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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太极而无极;“河图、洛书”探源-及“昆仑之谜”和“明堂”由来

吴国海

声名鹊起
#1
太极而无极;“河图、洛书”探源-及“昆仑之谜”和“明堂”由来

(雍牧特注:文本直接辑抄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和张远山《伏羲之道》、《玉器之道》)

说到“河图”、“洛书”,不能不说到“太极图”;下面为主采用冯时先生的文本学术观点,但张远山先生的解说更加全面,可互为补缺、印证。

两宋时,蔡季通受朱熹之托,特赴三峡入蜀,求图三幅,同时将图藏于其孙蔡抗之密室,秘不示人。蔡季通是朱熹的门生,可朱熹把他当做“此吾友也,不当弟子之列”,朱熹在《周易本义》书首刊有“河图”、“洛书”图像,应是蔡季通入蜀所知,当然蔡季通自蜀获得的本是三幅图,确有一幅图始终秘而不宣,朱熹未曾得到这图像,在元末明初时得到了公布。赵撝谦在《六书本义》刊出了该图图像,称为“天地自然河图”,并在图下注文:

天地自然之图,虚戏氏龙马负图出于荥河,八卦所由以画也。……此图世传蔡元定季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当朱子亦莫之见。……尝熟玩之,有太极合阴阳,阴阳合八卦之妙。

此“天地自然河图”,即“太极图”,后来很多学者的著作,也确实将这幅“太极图”称为“河图”,而言其来源在古蜀。同时发现,古蜀之文献大量保留这个“天地自然河图”(太极图)图像,川蜀地区正是伏羲族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正是这个原因,宋代后儒发出“洛遗学多在蜀汉间”的慨叹。同时,这些慨叹线索在汉文文献中早已无迹可寻。

在古彝文文献中,“天地自然河图”(太极图)的本义源于天文。图案始初也并非阴阳双鱼,而是由黑白两条龙蛇状物相互盘绕演化而来,应该说明的是:图案“黑色龙蛇状物的来历是由白色部分映衬的结果”,黑白回互的部分过繁,但还未取得一种完全均衡的对称效果,而晚期形式已完全接近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太极图”,并且,早期的“太极图”只是画出了一条回环盘绕的龙。彝族是炎黄之战后,南撤到中原以南的神农族后裔,而神农族源于伏羲族,龙纹也是火历的标志,火历则是连山历升级为归藏历的中介,火历之“火”,亦即东方苍龙七宿的心宿二。按张远山先生的释解,龙身的反S线,充当阴阳双鱼的分割线,龙背阳面是太极阳鱼,龙腹阴面是太极阴鱼。(同时在伏羲族连山历时代公元前2500龙山中期,就早已出现逆时针的连山历河图,由于连山历是太阳历,不含太阴历,所以连山历河图并非真正的太极图,仅是太极图的雏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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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一个固定的圆形空间,盘绕显示这样的龙形,因此它所映衬的黑色部分也显示了同样的龙形,久而久之,“太极图”变成了两条龙相互盘绕的图形,最后两条龙形经过抽象和简化,变成了黑白回互的阴阳鱼的图像。

汉代的儒者把“河图”称为“龙图”,宋时的儒者又把“太极图”称作“河图”,这种对“河图”的本质以及“河图”与“太极图”关系而论都是正确的。人们探索已久的“太极图”与“河图”的关系上,就是同一幅图像,所谓“河图”由神龙衍于黄河之说法,只不过是“河图”历经数仟年后,人们得出的一则荒诞的神话。

