求自己的子孙学习中医,如次子从事中医,小女儿从事中医图书管理,外孙女高琰于2006年以高分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班。中医药事业在学校、在家中得以传承,是颜正华最欣慰的事。
外孙女高琰从入大学开始,每周六都跟随姥爷侍诊抄方。她对记者说,我自幼与姥爷同住,记忆里姥爷总是坐在桌前手捧书籍,时而做着笔记,时而像古人一样吟唱,有时又会拿起笔挥毫书写。得知我考入北中医时,姥爷喜悦于心,挥笔写下陆游诗作:“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勤于临证 医药兼通
他精通药性,勤于临证。用药主张四两拔千斤,不投猛剂,不用大剂,平中见奇,处方可见孟河医风。
“我得了肾病,两个月前慕名找颜老看病,非常见效。今天我第二次来,没想到颜老像家人一样熟知并询问我的病症,真受感动。”一位刚从诊室出来的患者对记者说。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的同时,从未丢掉中医临床。他说:“要成为中药名师,首先要成为中医名医,两者相得益彰。”如今他89岁高龄,仍然为患者看病,并且每次出诊均要记录每个患者病情、诊断、用药,坚持写医案。每个患者,颜老都记挂在心上。
怎样才能成为名医?颜正华回答:“要想成为名医,必须谙熟药性,并合理应用之;必须早临证、多临证,揣摩体会,积累经验。”颜正华弱冠之年就独立行医,之后的70年来从未中断,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河南省商丘地区劳动,他也坚持在劳动之余为当地群众诊治疾病。勤于临证,探究药性,使颜正华成为医药兼通的救疾国手。
“医之本,精于术。”颜正华遣方组药,崇尚平和,通常达变,多有奇功。
内蒙古一位40多岁的患者,因经常吸烟喝酒吃羊肉,咽喉形成1厘米×1厘米的溃疡面,严重影响进食,辗转多家大医院,始终不见好转,经朋友介绍找到颜正华。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就可以吃饭了,不久溃疡面神奇般不见了。
还有一位患有子宫出血症的中年妇女,在北京某大医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血一直余沥不尽,后来只服用颜正华开的几服中药即控制了出血。
像这样屡起沉疴的病例,在颜正华的医案中比比皆是。
“用药当知药,知药才能善用。”颜正华总结开方用药经验:巧用多效药,善用平和药,慎用毒烈药,分用同名药,不拘成方,因证遣药。
治疗复杂病症,颜正华常根据治疗需要,将数个成方融为一体。如治感冒发热、咳嗽痰多、头痛、鼻塞流涕、咽痛喉痒、胸闷不畅,颜正华将银翘散、杏苏散、止嗽散三方合为一体,加减应用,名为治感冒发热咳嗽方,疗效奇佳。
看病、教学、科研,颜正华样样精通。自1986年起,他着手研究治疗小儿热证的新中药制剂“黄栀花口服液”,该药1997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新药证书,投放市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谦和精诚 德艺双馨
他为人仁和真诚,言必信行必果。“德近于佛,术近于仙,品术俱端,德艺双馨。”人们这样评价他。
患者至上,是颜正华高尚医德的体现。2003年4月,“非典”肆虐,83岁的颜正华仍然坚持出门诊。学生们打电话劝他停诊几天,他说:“作为一名医生,这点病就吓得不敢出诊,那我们的病人找谁看病?”一天,本校一学生发高烧找他就诊,他认真地辨证施治,使学生病情得以控制,颜正华建议他转入医院系统治疗(该学生后来被确诊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唯一一名“非典”患者),学生不久痊愈,而颜正华和家人均因此被医学隔离。
颜正华是患者的知音,不仅给予患者心理安慰,处方开药也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以治病需要为前提,不开与治疗无关的贵重药和检查单。
颜正华始终秉承“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的大医精诚风范,虽为名老中医,但他淡泊名利,对同事同仁谦让团结,共谋发展,学术不相诋毁,地位不相拼争,在荣誉地位面前向来很低调。
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成为 “国医大师”,他谦逊地说:“我就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和教师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得到很多荣誉。我有责任继续培养学生和医治患者,只要我的身体情况允许,就会继续工作下去。”颜老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闪耀着国医大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感慨:看颜老开的处方,如同欣赏一幅美妙的书法作品。颜正华自幼酷爱书法,他开处方常以毛笔小楷行之,患者每得必珍藏,不仅因为处方技术高明,还因为书法艺术高超。
颜正华之所以高寿,与其健康的心态、生活习惯和饮食有着极大的关系。他擅长古代文学,时常作诗以抒志,如戊子年除夕作诗:“炮竹声中岁月迁,国强民富过新年;合家共聚天伦乐,无限风光在眼前。”他喜爱运动,坚持晨慢跑,或打太极拳,做自己编的健身操,练习气功;他不抽烟,偶尔饮少量黄酒或葡萄酒,以流通血脉而不伤脏腑;惯用熟软、易于消化的饮食,又常用补益之品以辅助正气,如服用人参茶等,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颜正华曾3次出国考察与讲学,去过朝鲜、柬埔寨、日本。“我最难忘的是1976年去柬埔寨半年执行援外任务,为当地举办中草药学习班、帮助组建药厂,还编著了《柬中常用草药》和《柬埔寨验方集》两本书。”他曾谢谢绝多个国家的优厚待遇及高薪聘请,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无愧于国医大师的称号。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颜老的最大期望是什么,他在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研究中药,实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苍劲有力的字迹,印证了这位89岁的国医大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信心与期望。
颜正华小传
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县;
1940年,悬壶济世;
1956年,在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57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0-02-26 18:59 17楼
17、周仲瑛
周仲瑛,男,汉族,1928年6月出生,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江苏省名中医。
他主持编写《中医内科学》等多部教材,创建内科学总论,确立以脏腑为辨证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首倡“脏腑病机证素辨治”新论;
他深入到出血热疫区10余年,首倡“病理中心在气营”、“三毒”等新理论,并形成“瘀热”病机学说;
他擅长复合立法,组方选药,临床疗效显著。
见过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的人,都会惊羡他的形象和气质。年过八旬的他,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花白的头发,宽大的额头,炯炯的目光,机敏的谈吐,红润的脸庞没有一点老年斑。
这位慈祥的老人,几乎为中医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年幼随父在乡间治疗瘟疫,到深入疫区阻击流行性出血热病;从创建内科学总论,到提出“瘀热”病机学说;从抗击非典到走向甲型流感科研前线,周仲瑛始终在践行着中医的继承与创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周仲瑛意识到震后疫病流行的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写下“防疫清解方”、“防疫化浊方”,分别用于防治疫毒犯肺所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秽浊伤中所引起的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随后紧急配制的6000服颗粒剂被送到灾区。不少人对于周仲瑛公开如此珍贵的处方感到不解,但他却说,“这两个方子说珍贵也珍贵,因为这是我60年从医经历积累而成;说不珍贵也不珍贵,因为中医原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周仲瑛对大医精诚最朴实的注解。
成 长
中医世家 循循善诱
幼承庭训 耳濡目染
1928年,周仲瑛出生在一个美丽的江南小镇——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马塘镇,祖辈几代以医为业,济世活人。
周仲瑛刚出生时,其父周筱斋虽年仅29岁,却已是闻名乡里的中医大夫。周仲瑛从小看到许多患者经父亲治疗摆脱病痛,被神奇的中医药所深深地吸引。“过去的医疗条件较差,在一般群众中,有了急性病才去找医生。这类病见效快,自己无形之中就受到了熏陶。”周仲瑛说。
13岁时,周仲瑛小学毕业便正式随父亲研习中医。童年时代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中医已经有了感性认识,也能认识一些中药。但严格的父亲并没有让他立即开始研读医书,而是要求他“业医必先精文”,先选背古文,然后再系统学习《内经》、《伤寒》等医学典籍。
“虽然那个时候也觉得枯燥,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受益匪浅。”周仲瑛说,“中医本身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科技、艺术范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基础,就不易搞懂中医理论的内在含义。”
1945年,17岁的周仲瑛开始跟随父亲出诊。他白天随父亲诊脉看病,晚上听父亲传授医道。1947年,已经有一定临床实践经验的周仲瑛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当时上海的著名老中医章次公、朱鹤皋、 蒋文芳、盛心如等,都亲自授课并临床带教。周仲瑛在这里进一步夯实了中医经典和临床功底,也熟悉了不同医派的特长,思路更加开阔。
1949年,周仲瑛回到家乡马塘开始独立行诊。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农村病人,高烧不退,神志昏迷,不停抽搐。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不敢下手治疗,病人家里也做好了后事的准备。周仲瑛仔细诊查后,急用“紫雪丹”清热开窍,熄风止痉。按照他所开的处方,病人服后果然热退神清,转危为安。一时间,此事在当地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周仲瑛也名声大振。
1955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招募学员。尽管在当地继续行医能够名利双收,但周仲瑛却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选拔考试,并顺利入选。
入学后,周仲瑛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任课教师邹云翔、曹鸣皋、时逸人、王慎轩、樊天徒等都是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在进修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仅重新温读了许多中医专著,同时还接受了西医学知识,开拓了思路,增长了见识,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6年开始,周仲瑛留在江苏省中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医 术
传统绝学 实效为凭
复法组方 显示奇功
30岁的奚先生半年多来感觉浑身乏力、食欲不振,而且有尿黄的症状。经检查,他的肝功明显异常,全身皮肤高度黄染。一家大医院诊断为“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仍没有改善。
周仲瑛诊察后,认为其“慢肝久病,肝脾两伤,湿遏热郁,久病络瘀,湿甚于热”,并为其开了理气化湿、清热解毒、祛瘀退黄的药。奚先生服药1周后病情有所改善,复查肝功能、黄疸指数均有下降。调理两周,黄疸稳步下降,肝功继续改善,症状明显减轻。
周仲瑛主张,在处理这些证候兼夹、病机错杂的疑难病证时,需要将两种以上的治法联合起来应用,以取得更好效果、这种联合组方的方法就是复法。复法主次兼顾,各个击破,是治疗疑难病证的重要方法。复法组方治疗疑难病是周仲瑛最具特色的学术经验之一。
急症同样也是周仲瑛长期致力研究的领域,并且大量的治疗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医是个慢郎中”的偏见。
有位50岁的妇女,患有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使用大剂量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病情未能好转。后来因为感冒发烧,引发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周仲瑛诊察见其皮肤有大块的出血瘀斑,喉中伴有浓痰声,呼吸急促且神智不清。认为此证属于络热血瘀,阴络受损,迫血妄行,痰热壅肺,肺失清肃。周仲瑛为其开处方服药3剂之后,病人神志清醒,出血停止。
有位12岁的小学生,突然发高烧39.2℃,头痛、呕吐,继则抽搐,呼吸急促,神志不清。西医诊断是流行性乙型脑炎(重型极期)。周仲瑛见其面部发紫,脖子僵硬,舌鲜红而苔黄腻,辨证为暑温,气营两燔,便立即用他研制的清气凉营注射液,同时配合补液、纠正呼吸衰竭、脱水等对症疗法,两小时后该患者额头开始微微出汗,体温逐渐下降;1天后体温降到正常,神志清醒;5天后症状基本消失,1周便康复出院。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周仲瑛曾用中医中药救治过大批急危重症病人。
他用泻下通瘀合剂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肾功能衰竭少尿期202例,总有效率达到96.5%;他用清气凉营法治疗病毒感染性高热361例,病种包括出血热、乙型脑炎、流行性腮腺炎等,99.17%的患者都获得治愈,病死率仅为0.83%。
丰富的经验积淀使周仲瑛对中医急症充满了信心。周仲瑛认为,中医急症、疑难重症是最能彰显中医优势特色的领域,“继承发展中医急症医学是振兴中医药学的关键。”
医 德
仁心仁术 济世救人
不顾风险 深入疫区
20世纪70年代末,欧亚大陆出血热病开始肆虐。由于没有可靠的控制办法,该病一度造成举国恐慌,人人谈之而色变。江浙一带也成为疫病流行的重灾区。正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的周仲瑛临危受命,开始了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研究。
周仲瑛坚信实践出真知,为攻克流行性出血热,他先跟着查房,共同研究分析、制定治疗方案,逐渐积累了感性认识。之后,他身先士卒,带领研究团队深入疫区,到疾病流行最为猖獗的地区,建立了临床研究基地。当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医护人员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但周仲瑛和他的战友们不惧困难和危险,在防护设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设门诊、管病床,在临床第一线救治患者。
在掌握第一手临床资料之后,他总结出了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机理,提出区别各病期特点,分别采用清气凉营、开闭固脱、泻下通瘀、凉血化瘀、滋阴生津和补肾固摄等治法,使上千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获得了新生。统计表明,周仲瑛带领的团队治疗了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病死率是1.11%,远远低于其他疗法。
几十年来,周仲瑛虽然身兼教学、行政和科研等多项职务,但却始终没有离开临床的第一线。而其显著的临床效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现在,周仲瑛每周上6次门诊,每次都要诊治40多号患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政界要人、学术名流,他都一视同仁,按号排队。
学 术
与时俱进 业贵专精
继承创新 发展理论
周仲瑛中医理论功底深厚,善于综合应用各家学说之长,从实践运用中提出新的论点和治法。
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时,周仲瑛综合温病、伤寒等各家学说,提出“热毒、瘀毒、水毒”的“三毒”理论,并针对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病理特点,提出“病理中心在气营,重点为营血”的新论点,按此治疗,疗效得到显著的提高。
在对厥脱证(即休克)的研究中,周仲瑛提出“气滞络瘀、内闭外脱”为其基本病理特点,首创气血同治,行气活血与扶正固脱合法,并创制辨证系列注射剂,治疗136例,病死率为4.41%。
在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中,周仲瑛认为“瘀热水结、阴津耗伤”是其病机、病证特点,确立泻下通瘀、滋阴生津治法,研制成泻下通瘀合剂,治疗202例,显效率88.6%,总有效率96%,明显高于西药对照组的42.9%和78%。
周仲瑛对病理因素的复合致病现象有深入研究,其中历时最久、范围最广、成果最著者,当属“瘀热”。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仲瑛就曾对瘀血学说及活血化瘀治则进行了系统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发现了许多急性外感热病及某些内伤杂病的患者同时具有血热证和血瘀证,单纯运用清热凉血法或活血化瘀法治疗,往往疗效欠佳。为探求其内在规律,他通过复习有关文献,推求病机,并在临床进行反复验证和实验研究,最终明确提出“瘀热相搏”这一临床常见证候。
“瘀热”除了具有瘀和热两种病理因素的致病特点外,尚具有自身特性。周仲瑛带领团队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三方面对“瘀热”之中的五大常见证型——瘀热阻窍证、瘀热血溢证、瘀热发黄证、瘀热水结证和络热血瘀证,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显示了中医以“证候”为中心的研究特色。
临床实践证明,以此理论指导处方用药,治疗多种疾病中的瘀热相搏证,如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支气管扩张、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肝炎、慢性乙型肝炎、糖尿病等,临床疗效显著。
“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是周仲瑛在80大寿上所题,这是他在治学科研过程中的座右铭。
传 承
青胜于蓝 春满杏林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初见周老师,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已经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陈文垲这样表述他当初面试时的心情。
“当时觉得做周老的学生太难、太累,不如别人轻松。但回过头来,发现那几年的功夫绝没有白下。读了不少医书,整理了许多医案,对中医的感悟和临证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仅是陈文垲,周仲瑛的学生大多有这样的感觉。
周仲瑛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作为中医的研究生,一定要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要能够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分析和处理临床问题,要做到知常达变,学以致用。
研究生一入学,他就会推荐一些必须研读的中医典籍;3年期间,他要求学生每周必须随其上门诊抄方2～3次;每个学期要上交5～10篇医案总结或学习心得。对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他都要认真审阅,仔细点评。对于论文和科研,要求更为严格。强调临床病历必须详细记录病人的真实情况,复诊时如实记录服药后的临床效果,好亦录之,不好亦录之,决不弄虚作假。
他非常重视中医学科的建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建内科学总论——辨证论治纲要,确立了以脏腑为辨证的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为临床专业分化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周仲瑛于1988年即在全国率先开设了中医内科急症学课程,并主编《中医内科急症学》教材,在本科班、专业证书班、研究生班及全国进修班进行系统讲授。他还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组建了中医急难症研究室,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科。以后,该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在担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近9年的时间里,周仲瑛始终以发展中医为己任,坚持走中医特色的办学方向。从主编一大批全国统编教材,到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从主张师承教育作为院校教育最有益的补充模式,到倡导开办研修班、进修班,强化中医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从促成和带动了对一批老教授的经验传承,到带领老一批专家完成对《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等巨著的编写,以及加强中医国际化办学模式的探索等等,周仲瑛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仲瑛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3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几十年来,他以独特的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仲瑛培养的这些学生,都己成为中医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
生 活
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朴实淡泊 养生之道
年过八旬的周仲瑛,依然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每周六次门诊总是精力充沛、细致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大家不禁好奇他的养生之道究竟有何秘方。周仲瑛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养生秘诀说起来非常简单,“吃得好,睡得香,想得开”。
说“吃得好”,并不是指周仲瑛经常吃什么山珍海味、滋补保健品。相反,他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老伴做的家常便饭,但他从来不挑食,更不暴饮暴食。“心中有美味,自然能嚼得菜根香。”
不论是忙碌紧张还是相对空闲,也不论环境安静还是喧嚣吵闹,周仲瑛都能“睡得香”。有一次,周仲瑛和学生王长松一起到建湖诊治肿瘤病人,正赶上修路,路途异常颠簸。就在大家心烦气躁、怨天尤人时,却发现周仲瑛已经在前排的座位上酣然入睡了。
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周仲瑛历经磨难和坎坷,有过困扰,受过屈辱,经历过失败,赢得过荣誉,但他都能心态淡定,做到宠辱不惊。周仲瑛的秘诀在于,分析解决问题时,精力集中,思维活跃,能够拿得起;闲暇休息时,则心境平和,杂念全无,能够放得下。可谓“想得开”。
周仲瑛生活俭朴,唯以读书为平生最好。研读医书,不仅是他的兴趣爱好,也是他的养生秘诀。周仲瑛生活规律,一般不过度熬夜。尤其在退休以后,养成了按时就寝的习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其实就是他最简单有效的养生之道。
周仲瑛小传
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
1941年,随父周筱斋教授学习中医;
1947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1948年-1955年,在家乡开业行医;
1955年,考取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
1956年,任江苏省中医院住院医师;
1983年,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2007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周仲瑛,男,汉族,1928年6月出生,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江苏省名中医。
他主持编写《中医内科学》等多部教材,创建内科学总论,确立以脏腑为辨证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首倡“脏腑病机证素辨治”新论;
他深入到出血热疫区10余年,首倡“病理中心在气营”、“三毒”等新理论,并形成“瘀热”病机学说;
他擅长复合立法,组方选药,临床疗效显著。
见过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的人,都会惊羡他的形象和气质。年过八旬的他,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花白的头发,宽大的额头,炯炯的目光,机敏的谈吐,红润的脸庞没有一点老年斑。
这位慈祥的老人,几乎为中医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年幼随父在乡间治疗瘟疫,到深入疫区阻击流行性出血热病;从创建内科学总论,到提出“瘀热”病机学说;从抗击非典到走向甲型流感科研前线,周仲瑛始终在践行着中医的继承与创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周仲瑛意识到震后疫病流行的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写下“防疫清解方”、“防疫化浊方”,分别用于防治疫毒犯肺所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秽浊伤中所引起的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随后紧急配制的6000服颗粒剂被送到灾区。不少人对于周仲瑛公开如此珍贵的处方感到不解,但他却说,“这两个方子说珍贵也珍贵,因为这是我60年从医经历积累而成;说不珍贵也不珍贵,因为中医原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周仲瑛对大医精诚最朴实的注解。
成 长
中医世家 循循善诱
幼承庭训 耳濡目染
1928年,周仲瑛出生在一个美丽的江南小镇——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马塘镇,祖辈几代以医为业,济世活人。
周仲瑛刚出生时,其父周筱斋虽年仅29岁,却已是闻名乡里的中医大夫。周仲瑛从小看到许多患者经父亲治疗摆脱病痛,被神奇的中医药所深深地吸引。“过去的医疗条件较差,在一般群众中,有了急性病才去找医生。这类病见效快,自己无形之中就受到了熏陶。”周仲瑛说。
13岁时,周仲瑛小学毕业便正式随父亲研习中医。童年时代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中医已经有了感性认识,也能认识一些中药。但严格的父亲并没有让他立即开始研读医书,而是要求他“业医必先精文”,先选背古文,然后再系统学习《内经》、《伤寒》等医学典籍。
“虽然那个时候也觉得枯燥,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受益匪浅。”周仲瑛说,“中医本身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科技、艺术范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基础,就不易搞懂中医理论的内在含义。”
1945年,17岁的周仲瑛开始跟随父亲出诊。他白天随父亲诊脉看病,晚上听父亲传授医道。1947年,已经有一定临床实践经验的周仲瑛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当时上海的著名老中医章次公、朱鹤皋、 蒋文芳、盛心如等,都亲自授课并临床带教。周仲瑛在这里进一步夯实了中医经典和临床功底,也熟悉了不同医派的特长,思路更加开阔。
1949年,周仲瑛回到家乡马塘开始独立行诊。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农村病人,高烧不退,神志昏迷,不停抽搐。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不敢下手治疗,病人家里也做好了后事的准备。周仲瑛仔细诊查后,急用“紫雪丹”清热开窍,熄风止痉。按照他所开的处方,病人服后果然热退神清,转危为安。一时间,此事在当地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周仲瑛也名声大振。
1955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招募学员。尽管在当地继续行医能够名利双收,但周仲瑛却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选拔考试,并顺利入选。
入学后,周仲瑛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任课教师邹云翔、曹鸣皋、时逸人、王慎轩、樊天徒等都是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在进修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仅重新温读了许多中医专著,同时还接受了西医学知识,开拓了思路,增长了见识,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6年开始,周仲瑛留在江苏省中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医 术
传统绝学 实效为凭
复法组方 显示奇功
30岁的奚先生半年多来感觉浑身乏力、食欲不振,而且有尿黄的症状。经检查,他的肝功明显异常,全身皮肤高度黄染。一家大医院诊断为“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仍没有改善。
周仲瑛诊察后,认为其“慢肝久病,肝脾两伤,湿遏热郁,久病络瘀,湿甚于热”,并为其开了理气化湿、清热解毒、祛瘀退黄的药。奚先生服药1周后病情有所改善,复查肝功能、黄疸指数均有下降。调理两周,黄疸稳步下降,肝功继续改善,症状明显减轻。
周仲瑛主张,在处理这些证候兼夹、病机错杂的疑难病证时,需要将两种以上的治法联合起来应用,以取得更好效果、这种联合组方的方法就是复法。复法主次兼顾,各个击破,是治疗疑难病证的重要方法。复法组方治疗疑难病是周仲瑛最具特色的学术经验之一。
急症同样也是周仲瑛长期致力研究的领域,并且大量的治疗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医是个慢郎中”的偏见。
有位50岁的妇女,患有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使用大剂量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病情未能好转。后来因为感冒发烧,引发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周仲瑛诊察见其皮肤有大块的出血瘀斑,喉中伴有浓痰声,呼吸急促且神智不清。认为此证属于络热血瘀,阴络受损,迫血妄行,痰热壅肺,肺失清肃。周仲瑛为其开处方服药3剂之后,病人神志清醒,出血停止。
有位12岁的小学生,突然发高烧39.2℃,头痛、呕吐,继则抽搐,呼吸急促,神志不清。西医诊断是流行性乙型脑炎(重型极期)。周仲瑛见其面部发紫,脖子僵硬,舌鲜红而苔黄腻,辨证为暑温,气营两燔,便立即用他研制的清气凉营注射液,同时配合补液、纠正呼吸衰竭、脱水等对症疗法,两小时后该患者额头开始微微出汗,体温逐渐下降;1天后体温降到正常,神志清醒;5天后症状基本消失,1周便康复出院。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周仲瑛曾用中医中药救治过大批急危重症病人。
他用泻下通瘀合剂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肾功能衰竭少尿期202例,总有效率达到96.5%;他用清气凉营法治疗病毒感染性高热361例,病种包括出血热、乙型脑炎、流行性腮腺炎等,99.17%的患者都获得治愈,病死率仅为0.83%。
丰富的经验积淀使周仲瑛对中医急症充满了信心。周仲瑛认为,中医急症、疑难重症是最能彰显中医优势特色的领域,“继承发展中医急症医学是振兴中医药学的关键。”
医 德
仁心仁术 济世救人
不顾风险 深入疫区
20世纪70年代末,欧亚大陆出血热病开始肆虐。由于没有可靠的控制办法,该病一度造成举国恐慌,人人谈之而色变。江浙一带也成为疫病流行的重灾区。正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的周仲瑛临危受命,开始了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研究。
周仲瑛坚信实践出真知,为攻克流行性出血热,他先跟着查房,共同研究分析、制定治疗方案,逐渐积累了感性认识。之后,他身先士卒,带领研究团队深入疫区,到疾病流行最为猖獗的地区,建立了临床研究基地。当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医护人员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但周仲瑛和他的战友们不惧困难和危险,在防护设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设门诊、管病床,在临床第一线救治患者。
在掌握第一手临床资料之后,他总结出了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机理,提出区别各病期特点,分别采用清气凉营、开闭固脱、泻下通瘀、凉血化瘀、滋阴生津和补肾固摄等治法,使上千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获得了新生。统计表明,周仲瑛带领的团队治疗了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病死率是1.11%,远远低于其他疗法。