另外,所谓圣人据河图而画卦的说法,也予否定。

根据张远山先生在《伏羲之道》的考证,“太极图”是与“伏羲布卦”同步完成的成就和产物,龙山中期已完成了太极从观念到符号的标准化,值2002年发现的龙山晚期(公元前2200年)山西襄汾陶寺天文观象台“浑夕之山”时,“伏羲连山历”正式升级为“神农归藏历”,因为“神农归藏历”就是太极八卦历,“伏羲太极图”仅是“神农归藏历”的一部分,神农归藏历的另一部分是“伏羲六十四卦”,证明“伏羲太极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是一体双生,自诞生起就不可分割,星空的顺时针旋转,决定了太极图的顺时针旋转,也标示神农归藏历的阴阳合历;源于天文,唯一的初始能是历法。炎黄大战后,黄帝族和东夷、南蛮等玉器三族,给“神农归藏历”(伏羲六十四卦)新增了“知吉凶所在”的占卜功能。《周易》把它重编,又压缩为八卦,同时又假托“伏羲”名,却已失原序、原义;并重编了六十四卦,抛弃了不能占卜用的太极图。

早在仰韶、龙山之交,伏羲族已把二十八山地面坐标级为二十八宿天空坐标。天文视野超越了太阳系,遍及浩瀚无垠的全部宇宙……天文观测不再限于太阳系,天文观测的宗旨也不再限于编制历法,而是探索宇宙终极之道。因为历法仅是道之用,天象才是道之体,太阳系的天象仅是对应历法的局部“道体”,全部宇宙的所有天象才是超越历法的终极“道体”。

陶寺天文观象台为何称为“浑夕之山”,因为“伏羲连山历”升级为“神农归藏历”,作为历法基础的“浑天说”,也同时升级为“浑夕说”,亦是把局限于太阳系的“太极原理”,升级为囊括全部宇宙的“无极原理”。“无极”是对“太极”所含“太阳”、“北极”的限定和超越;“浑夕说”的“无极原理”是超越了以“北极”为“天心”、“天枢”、“天极”的天文错觉,发现了太阳系内的其它天体和太阳系外的所有天体均不环绕“北极”旋转,正确认知了“北极”并非真正的“天心”、“天枢”、“天极”。“无极”之义,即为宇宙“无有天极”。为何而“伏羲布卦”一开始就是“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因为“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代表一年,由立圭测影而得,分卦值日,每一爻代表一天,涵括四时八节和七十二物候,所谓《周易》里的“伏羲先天八卦”,只是一种假托。至于“文王后天八卦”,其又迭演为卜筮易,更与“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搭不上边!所以,冯时先生说:按照赵仲全在《道学正宗》中的说法:“古太极图,阳生于东而盛于南,阴生于西而盛于北,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皆自然而然也”。这些解释多少有些自欺欺人……。但如果把太极图和张远山《伏羲之道》考据考证出的真实的“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相对应,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会赞同赵仲全在《道学正宗》里的说法!“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正是坤上乾下,坤代表冬至,冬,终也,冬,阴也,盛于北(一阴下藏,一阳上舒);乾代表夏至,夏,阳也,盛于南(一阴上舒,一阳下藏);卦序顺时针:泰卦春分,阳生于东;否卦秋分,阴生于西;“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也是太极图阴阳双鱼鱼眼的象征标示,因为冯时先生不谙真实存在的“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其著作的完成,先于张远山的《伏羲之道》十五年,所以有此认知上的相差。

天文是历法的基础,由于伏羲族在上古时代抵达了空前绝后的天文高度,所以“神农归藏历”(伏羲六十四卦)也抵达了空前绝后的历法高度————阴阳合历!