几十年来,周仲瑛虽然身兼教学、行政和科研等多项职务,但却始终没有离开临床的第一线。而其显著的临床效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现在,周仲瑛每周上6次门诊,每次都要诊治40多号患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政界要人、学术名流,他都一视同仁,按号排队。
学 术
与时俱进 业贵专精
继承创新 发展理论
周仲瑛中医理论功底深厚,善于综合应用各家学说之长,从实践运用中提出新的论点和治法。
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时,周仲瑛综合温病、伤寒等各家学说,提出“热毒、瘀毒、水毒”的“三毒”理论,并针对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病理特点,提出“病理中心在气营,重点为营血”的新论点,按此治疗,疗效得到显著的提高。
在对厥脱证(即休克)的研究中,周仲瑛提出“气滞络瘀、内闭外脱”为其基本病理特点,首创气血同治,行气活血与扶正固脱合法,并创制辨证系列注射剂,治疗136例,病死率为4.41%。
在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中,周仲瑛认为“瘀热水结、阴津耗伤”是其病机、病证特点,确立泻下通瘀、滋阴生津治法,研制成泻下通瘀合剂,治疗202例,显效率88.6%,总有效率96%,明显高于西药对照组的42.9%和78%。
周仲瑛对病理因素的复合致病现象有深入研究,其中历时最久、范围最广、成果最著者,当属“瘀热”。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仲瑛就曾对瘀血学说及活血化瘀治则进行了系统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发现了许多急性外感热病及某些内伤杂病的患者同时具有血热证和血瘀证,单纯运用清热凉血法或活血化瘀法治疗,往往疗效欠佳。为探求其内在规律,他通过复习有关文献,推求病机,并在临床进行反复验证和实验研究,最终明确提出“瘀热相搏”这一临床常见证候。
“瘀热”除了具有瘀和热两种病理因素的致病特点外,尚具有自身特性。周仲瑛带领团队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三方面对“瘀热”之中的五大常见证型——瘀热阻窍证、瘀热血溢证、瘀热发黄证、瘀热水结证和络热血瘀证,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显示了中医以“证候”为中心的研究特色。
临床实践证明,以此理论指导处方用药,治疗多种疾病中的瘀热相搏证,如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支气管扩张、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肝炎、慢性乙型肝炎、糖尿病等,临床疗效显著。
“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是周仲瑛在80大寿上所题,这是他在治学科研过程中的座右铭。
传 承
青胜于蓝 春满杏林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初见周老师,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已经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陈文垲这样表述他当初面试时的心情。
“当时觉得做周老的学生太难、太累,不如别人轻松。但回过头来,发现那几年的功夫绝没有白下。读了不少医书,整理了许多医案,对中医的感悟和临证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仅是陈文垲,周仲瑛的学生大多有这样的感觉。
周仲瑛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作为中医的研究生,一定要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要能够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分析和处理临床问题,要做到知常达变,学以致用。
研究生一入学,他就会推荐一些必须研读的中医典籍;3年期间,他要求学生每周必须随其上门诊抄方2～3次;每个学期要上交5～10篇医案总结或学习心得。对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他都要认真审阅,仔细点评。对于论文和科研,要求更为严格。强调临床病历必须详细记录病人的真实情况,复诊时如实记录服药后的临床效果,好亦录之,不好亦录之,决不弄虚作假。
他非常重视中医学科的建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建内科学总论——辨证论治纲要,确立了以脏腑为辨证的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为临床专业分化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周仲瑛于1988年即在全国率先开设了中医内科急症学课程,并主编《中医内科急症学》教材,在本科班、专业证书班、研究生班及全国进修班进行系统讲授。他还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组建了中医急难症研究室,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科。以后,该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在担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近9年的时间里,周仲瑛始终以发展中医为己任,坚持走中医特色的办学方向。从主编一大批全国统编教材,到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从主张师承教育作为院校教育最有益的补充模式,到倡导开办研修班、进修班,强化中医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从促成和带动了对一批老教授的经验传承,到带领老一批专家完成对《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等巨著的编写,以及加强中医国际化办学模式的探索等等,周仲瑛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仲瑛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3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几十年来,他以独特的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仲瑛培养的这些学生,都己成为中医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
生 活
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朴实淡泊 养生之道
年过八旬的周仲瑛,依然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每周六次门诊总是精力充沛、细致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大家不禁好奇他的养生之道究竟有何秘方。周仲瑛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养生秘诀说起来非常简单,“吃得好,睡得香,想得开”。
说“吃得好”,并不是指周仲瑛经常吃什么山珍海味、滋补保健品。相反,他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老伴做的家常便饭,但他从来不挑食,更不暴饮暴食。“心中有美味,自然能嚼得菜根香。”
不论是忙碌紧张还是相对空闲,也不论环境安静还是喧嚣吵闹,周仲瑛都能“睡得香”。有一次,周仲瑛和学生王长松一起到建湖诊治肿瘤病人,正赶上修路,路途异常颠簸。就在大家心烦气躁、怨天尤人时,却发现周仲瑛已经在前排的座位上酣然入睡了。
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周仲瑛历经磨难和坎坷,有过困扰,受过屈辱,经历过失败,赢得过荣誉,但他都能心态淡定,做到宠辱不惊。周仲瑛的秘诀在于,分析解决问题时,精力集中,思维活跃,能够拿得起;闲暇休息时,则心境平和,杂念全无,能够放得下。可谓“想得开”。
周仲瑛生活俭朴,唯以读书为平生最好。研读医书,不仅是他的兴趣爱好,也是他的养生秘诀。周仲瑛生活规律,一般不过度熬夜。尤其在退休以后,养成了按时就寝的习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其实就是他最简单有效的养生之道。
周仲瑛小传
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
1941年,随父周筱斋教授学习中医;
1947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1948年-1955年,在家乡开业行医;
1955年,考取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
1956年,任江苏省中医院住院医师;
1983年,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2007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2010-02-26 19:02 18楼
18、张镜人
张镜人 男,汉族,1923年6月出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2 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他是上海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家学,医文兼修,18岁悬壶沪上,民国中医考试一榜成名;
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关闭私人诊所,投身中医工作管理公务,为当代上海中医医教研事业“开业奠基”;
他行医60余年,疗效卓然,擅长内科杂病诊治,尤于热病和脾胃病甚有建树,曾获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张镜人毕生悬壶沪上,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苍生大医。在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记叙其事迹的文章说:“老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上海滩名医张骧云的后裔、治疗伤寒的名家;中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中医界的泰斗、治疗疑难病的能手;青年人知道张镜人是沪上名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专家”。这3句话,既褒扬了他的临床证治效验,也勾勒出他的学术成果概图。
与一起并称上海中医“三老”的裘沛然、颜德馨相比,同样作为中医临床家和学术大家,张镜人显然还有两点不同之处值得铭记,一个是他系上海张氏内科的第十二代传人,为海派乡土医学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建国后承担中医药工作管理职责,数十年深度介入沪上中医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多半生的中医生涯与上海中医药事业相辉映。有香港报纸赞其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似不为过。
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少年时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深得张氏内科家传之秘;青年时参加全国中医考试,一举成名;中年时系统阐述张氏医学,诠释“表”、“透”两字真谛。
八十七年前,中医世家子弟张镜人算是“含着银勺”出世的,而且,他命中注定还要被“塞”给一把家族所系的“金钥匙”——继承祖业。
300多年前,他的祖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在《上海县志》、《上海续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有张氏一门7代11人以医而名的事迹,可谓门楣光耀,名重一方。
因家族中立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张镜人童年时便被长辈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时入家族私塾发蒙,习诵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也夹杂着《汤头歌》、《本草经》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
少年的张镜人偏爱文学,诗词歌赋,长卷短篇,爱不释手,也很喜欢挥毫泼墨,行书作画。而对诸多医学典籍,则在最初接触时也感到味同嚼蜡。对此,晚年张镜人还曾不乏怅然之情地说,我自幼爱写诗,热爱旧文学,但家族大,规矩重,我无力反抗。
张家培养传人按部就班,颇有章法。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在这一阶段,据说他每晚回家,都要接受父亲对接诊病例的剖析点拨,还要继续温习经典名著,加以印证对照。
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民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全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当时考试主要的项目是论文,题目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古文医典烂熟于胸,一看即知语出《内经》,挥笔而就2000余言,条分缕析,议论备至。自此他被视为一代青年才俊,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
深得张氏内科真谛的张镜人没有辜负先辈厚望。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外感热病历来有伤寒和温病的争议,对此,张镜人主张:二者宜合不宜分,要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灵活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他撰文说,“叶天士、吴鞠通分别倡导‘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二家的理论和经验,也完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毫无疑问,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才更丰富和扩大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
张氏内科临证外感热病,擅用淡豆豉、豆卷、桑叶、牛蒡子之品,尤其是淡豆豉,备受推崇。先辈用之如神,张镜人解其3昧。他总结指出,要以祛邪为要务,注重“表”与“透”:初则疏风解表发汗,进而清泄里热为主,透热转气,兼湿者必佐以化湿之品,热入营血者清营泄热,进一境,立一法,有规有章,“表”与“透”须贯穿始终。由此,张氏内科淡豆豉一味运用之妙“浮出水面”。
张镜人的研究推动了张氏医学走出家族范围流传,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名家赋诗称赞:两字(表、透)名言客尽惊。
沪上中医的旗帜
作为上海市中医工作领导者,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为当代上海中医药事业“开业奠基”,是张镜人人生中的又一个华彩乐章。他长期抓中医工作,为建国后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各级中医机构的建立和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张镜人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他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辞退保姆、司机,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第一人。此后,他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副局长。
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中医事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与中医巨匠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丁济民、张赞臣等主持筹建了上海市中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首家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首家中医专科医院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全国首批中医高等学校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性医院普遍设立起中医科室。从此,沪上中医走上普及、发展、提高的正常轨道。
当时,他终日奔忙于各大医院之间,为各医院开展中医业务而操劳。在那几年里,他门诊是看得少了一些,但宣传中医药学的文章却写了不少。他还积极组织开设中医学习班,对各大医院的中医师轮换进修培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镜人还与有关处室配合,制订规划,建立机构,引进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在第一批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张镜人还牵头修订了《上海市中医师带徒暂行管理办法》,在固定师徒关系、临证口授的同时,改变过去“分散带”的方式,提倡“个别带,集体教”,要求各区县设立中医带徒班,由带教老师组成教研组,规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按各人所长,分工上课。这个办法既发扬了中医带徒的优良传统,又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1982年退休后,他仍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会诊专家,继续为上海中医药事业贡献才智。
五勤治学的内科大家
他重视临床实践,治学崇尚“五勤”;他治疗内科杂病,强调脾胃学说和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不为西医病名所限,同时主张“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勤以补拙,谦以代骄,慎以戒言,博以广知”,是张镜人的座右铭。“勤”字当头,一直是被张镜人视为治学者的本分,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
他于工作闲暇常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他常言,对经典医著要经常读、反复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用时即如信手拈来。他读书功力之深,在他应诊讲学时大段引用原著原文,就可见一斑。
至于勤写,历年来,他主编、参编了近20部学术专著,如《辞海》中医部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症候鉴别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中国中医鉴别》等。同时,他坚持笔耕不辍,每有感悟心得,便及时记录,尽量整理成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100余篇。
最关键一点就是勤实践。他自18岁始行医,他从未离开临床,即使担任公职,也要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文革”期间,他也寻找机会为干部群众看病。他在被任命为市卫生局副局长时,向上级提出的请求就是,允许他半天行政办公,半天门诊查房。同事们都知道,在公务繁忙之时,他门诊后往往顾不得吃上一顿正式的午餐。
秉承“五勤”的治学精神,张镜人在内科杂病临证,如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治则。
张镜人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诊治慢性胃炎,他确立了升降并调、燥湿相适、寒温同用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辨病分阶段,论治有“十法”。“十法”即清热和胃、疏肝和胃、益气养胃、养阴益胃、清化瘀热、调气活血、寒温相配、升降并调、化湿和中、消导悦胃。
对脾胃病之外疾病的诊治也有体现,如对慢性肾炎,一般都比较强调治肾,而他在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尤其重视对脾胃的调治,强调健脾以补土、益肾以壮水,二者不可偏废。在论治高脂血症、肥胖等疾病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治疗时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使脂质代谢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张镜人重视活血化瘀法在内科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体气血,贵在流通,一受病邪,气血必碍。血流泣涩,导致“恶血”、“蓄血”、“干血”等血瘀病变,莫不壅塞气道,阻滞气机。而造成血瘀的病因很多,因此,他主张,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中的“五结合”,一是与行气相结合,二是与补气相结合,三是与散寒相结合,四是与清热相结合,五是与祛痰相结合。
此外,他诊病时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细问病情,四诊合参,探求疾病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他也倡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认为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应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比如诊治慢性胃炎时,他主张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黏膜病变情况,指导辨证用药。他认为,将微观所见参于中医辨证之中,可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
他历年来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活血化瘀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胃黏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中医药防治胃癌开拓了新思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和分析脉象客观化的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成果,获得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另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红斑狼疮等多项临床和实验成果获奖。
厚德仁心的传道人
他热忱培养岐黄传人,授之以术,育之以德;流风遗泽,润物无声,“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一生授业解惑,育人无数。他带教出严佩贞、张存钧、石蕴玉、张亚声、徐国缨、王松坡、沈遐君、宋安妮、朱凌云等一大批门人,其中许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专家,活跃在上海、外埠以及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上海市中医工作时,重点抓了全市的中医带徒工作,同时还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高校兼任教职,参与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才。“文革”期间,他无论下放到乡村还是基层单位,都要主动自编教材,带教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1973年起,他受市卫生局委托主持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开始在科室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大家温习经典、医论医著;跨入新世纪,他以八旬高龄担任了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老师。同时,他还作为全国和上海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亲自带教多名学生。
对于读书之道,张镜人常教导学生:“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他组织的“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专题讨论,形式活泼,气氛活跃,他所作的专题发言,从理论到临床体会,使大家获益良多。几年前,他因年老体衰,把“读书会”活动转移到自己家中进行,一直坚持到他住进医院。
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
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学生所高山仰止。他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须有视亲之想,把病人当亲人,这样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
弟子们回忆,跟师多年,他从未在门诊时间里稍事休息,哪怕上一次厕所,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是如此。老师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位病人,在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政策需要照顾。为了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1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同志诊疗。老师病后在家休息,仍有不知情的老病人找上家门去,他从不拒绝。
张镜人的国学功底深厚,也让弟子们追慕不已。他青少年即秉承中医讲求儒医相通、注重文化的传统,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日趋精进,尤其是古诗词造诣颇深。他每有感而发,思绪如潮,涌向笔端,佳篇天成,2006年结集出版有《张镜人诗集》。他40岁时,裘沛然赠诗《庆张镜人医师四秩寿辰》七律,其中写到:“借问江东吟咏者,风流人物属张生。”赞他能诗之名。
昔日的江东张生已远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家子弟,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卫生官员、一个国医大师,一个智慧老人叠加的背影。他在晚年曾作《醉花阴》一首,述及平生情怀,值得后人吟咏,其中写道: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小传
1923年,出生于上海中医世家,为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
1945年,独立挂牌应诊;
1954年,出任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
1990年,成为全国首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上海市名中医”;
2004年,成立“张镜人首席名老中医工作室;
2009年,荣获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张镜人 男,汉族,1923年6月出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2 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他是上海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家学,医文兼修,18岁悬壶沪上,民国中医考试一榜成名;
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关闭私人诊所,投身中医工作管理公务,为当代上海中医医教研事业“开业奠基”;
他行医60余年,疗效卓然,擅长内科杂病诊治,尤于热病和脾胃病甚有建树,曾获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张镜人毕生悬壶沪上,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苍生大医。在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记叙其事迹的文章说:“老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上海滩名医张骧云的后裔、治疗伤寒的名家;中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中医界的泰斗、治疗疑难病的能手;青年人知道张镜人是沪上名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专家”。这3句话,既褒扬了他的临床证治效验,也勾勒出他的学术成果概图。
与一起并称上海中医“三老”的裘沛然、颜德馨相比,同样作为中医临床家和学术大家,张镜人显然还有两点不同之处值得铭记,一个是他系上海张氏内科的第十二代传人,为海派乡土医学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建国后承担中医药工作管理职责,数十年深度介入沪上中医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多半生的中医生涯与上海中医药事业相辉映。有香港报纸赞其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似不为过。
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少年时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深得张氏内科家传之秘;青年时参加全国中医考试,一举成名;中年时系统阐述张氏医学,诠释“表”、“透”两字真谛。
八十七年前,中医世家子弟张镜人算是“含着银勺”出世的,而且,他命中注定还要被“塞”给一把家族所系的“金钥匙”——继承祖业。
300多年前,他的祖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在《上海县志》、《上海续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有张氏一门7代11人以医而名的事迹,可谓门楣光耀,名重一方。
因家族中立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张镜人童年时便被长辈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时入家族私塾发蒙,习诵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也夹杂着《汤头歌》、《本草经》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
少年的张镜人偏爱文学,诗词歌赋,长卷短篇,爱不释手,也很喜欢挥毫泼墨,行书作画。而对诸多医学典籍,则在最初接触时也感到味同嚼蜡。对此,晚年张镜人还曾不乏怅然之情地说,我自幼爱写诗,热爱旧文学,但家族大,规矩重,我无力反抗。
张家培养传人按部就班,颇有章法。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在这一阶段,据说他每晚回家,都要接受父亲对接诊病例的剖析点拨,还要继续温习经典名著,加以印证对照。
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民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全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当时考试主要的项目是论文,题目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古文医典烂熟于胸,一看即知语出《内经》,挥笔而就2000余言,条分缕析,议论备至。自此他被视为一代青年才俊,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
深得张氏内科真谛的张镜人没有辜负先辈厚望。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外感热病历来有伤寒和温病的争议,对此,张镜人主张:二者宜合不宜分,要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灵活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他撰文说,“叶天士、吴鞠通分别倡导‘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二家的理论和经验,也完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毫无疑问,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才更丰富和扩大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
张氏内科临证外感热病,擅用淡豆豉、豆卷、桑叶、牛蒡子之品,尤其是淡豆豉,备受推崇。先辈用之如神,张镜人解其3昧。他总结指出,要以祛邪为要务,注重“表”与“透”:初则疏风解表发汗,进而清泄里热为主,透热转气,兼湿者必佐以化湿之品,热入营血者清营泄热,进一境,立一法,有规有章,“表”与“透”须贯穿始终。由此,张氏内科淡豆豉一味运用之妙“浮出水面”。
张镜人的研究推动了张氏医学走出家族范围流传,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名家赋诗称赞:两字(表、透)名言客尽惊。