“太极”到底是什么?!它本身就是人类在地球上所观察到的宇宙,而对于早期“太极图”(龙图):龙的形象,来源于东方七宿,当然,《周易》的“乾卦”,也是始于六龙,大量的考古资料也足以证明这点。东方苍龙七宿中有六宿的宿名分别得于龙体,而位居龙心的心宿三星则是苍龙星宿中最重要的授时主星。甲骨文、金文“龙”字,正是东方苍龙七宿的连线,而东七宿、西七宿,又源于伏羲连山历的东七山、西七山。“任何方向的夜空,都有无数繁星,每一方向亮度较高的恒星,或者少于七,或者多于七,仅因地面七山向上投射,才会仅取天上七宿,每宿包括若干相邻恒星。为了便于定位、观测、追综、记录,总结天象的运行轨迹和周期规律,于是把七宿的连线,拟形为一种动物,予以命名”。此种图形便是星象赋予的意义,而这正是“太极图”的渊源,所以“太极图”(龙图)原本就是在一个圆图上绘出了苍龙星象,由于龙星东升西落,回天运转,于是人们将其绘成卷曲的形状,这个图像日趋抽象之后,映衬出两龙盘环相绕,并逐渐演变成了黑白回互的图像。

“太极图”又称“河图”,“河图”名称的来历,假如能从天上找到答案,显然要比出于黄河的说法合理些。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将“河”考虑为天上的银河,这样,龙作为星象就恰好与它匹合,从实际星象看,龙体正从银河而出,这与“龙马出河”的传说最贴切不过。

先秦时期,诗经中已有关于银河的记载,屈原和庄子也在他们的辞章中留下了银河的描述。到了汉代,对银河具体描写早已见诸文字。古人认为,天上的河汉起于东方的箕宿和尾宿之间,因此苍龙七宿作为龙的象征,正象巨龙跃河而出。这些知识,都是人们通示长期而周密的观测得来的,我们不仅可以在汉魏的墓室星图中看到被描绘得波涛滚滚的形象的银河,而且可以把这一传统追溯到距今六仟年前的史前时代,因为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遗迹已经显示了古人对于银河的完整认识结果。

关于“河图”、“洛书”这桩千古疑案,到这里总算澄清了一半的事实。这个黑白回互的神秘图像由于以混沌的宇宙作为背景,因而古人叫它“太极图”,又由于接连有了龙衔箓图从黄河而出的神话,所以又叫做“河图”或“龙图”,这三个概念实际上是相互重叠的,它原本只是一幅描绘苍龙星象回天运行的星像图,这个简单的构思造就了一种简单的图式,但它的原始意义却随着日销月铄而逐渐湮没,以至于引发后人的种种奇妙的玄想。在古代史籍中,“河图”总是以具有一种独特的祥瑞征验而为统治者所梦想,在现代,“河图”又被人认为是寻源万物的玉律而赋予无穷的含义,这些传奇式的议论为探索“太极图”的原始真义造成了很多魔障!

本文文本均辑予冯时先生和张远山先山的著作,雍牧认为:“太极图”只是我们古人在太阳系地球上看到的有限封闭的天象星图,属于天文。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相对地把太极阴阳运用于很多领域,但我们要知道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庄子也说:太极而无极,无极之外复无极。

龙山未期,“炎黄之战”,祖地内蒙赤峰“兴隆湾-江山-夏家店”区域的游牧部落黄帝族南下征服神农族,入主中原,伏羲族的四千年彩陶史,四千年“辟地”扩张史,四千年历法史,均被“炎黄之战”终结,于是陶寺太极台被毁,神农归藏历弃用,伏羲族太极图失传,同时黄帝族实行“绝地天通”,垄断民间天文历法知识,上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终结,中古的中国青铜时代开始。“炎黄之战”,延续上百年之久,黄帝族征服了伏羲族的共工氏,击败了蚩尤氏,灭掉了黄河中游北岸神农族的山西陶寺,陶寺晚期一处灰坑内的一位妇女(遗址编号IH8③),生前下体被插入牛角,受到极度暴力摧残和极度侮辱而死。




由于夏商周三代把“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移用于卜筮,导致系辞所言之易,无法还原到历法能指日月为易,更无法还原到天文受指太阳、月亮,意义所指变得空洞化、玄学化……后人又把太极原理的逻辑先后,视为事实先后,不知两者先后互逆;又不知“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的历法初义,仅知《周易》文王六十四卦的卜筮新义;于是太极原理既失其首日月为易,又失其尾“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变得难以索解,经过数千年的卜筮化、玄学化妄解,终于积非成是,真义全隐。