沪上中医的旗帜
作为上海市中医工作领导者,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为当代上海中医药事业“开业奠基”,是张镜人人生中的又一个华彩乐章。他长期抓中医工作,为建国后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各级中医机构的建立和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张镜人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他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辞退保姆、司机,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第一人。此后,他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副局长。
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中医事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与中医巨匠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丁济民、张赞臣等主持筹建了上海市中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首家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首家中医专科医院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全国首批中医高等学校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性医院普遍设立起中医科室。从此,沪上中医走上普及、发展、提高的正常轨道。
当时,他终日奔忙于各大医院之间,为各医院开展中医业务而操劳。在那几年里,他门诊是看得少了一些,但宣传中医药学的文章却写了不少。他还积极组织开设中医学习班,对各大医院的中医师轮换进修培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镜人还与有关处室配合,制订规划,建立机构,引进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在第一批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张镜人还牵头修订了《上海市中医师带徒暂行管理办法》,在固定师徒关系、临证口授的同时,改变过去“分散带”的方式,提倡“个别带,集体教”,要求各区县设立中医带徒班,由带教老师组成教研组,规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按各人所长,分工上课。这个办法既发扬了中医带徒的优良传统,又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1982年退休后,他仍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会诊专家,继续为上海中医药事业贡献才智。
五勤治学的内科大家
他重视临床实践,治学崇尚“五勤”;他治疗内科杂病,强调脾胃学说和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不为西医病名所限,同时主张“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勤以补拙,谦以代骄,慎以戒言,博以广知”,是张镜人的座右铭。“勤”字当头,一直是被张镜人视为治学者的本分,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
他于工作闲暇常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他常言,对经典医著要经常读、反复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用时即如信手拈来。他读书功力之深,在他应诊讲学时大段引用原著原文,就可见一斑。
至于勤写,历年来,他主编、参编了近20部学术专著,如《辞海》中医部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症候鉴别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中国中医鉴别》等。同时,他坚持笔耕不辍,每有感悟心得,便及时记录,尽量整理成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100余篇。
最关键一点就是勤实践。他自18岁始行医,他从未离开临床,即使担任公职,也要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文革”期间,他也寻找机会为干部群众看病。他在被任命为市卫生局副局长时,向上级提出的请求就是,允许他半天行政办公,半天门诊查房。同事们都知道,在公务繁忙之时,他门诊后往往顾不得吃上一顿正式的午餐。
秉承“五勤”的治学精神,张镜人在内科杂病临证,如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治则。
张镜人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诊治慢性胃炎,他确立了升降并调、燥湿相适、寒温同用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辨病分阶段,论治有“十法”。“十法”即清热和胃、疏肝和胃、益气养胃、养阴益胃、清化瘀热、调气活血、寒温相配、升降并调、化湿和中、消导悦胃。
对脾胃病之外疾病的诊治也有体现,如对慢性肾炎,一般都比较强调治肾,而他在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尤其重视对脾胃的调治,强调健脾以补土、益肾以壮水,二者不可偏废。在论治高脂血症、肥胖等疾病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治疗时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使脂质代谢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张镜人重视活血化瘀法在内科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体气血,贵在流通,一受病邪,气血必碍。血流泣涩,导致“恶血”、“蓄血”、“干血”等血瘀病变,莫不壅塞气道,阻滞气机。而造成血瘀的病因很多,因此,他主张,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中的“五结合”,一是与行气相结合,二是与补气相结合,三是与散寒相结合,四是与清热相结合,五是与祛痰相结合。
此外,他诊病时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细问病情,四诊合参,探求疾病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他也倡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认为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应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比如诊治慢性胃炎时,他主张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黏膜病变情况,指导辨证用药。他认为,将微观所见参于中医辨证之中,可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
他历年来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活血化瘀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胃黏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中医药防治胃癌开拓了新思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和分析脉象客观化的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成果,获得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另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红斑狼疮等多项临床和实验成果获奖。
厚德仁心的传道人
他热忱培养岐黄传人,授之以术,育之以德;流风遗泽,润物无声,“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一生授业解惑,育人无数。他带教出严佩贞、张存钧、石蕴玉、张亚声、徐国缨、王松坡、沈遐君、宋安妮、朱凌云等一大批门人,其中许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专家,活跃在上海、外埠以及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上海市中医工作时,重点抓了全市的中医带徒工作,同时还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高校兼任教职,参与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才。“文革”期间,他无论下放到乡村还是基层单位,都要主动自编教材,带教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1973年起,他受市卫生局委托主持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开始在科室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大家温习经典、医论医著;跨入新世纪,他以八旬高龄担任了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老师。同时,他还作为全国和上海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亲自带教多名学生。
对于读书之道,张镜人常教导学生:“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他组织的“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专题讨论,形式活泼,气氛活跃,他所作的专题发言,从理论到临床体会,使大家获益良多。几年前,他因年老体衰,把“读书会”活动转移到自己家中进行,一直坚持到他住进医院。
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
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学生所高山仰止。他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须有视亲之想,把病人当亲人,这样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
弟子们回忆,跟师多年,他从未在门诊时间里稍事休息,哪怕上一次厕所,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是如此。老师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位病人,在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政策需要照顾。为了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1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同志诊疗。老师病后在家休息,仍有不知情的老病人找上家门去,他从不拒绝。
张镜人的国学功底深厚,也让弟子们追慕不已。他青少年即秉承中医讲求儒医相通、注重文化的传统,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日趋精进,尤其是古诗词造诣颇深。他每有感而发,思绪如潮,涌向笔端,佳篇天成,2006年结集出版有《张镜人诗集》。他40岁时,裘沛然赠诗《庆张镜人医师四秩寿辰》七律,其中写到:“借问江东吟咏者,风流人物属张生。”赞他能诗之名。
昔日的江东张生已远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家子弟,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卫生官员、一个国医大师,一个智慧老人叠加的背影。他在晚年曾作《醉花阴》一首,述及平生情怀,值得后人吟咏,其中写道: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小传
1923年,出生于上海中医世家,为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
1945年,独立挂牌应诊;
1954年,出任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
1990年,成为全国首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上海市名中医”;
2004年,成立“张镜人首席名老中医工作室;
2009年,荣获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2010-02-26 19:17 19楼
19、张灿玾
张灿玾,男,汉族,1928年7月出生,山东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张灿玾的治学思想:
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
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
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
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
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
十三逢乱世,弱冠始行仁
“我的学历仅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张灿玾1928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的一个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一生为医,德高望重,享誉一方。
1936年春,张灿玾始入小学读书。1939年冬,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0年初,日寇铁蹄踏进荣成,家乡沦陷,被迫辍学。
1941年,家乡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在下回头村办起了完小(即高等小学),张灿玾入校继续学习。他学习勤奋,在两年多完小学习期间,不仅在学业方面每登榜首,还在课余时间自学了多种乐器演奏,参加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为张灿玾日后广泛涉猎,各科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迫于环境,他结束学校生活,回家跟随祖父与父亲学习中医。父亲教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要求张灿玾熟练背诵。对《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亦选出部分重要条文,让他熟读,并参阅明、清以来重要医籍加以理解。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需掌握。此外,张灿玾还对本地所产中草药之俗名及植物形态等都很熟知,经常介绍给病家自采自用。这些都为张灿玾后来独立应诊和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几年,由于抗战的需要,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了多部大型话剧、歌剧、京剧,颇受村民欢迎。他还当过一年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仍继续坚持阅读了《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医宗必读》、《石室秘录》、《医方集解》、《本草备要》、《陈修园医书》、《外科正宗》等医学书籍及文史方面有关著作,学业大进。
尽管后来张灿玾成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说,“我的学历很低,仅仅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
足以扶困厄,犹可疗斯民
“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多年行医经历为我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学习,张灿玾已掌握了中医最基本的诊疗技能。1948年,他开始独立应诊。此后数年,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阅览历代医籍,学习现代医学,常常深夜才睡,鸡鸣即起。
1949年,张灿玾参加了区医药联合会。1952年春,他奉调参加县防疫队,承担反细菌战任务,时值俚岛区峨石山村麻疹流行,县防疫队派张灿玾等两人前往救治。经调查,全村约百名儿童患麻疹,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患者无一例死亡。