“太极原理”植根于“卦象对应天象,爻数对应日数”的“爻动原理”,仍有天文、历法两个层面;一是太极之象对应天象,二是太极之数对应历数。

太极原理以及”伏羲太极图“、”伏羲六十四卦“(神农归藏历),都是对应太阳系的封闭循环意义体系,仅仅适用有限封闭的太阳系,不适用于无限开放的宇宙。所以在地球观测天象,太阳系内的天体均有封闭循环的固定周期,太阳一年一循环,月亮一月一循环,木星十二年一返,哈雷慧星七十六年一返,既会“逝而远”,又会“远而返”。但在地球上观测天象,太阳系外的天体没有封闭循环的固定周期,只会“返而远”,不会“远而返”。

蔡季通自蜀地获得的三幅易图,其实并没有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统统置诸私室,秘不示人,除我们证得的“太极图”外,蔡季通将另外两幅图早已交予朱子观看,只是多少做了保留。这两幅图的性质,朱熹是遵从了蔡氏的说法,并把它列在了《周易本义》的卷首,这就是被后人认作定的“河图”和“洛书”。

与“太极图”不同,这两件图,书都是由黑白圆点组成的图形,白点主阳,黑点主阴。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河图”与“太极图”原本只是一幅图像,那么自宋代开始出现的这幅“河图”与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太极图”的河图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否在“太极图”这种“河图”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套“河图”、“洛书”?

按朱熹的理解,“河图”之数为十,“洛书”之数为九。……于是“河图”可以画成以五,十居于中央的五位图形,“洛书”可以画成以五居中位的图形,它实际上就是秦汉流行的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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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图像太朴素也太简单,给人留下了无穷想象的空间,因而各种附会之说接踵而来,北周卢辩把“洛书”说成龟背的纹路,元人吴澂在他的《易纂言》中说得更离奇,他认为“河图”是河中龙马的旋毛,“洛书”是洛水中神龟背上的坼文,并努力将图 、书中的黑白圆点改造成他所需要的形状。

今天看来,这种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因为从本质来说,“河图”、“洛书”只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布数过程。根据前面的分析,真正的"河图"与这类五、十图书并没有关系,它只是"太极图"的不同名称。从这个逻辑推演下去,蔡氏获得的这两幅五、十图书,显然只能看做"洛书"的不同变体。

正象“河图”因为神龙衔出河而被称为“龙图”一样,“洛书”也因由神龟负出洛水而被叫做“龟书”,这在古代是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今天,“龙图”的秘密已被我们揭破,它实际上只是一幅绘有苍龙星象的星图。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怀疑“龟书”是否真象传说的那样神奇,如果不是,那么它的原始意义又是什么?

龙山初期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大纹口晚期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遗址,出土了一块在玉龟腹中的四象八圭玉版。人们在表土之下首先看到的是一件端端正正摆放着的磨制精细的巨型石斧。这类石斧往往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礼器,假如它形体巨大且制作精良,那就应该是王权的象征,这意味着这件长34厘米的巨型石斧的下面埋葬着一位掌据特殊权力的人物。果然如此,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掉表土,他们惊喜地看到了成堆的随葬玉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摆放在墓主人胸部的雕刻玉版和玉龟,它的位置恰好对准墓口上方的那件大型玉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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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做过研究,认为它是八卦的最早象征,进而根据玉版放在玉龟腹中,认为八卦是由龙山中期的东夷族创造,初始功能是占卜。凌家滩的族群确实是东夷族,玉器也是包括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即玉器三族的共同文化。但是凌家滩的八卦,实由伏羲族在仰韶期创造,初始功能仅是历法,并非占卜!