张灿玾临证系继承祖业,不分内、外、妇、儿,皆能应诊。他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因此,“中医大夫最好是全科医生,各科是一个整体,要用中医整体观去辨证。”
曾有一患者皮肤瘙痒难耐,找皮肤科医生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张灿玾为其诊病时发现该患者不仅皮肤痒,还有口大渴、面红等症状,再结合舌苔脉象,他认为患者应属阳明气分之热,遂依法而治,患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用内科方法治疗皮肤病,中医注重整体!”
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张灿玾很快闻名乡里。但他仍精勤不倦,常常挑灯夜读。
张灿玾认为,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同时中医又是应用科学,理论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医生在诊疗中要注意辨证多面化、个性化,要标本兼顾,对待病人要认真、要有同情心。此外,学术可以分派,但医生不能守派,要根据病情选方,不能拘泥。
悬壶乡里,十年临床,使张灿玾认识到实践对从医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到大学以后,也不放弃任何应诊的机会,数十年来,他治好了很少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尽管后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医文献研究,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搞文献既要懂医理又要懂文理。多年的行医经历为我后来在文献上的研究打下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
执鞭杏林下,桃李几度春
“我给学生制定的习业训词是: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并茂,理用兼优。”
1958年,山东省荣成县卫生局选送张灿玾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同年又派其赴南京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学习。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张灿玾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他还是古旧书店、旧书摊的常客,曾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下了《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伤寒论直解》等一批古籍。
张灿玾后来每谈及此事时,常说去南京学习是他医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让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行价值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
1959年7月,张灿玾回到山东,同年9月,调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执教生涯。
自调入山东中医学院任教以来,张灿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灿玾总结出了6点治学思想:即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去教育影响他的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谭奇纹是张灿玾2000年招的博士生。她进入师门后,老师对她的每一步都很关注,给她重新讲解“四大经典”,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新的认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记忆最深。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她准确理解《灵枢》中的一句话,查找了汉代以前的所有关于针灸的论述供她参考。“这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使我终生受益。”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李玉清1995年跟随张灿玾读博士。“老师在治学上追求极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张灿玾除了教授中医学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次他运用古人印刻知识对一册古籍善本进行准确断代后,让李玉清也开始迷上了传统文化。“毕业已经10余年了,老师身上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多年来,张灿玾已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4名。他们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架上书万卷,窗前月一轮
龙虫雕作事,乐道不染尘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了,就给我准备后事吧。”
张灿玾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00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64年3月,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古籍的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带头人,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出版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石室秘录》校点等10多部中医古籍。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张灿玾对中医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条文释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一书。
1994年,张灿玾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每天平均工作10多个小时,历时3年完成,全书100多万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国内外该专业的最高水平。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自己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复发胃肠病和颈椎病。
张灿玾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研究文献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张灿玾深厚的古文修养来自于他平时的大量阅读。他的儿子张增敏说,父亲爱书如命,经常买书,而且坚持每天读书。家里藏书5000余种,有上万册,其中医书3000多种。记者看到,张灿玾家中的客厅被改成了书房,四壁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卧室床头枕边也都是书。
张灿玾爱书,他上街不是去书店,就是逛旧书摊。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张灿玾上市集,卖染料商贩董某摊上的一集书函吸引了他,经检视知其系中国学会辑印《周秦诸子校注十种》,遂欲高价购买,摊主本欲用来包颜料,见张灿玾如此识货,将书相赠,让张灿玾喜出望外。该书对张灿玾后来进行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在文字通借的辨认方面提供很大帮助。
总结张灿玾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学习了,你们给我准备后事吧!”这是张灿玾时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吟诵诗古韵,琴石亦悟真
春秋八十载,沧桑岁月新
“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灿玾给自己书房起名“琴石书屋”,不难看出他兴趣爱好之广。
他少年时逢乱世,虽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的教育,但他善于钻研,自学能力极强,写诗填词、抚琴弄笙、书法篆刻、吟唱赏石……凡此种种,皆自学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培养和激发了他多种兴趣与爱好,一方面对文献研究帮助很大,另一方面生活更加丰富,尽管清贫,但精神愉悦。同时,这些兴趣爱好让他在工作压力、病伤困扰下,更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调节生活,保养形神,以享天年。
张灿玾从少年习读《千家诗》到青年研读《白香词谱》,从中渐悟诗词韵律,开始写诗填词,以抒情怀。他的作品题材不限,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有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情。他常与中医界的前辈们诗词往来,作品受到同行好评,并被多家“诗集”采用。曾出版《医余吟草》诗词集。因其诗词格律工整,立意高远,张灿玾还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不仅会吟诗作词,张灿玾还会吹拉弹唱。青年时期,他在本村剧团就已学会笙、管、笛、箫、唢呐、二胡等民乐,还在友人指点下学会了西乐小提琴,晚年又习古琴。他的家中时常飘出悠扬的乐声。此外,他还写歌来歌颂岐黄大业,如“杏林习业歌”、“医圣赞”、“杏林颂歌”、“杏林春”、“医学经典赞”等,以示其对祖国医学之热爱。而张灿玾对国粹京剧也十分热爱,常常与票友一起唱念交流。
古人云,字者,文人之门面。张灿玾曾无论备课、临诊或办公,尽用毛笔,暇时或操管临仿,或依案读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苍劲有力,浑然大气。学习书法之余他研究篆刻,从中学到很多对于文献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同时他也操刀治印,自言其志。
张灿玾喜欢石头,家中大小奇石百余件。他说,这些石头极尽大自然之工力,鬼斧神凿,浑然天成。或似物,或寓意,或出景,或寄情,不一而足。他爱石,意在以石喻人,遣兴抒怀也。所撰“石论”一文,尤为爱石者青睐。
年过八旬的张灿玾自治一印“穷莫坠青云志,老当怀骐骥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回首80多年历程,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党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只有读过六年小学的文化水平,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生财致富之道;公私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
“乐群敬业,医文并茂,厚德怀仁,继承发扬……杏林宝库,永放光芒!”悠悠琴声中,张灿玾抑扬顿挫吟唱显得分外高亢……
张灿玾小传
1928年7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下回头村;
1943年起,随祖父与父亲学医;
1948年,独立应诊;
1955年,创办荣成县崂山区联合诊所,并任所长;
1958年,被选送至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及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开办的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起,在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
2006年,中共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灿玾,男,汉族,1928年7月出生,山东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张灿玾的治学思想:
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
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
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
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
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
十三逢乱世,弱冠始行仁
“我的学历仅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张灿玾1928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的一个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一生为医,德高望重,享誉一方。
1936年春,张灿玾始入小学读书。1939年冬,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0年初,日寇铁蹄踏进荣成,家乡沦陷,被迫辍学。
1941年,家乡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在下回头村办起了完小(即高等小学),张灿玾入校继续学习。他学习勤奋,在两年多完小学习期间,不仅在学业方面每登榜首,还在课余时间自学了多种乐器演奏,参加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为张灿玾日后广泛涉猎,各科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迫于环境,他结束学校生活,回家跟随祖父与父亲学习中医。父亲教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要求张灿玾熟练背诵。对《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亦选出部分重要条文,让他熟读,并参阅明、清以来重要医籍加以理解。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需掌握。此外,张灿玾还对本地所产中草药之俗名及植物形态等都很熟知,经常介绍给病家自采自用。这些都为张灿玾后来独立应诊和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几年,由于抗战的需要,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了多部大型话剧、歌剧、京剧,颇受村民欢迎。他还当过一年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仍继续坚持阅读了《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医宗必读》、《石室秘录》、《医方集解》、《本草备要》、《陈修园医书》、《外科正宗》等医学书籍及文史方面有关著作,学业大进。
尽管后来张灿玾成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说,“我的学历很低,仅仅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
足以扶困厄,犹可疗斯民
“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多年行医经历为我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学习,张灿玾已掌握了中医最基本的诊疗技能。1948年,他开始独立应诊。此后数年,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阅览历代医籍,学习现代医学,常常深夜才睡,鸡鸣即起。
1949年,张灿玾参加了区医药联合会。1952年春,他奉调参加县防疫队,承担反细菌战任务,时值俚岛区峨石山村麻疹流行,县防疫队派张灿玾等两人前往救治。经调查,全村约百名儿童患麻疹,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患者无一例死亡。
张灿玾临证系继承祖业,不分内、外、妇、儿,皆能应诊。他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因此,“中医大夫最好是全科医生,各科是一个整体,要用中医整体观去辨证。”
曾有一患者皮肤瘙痒难耐,找皮肤科医生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张灿玾为其诊病时发现该患者不仅皮肤痒,还有口大渴、面红等症状,再结合舌苔脉象,他认为患者应属阳明气分之热,遂依法而治,患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用内科方法治疗皮肤病,中医注重整体!”
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张灿玾很快闻名乡里。但他仍精勤不倦,常常挑灯夜读。
张灿玾认为,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同时中医又是应用科学,理论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医生在诊疗中要注意辨证多面化、个性化,要标本兼顾,对待病人要认真、要有同情心。此外,学术可以分派,但医生不能守派,要根据病情选方,不能拘泥。
悬壶乡里,十年临床,使张灿玾认识到实践对从医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到大学以后,也不放弃任何应诊的机会,数十年来,他治好了很少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尽管后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医文献研究,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搞文献既要懂医理又要懂文理。多年的行医经历为我后来在文献上的研究打下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
执鞭杏林下,桃李几度春
“我给学生制定的习业训词是: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并茂,理用兼优。”
1958年,山东省荣成县卫生局选送张灿玾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同年又派其赴南京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学习。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张灿玾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他还是古旧书店、旧书摊的常客,曾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下了《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伤寒论直解》等一批古籍。
张灿玾后来每谈及此事时,常说去南京学习是他医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让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行价值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
1959年7月,张灿玾回到山东,同年9月,调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执教生涯。
自调入山东中医学院任教以来,张灿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灿玾总结出了6点治学思想:即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去教育影响他的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谭奇纹是张灿玾2000年招的博士生。她进入师门后,老师对她的每一步都很关注,给她重新讲解“四大经典”,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新的认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记忆最深。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她准确理解《灵枢》中的一句话,查找了汉代以前的所有关于针灸的论述供她参考。“这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使我终生受益。”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李玉清1995年跟随张灿玾读博士。“老师在治学上追求极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张灿玾除了教授中医学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次他运用古人印刻知识对一册古籍善本进行准确断代后,让李玉清也开始迷上了传统文化。“毕业已经10余年了,老师身上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多年来,张灿玾已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4名。他们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架上书万卷,窗前月一轮
龙虫雕作事,乐道不染尘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了,就给我准备后事吧。”
张灿玾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00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64年3月,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古籍的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带头人,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出版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石室秘录》校点等10多部中医古籍。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张灿玾对中医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条文释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一书。
1994年,张灿玾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每天平均工作10多个小时,历时3年完成,全书100多万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国内外该专业的最高水平。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自己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复发胃肠病和颈椎病。
张灿玾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研究文献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张灿玾深厚的古文修养来自于他平时的大量阅读。他的儿子张增敏说,父亲爱书如命,经常买书,而且坚持每天读书。家里藏书5000余种,有上万册,其中医书3000多种。记者看到,张灿玾家中的客厅被改成了书房,四壁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卧室床头枕边也都是书。
张灿玾爱书,他上街不是去书店,就是逛旧书摊。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张灿玾上市集,卖染料商贩董某摊上的一集书函吸引了他,经检视知其系中国学会辑印《周秦诸子校注十种》,遂欲高价购买,摊主本欲用来包颜料,见张灿玾如此识货,将书相赠,让张灿玾喜出望外。该书对张灿玾后来进行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在文字通借的辨认方面提供很大帮助。
总结张灿玾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学习了,你们给我准备后事吧!”这是张灿玾时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吟诵诗古韵,琴石亦悟真
春秋八十载,沧桑岁月新
“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灿玾给自己书房起名“琴石书屋”,不难看出他兴趣爱好之广。
他少年时逢乱世,虽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的教育,但他善于钻研,自学能力极强,写诗填词、抚琴弄笙、书法篆刻、吟唱赏石……凡此种种,皆自学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培养和激发了他多种兴趣与爱好,一方面对文献研究帮助很大,另一方面生活更加丰富,尽管清贫,但精神愉悦。同时,这些兴趣爱好让他在工作压力、病伤困扰下,更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调节生活,保养形神,以享天年。
张灿玾从少年习读《千家诗》到青年研读《白香词谱》,从中渐悟诗词韵律,开始写诗填词,以抒情怀。他的作品题材不限,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有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情。他常与中医界的前辈们诗词往来,作品受到同行好评,并被多家“诗集”采用。曾出版《医余吟草》诗词集。因其诗词格律工整,立意高远,张灿玾还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不仅会吟诗作词,张灿玾还会吹拉弹唱。青年时期,他在本村剧团就已学会笙、管、笛、箫、唢呐、二胡等民乐,还在友人指点下学会了西乐小提琴,晚年又习古琴。他的家中时常飘出悠扬的乐声。此外,他还写歌来歌颂岐黄大业,如“杏林习业歌”、“医圣赞”、“杏林颂歌”、“杏林春”、“医学经典赞”等,以示其对祖国医学之热爱。而张灿玾对国粹京剧也十分热爱,常常与票友一起唱念交流。
古人云,字者,文人之门面。张灿玾曾无论备课、临诊或办公,尽用毛笔,暇时或操管临仿,或依案读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苍劲有力,浑然大气。学习书法之余他研究篆刻,从中学到很多对于文献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同时他也操刀治印,自言其志。
张灿玾喜欢石头,家中大小奇石百余件。他说,这些石头极尽大自然之工力,鬼斧神凿,浑然天成。或似物,或寓意,或出景,或寄情,不一而足。他爱石,意在以石喻人,遣兴抒怀也。所撰“石论”一文,尤为爱石者青睐。
年过八旬的张灿玾自治一印“穷莫坠青云志,老当怀骐骥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回首80多年历程,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党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只有读过六年小学的文化水平,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生财致富之道;公私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
“乐群敬业,医文并茂,厚德怀仁,继承发扬……杏林宝库,永放光芒!”悠悠琴声中,张灿玾抑扬顿挫吟唱显得分外高亢……
张灿玾小传
1928年7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下回头村;
1943年起,随祖父与父亲学医;
1948年,独立应诊;
1955年,创办荣成县崂山区联合诊所,并任所长;
1958年,被选送至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及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开办的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起,在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
2006年,中共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02-26 19:20 20楼
20、张琪
张琪,男,汉族,1922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黑龙江省名老中医。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8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内外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全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琪,男,汉族,1922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黑龙江省名老中医。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8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内外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全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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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学,男,汉族,1926年1月出生,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1945年4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吉林省名老中医。
他敢为天下先,用中医药治疗中风,见血不止血,主张破血化瘀、醒神开窍,开中风治疗之新风。
他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创建了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
他为人师表、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影响了一代人。
学术
任继学先生曾救治过无数急险重症,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中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为中医药奔走呼号。他为中医急症所做的开创和奠基,在中医界影响十分深远。
学术
创中医急证 开中风治疗之新风
任继学主张的破血化瘀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发挥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
任继学总结临床经验,针对中风,首次提出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的治疗总则,此原则适合于缺血性中风与出血性中风,这突破了前人见血止血的观念,为诊断缺血与出血性中风不详情况下的用药提供了依据。目前,这种方法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突出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
任继学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
对于内科学的学科建设,任继学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医内科学的特点,他认为内科学的病、证、症、候、理、法、方、药、调、防为核心的独特体系。区别以上10种特点的方法为辨证十法,通过辨证十法,把疾病特点分析出来,使辨证论治更清楚、更有把握,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疾病任继学多有新见,如他多次强调药害的问题:对于滥用抗生素、激素、胰岛素,环境污染,化学药品广泛使用如农药、杀虫剂等,使人体发生病变,人类患现代药源性的疾患,出现的“怪病”、“坏病”,还有只犯皮毛的感冒, 由于大量用抗生素、病毒灵等,用药不当,反成太少合病,即成药害。任继学提出系统完整的治病防病措施,特别是对SARS治疗时使用大量激素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等病症,提出了中医有效的治疗方案。
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任继学都不排斥西医,但是讲求西医为我所用,他能用中药治病的坚决不用西药,看见学生不用中药只用西药十分生气。
任继学曾明确指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不能只搞“研究中医”,而要“中医研究”;“研究了那些高级的一二类药物为什么没有疗效,为什么不受广大患者认可,反而那些古代名方、经方为什么经久不衰,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对中医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恰恰是因为功底不深,经典读得不透。”任继学曾多次告诫中医后学:要重视古文献和经典,不要纸上谈兵,真正理解和读透,用于指导临床。如果仔细研究古文献,就可以看到,有太多的记载证明中医理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着非常系统论述的真科学。
任继学指出,中医要创新发展,首先得系统地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我们不应对中医妄加评论,而应踏踏实实地对古文献进行认真地发掘整理,找出本质所在,同时结合现代科学,这样才能走中医自我发展的道路。
医术
妙手回春 慈心仁术
以前,任继学家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者,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拒绝病人,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任继学医术精良,屡起沉疴,还设身处地地替患者着想,经常垫钱送药。
以前,任继学在家吃饭时,经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的人,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任继学说:“病人找到了我们,他们的心里就找到了依靠,所以我们再难也要给他们看病。”
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任继学经常免费为他们看病。患者带的钱不够时,他还经常为他们垫付医药费。一年夏天,一对延边朝鲜族夫妻领着患肝病的儿子来就诊,可是没有挂上号。老夫妻衣着破旧,父亲黄胶鞋上沾满了泥,背着儿子上楼,满脸汗水。儿子水肿,腹水明显。任继学听说诊室外等着这样的患者,赶紧让他们进来看病。任继学不顾肝臭味,详细查体、诊脉、观舌象,开具了“千金鲤鱼汤”等药方。询问中得知老夫妻以种地为生,为了治儿子的病几乎倾家荡产,任继学自己拿钱让学生去抓药,并详细记下了地址,说是为以后随访用。他们走时,老父亲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握着任继学的手,激动地只说了句“大夫,谢谢……”就哽咽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事后,任继学让学生多次寄去了医药费,直到病人病情明显好转。
在查房过程中,对于农村困难患者,他多次带头捐款捐物,还要求医院为这样的患者减免医药费。
任继学治病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一位患者患带状疱疹,屡治不愈,花了5000多元钱,左侧胸胁、上臂前臂外侧红肿疼痛难忍,静点、口服许多抗生素、镇痛药无效。任继学让她用马莲草熏洗外敷,1周后疼痛、并发的感染症状明显减轻,3周后痊愈,只花了挂号费。任继学常说:“多数病人不富裕,应尽量用有效且便宜的药物。”
任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主张心、脑分论,分治。他认为古代我国人就明确了心、脑功能,即心有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之别。故任继学治中风依据他的脑髓理论和对脑病的深入认识,疗效甚佳。任继学的一个50岁的女亲属,患出血性中风,脑出血约70毫升,西医专家会诊中认为生存希望不大,任继学亲自抢救,应用自己创立的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法急救。昏迷72小时的患者醒过来了,认人了,2周后开始说活了,1个月后恢复健康。
任继学开的药方将多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SARS肆虐期间,其中一名病人,肺部90%炎性改变,5次会诊均被宣判为“死刑”,家属绝望了。任继学会诊后开了汤药,并从家里无偿拿来珍藏多年的梅花点舌丹、六神丸。家属也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理,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任继学的方药。4天后,X线胸片显示炎性改变70%消失,许多医生认为这简直是奇迹。其他一些患者也从拒服中药转变为争先恐后地服用中药,极大地提高了疗效。这名患者痊愈后,选择了跪拜磕头这种最古老的方式表达谢谢意。
责任
一片丹心 慈言俱浓
任继学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他经常对学生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
任继学性格鲜明,刚正不阿,既严厉又重情义,学生们对老师既敬又怕,却又情同父子。
任继学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会随时考考学生,并对学生说:“我要是发现你们去唱歌跳舞,不好好花工夫学习,就别想毕业了!”但任继学又非常疼爱自己的学生,他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也经常对学生们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们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广东省中医院黄燕教授在长春跟师任继学学习期间,任继学担心她冷,就让老伴买来棉衣服和靴子,知道她爱吃红烧肉和饺子,隔些天就让老伴做给她吃。严师出高徒,任继学的学生们个个都基础扎实,成为骨干力量。
任继学在担任原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时,曾亲自带领当时的科室骨干、他的弟子范国樑、黄永生、南征等先后6次奔赴长白山区采药,年年访问药农。长白山区层峦叠嶂,时有野兽出没,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研制出返魂草系列中药,仅此一项就为吉林省中药企业创造产值5.6亿元。
中药保健饮料“健美滋”,具有延年益寿、美容功效,它的研制成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任继学自己却没有拿1分钱,而是全部投入到科室的硬件建设上来。教研室编写内部讲义,任继学把科研结余归己的经费拿出来继续资助编写。现在教研室上万册图书中,绝大多数都是任继学自己购买的。
任继学爱较真,因早年练就了对中药一眼识真假的功夫,常走进药房,抓起一些饮片看看说:“这些药是假的,不能用,那些药是好的。” 任继学也经常找院领导讲:“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不仅要看病,还要多学习。”
为提高医院中医急症水平,任继学家中两部电话曾24小时开通,经常接到电话,他不顾高龄,亲临临床一线指挥抢救,直至患者病情稳定才回家。
SARS流行之初,中医没有介入治疗,任继学坐不住了,亲自去找领导,并以近8旬高龄24小时值二线。任继学发现,外用药紫金锭是救急良药,可起死回生。但因其含有大戟、雄黄等剧毒药,学生们不敢给SARS患者内服,任继学说:“没关系,出了问题我负责。”
正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SARS期间不顾78岁高龄,整理出近10万字资料,供同行参考,亲自承担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首席专家,24小时应诊,并带领他的弟子盖国忠、宫晓燕等去定点医院会诊,同时率先在国内制定出地方性防治方案《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型肺炎方案》,组织弟子编辑《中国瘟疫大全》,他配制的院内制剂“扶正除疫汤”,3万余人服用,无1例患病。
1998年,任继学首先发起全国名老中医高级讲习班,号召全国的名老中医到各地聚集讲学,备受欢迎,现在已举办了13期。
任继学对中医爱之深,痛之切。他担心中医前途,忧虑后继乏人乏术,曾于1990年参与八老上书**总书记,1998年参与八老上书朱＊基总理,2000年参与十老上书李岚清副总理,2004年12月参与七老上书温家宝总理,可见任继学对中医的一片丹心。
大家
中医活字典 岐黄国宝
一次学术会议,任继学40分钟的发言竟然一口气点出了150本古医书和作者,话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一一查对,无半分差错。
任继学有“中医活字典”的美誉。学生们说,有老师在,我们都不用翻书。
一次学术会议,任继学40分钟的发言竟然一口气点出了150本古医书和作者,话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一一查对记录,无半分差错。此后,一些知名不知名的大小专家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任继学啊,关于某某问题那个什么书上是怎么说的了的?”任继学对答如流,还会说:“《诸病源候论》的某某页上,回去看看。”同样,在一些答辩会上,有任继学在大家就变得很紧张,真正过了任继学满意那才叫功夫过硬。
这自有任继学的天分,也有他的勤奋。在北京中医学院读书时,任继学看遍了图书馆里的所有线装书,工作人员都知道,那个固定的座位谁也不要占,是任继学的,他每日准时来。
任继学家里有3万藏书,且多是泛黄的古书,任继学不仅每一册读遍、批遍,还记得存放的位置。一次任继学的学生拿书借看后随手放到了别的书架,任继学查找时马上就发现:“小南征,借我的书没给我放到原位吧?”
任继学经常在50分钟的讲座中,不用讲稿,滔滔不绝,胸有成竹。也正因如此的博闻强记,任继学做决策也格外果断。
任继学一度非常繁忙,主持着多项课题,1周出四五次门诊,到全国各地出差讲学,著书立说忙到深夜,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中医药。他为争取中医地位不断呐喊,为中医发展不知疲倦;布道南北,广育弟子:他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甚至影响了一代人。
任继学在中医药界声望之高,可以从其他国医大师对其评价中窥豹一斑:
南通朱良春说,任老精研医理,对中医学之奥意,说理透达,屡创新论,验之临床,疗效卓著。他反对“中医西医化”,但绝不因循守旧,愚与之交流切磋,得益甚多,敬仰殊深。
广州邓铁涛说,我与任继学,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相隔数千里,而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志同道合,真同志也。任继学博闻强记,脑中有个中医文库,临床上有套真功夫。
北京路志正说,其独见令人开阔;思巧者当予效仿;言理者据之有物,发挥升华于其临证实践;突出了中医之优势,于后学多有启迪。
浙江何任说,任继学造诣专深,毕生求索,议论新警,足以夺目。
上海颜德馨说,中医学界之巨擘也。在学术上多有发明,如中风病见血不止血,重用“清”、“通”、“化”、“泄”之法,独辟蹊径,所治多验,为世所许。任继学刚正不阿,忠诚捍卫中医事业,在中医界久负盛誉。
本文在采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任继学的夫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院院长宋柏林、党委书记张晓明、原党办主任郭玮、任继学的弟子黄永生、南征、王中男、宫晓燕、盖国忠、赵建军、刘艳华等,以及任继学的子女任喜波、任喜尧、任喜洁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谢意!D4
任继学小传
1926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
1939年～1945年,师从吉林省名医宋景峰先生学习中医。
1945年～1955年,先后在吉林省扶余县解放军第七区、第十六区、第十八区卫生所任所长,从事中医医疗工作。
1955年～1956年,在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8年～1960年,在北京中医学院全国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6年起,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2004年,获得“白求恩奖章”。
2008年,获得“王定一”杯中医临床国际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