…………

…………

玉版刻有二圆,天文内涵不同,小圆代表地球,大圆代表天球,两者共同表示伏羲连山历的天文学基础“浑天说”。

玉版小圆内的“八角星”纹样,是伏羲连山历之天文台“昆仑台”的定型专用符号。



玉版整体为方形,标示“天圆地方”的“地方”,这是东夷族的画蛇添足的新增。因为东夷族初步接受“伏羲连山历”,既不理解连山历的天文学基础“浑天说”,也不明白连山历“昆仑台”的定型专用符号“八角星”纹的天文学内涵,包括小圆,大圆标示地球、天球,于是为“伏羲连山历”拟想了一种错误的天文学基础,就是天圆地方的“盖天说”。

玉版四边的钻孔,数目标示四方星宿,钻孔则是龟卜的特有方式,这是东夷族新增的占卜功能。伏羲族的二十八宿,原本是东南西北各七宿,每方数目相同,无法用于占卜,东夷族为了占卜,调整为五四五九,成为中古以后方形数字“河图”和方形数字“洛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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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族从来没有方形数字“河图”和方形数字“洛书”,只有圆形图像“河图”(太极图)。由于东夷族把伏羲族用于观测日影的八方圭木“八圭”,以及用于记录圭影之象的“圭象”,系统改造为占卜工具,于是圭旁加“卜”,变成了“八卦”、“卦象”。

凌家滩玉版不仅具有用于占卜的四边钻孔,而且置于玉龟腹中,相当于玉龟的腹甲,成为后世钻龟占卜的共同先驱。因为东夷族虽然接受了伏羲族的连山历,但是不知其所以然,无法理解天象异常,不得不乞援于占卜。上古、中古之交南下入主中原的黄帝族,延续了东夷族钻龟占卜、以卦占卜的两大传统,于是上古伏羲族用于历法的“八圭”,中古以后变成了兼用于历法和占卜的“八卦”。

汉代的纬书中普遍流行着“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大龟负图”的说法,这些说法竟也能找到它的事实依据,同时据《三国志·魏志·管宁传》的记载,魏明帝曹叡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张掖玄川溢涌,有宝石负图而出,状像灵龟,其上文字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以其为“河图”之属,苏东坡苏氏易传将其称为石图,也持相似的看法,联系到古谶纬书的所谓《河图玉版》,同样可以与含山的这件玉版对观!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上呈现有一种独特的“八角星”纹样,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与我们习惯上接受的那种八角指向八个方向的图形不同,它虽有八角,但却不指向八方,而是每两角平行指向一方,因而八角实际标示的只是东南西北四方。这种图形由于绘制于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版图案————一种威严的仪具——的中心,因此不可能是古人随意而之的作品,而应具有特殊的含议。这种特殊“八角星”形的分布虽然广泛,但却集中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中国东部地区,向北或可延伸至辽河流域,同时,编年分析显示,其延续时间至少应在二千年以上。这些发现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八角星”图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显然它们不仅有着共同的含义,而且应该有着共同的来源!

学者指出,人立足于大地之上,他会怎样看待宇宙呢?二元对应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东的出现则意味着有西,而东、西的建立又意味着有南、北,人只有立足于环形的轴心,或者说是四个方向的中央,才容易获得和谐的感觉。这种人类共有的心理感受造就了一连串相互递进的方位概念:四方、五位,八方和九宫。四方和五位是方位的基础,八方和九宫实际则是两个概念的进一步延伸。五位则是四方的平面化,当两个矩形互交而成五宫时,二绳交点的平面化便形成了中宫,商代的“亞”形正是这种观念的完整体现。

九宫与八方、五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它既是在八方之中复加了一个中方,同时又是两个五位图的互交。

问题说到这里,对史上出现的特殊“八角星”纹图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假如我们以八角象征八方,而将两个菱形交午处形成的正方形视为中宫,这岂不就是一幅完整的九宫图案,事实正是如此!

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遗物,都显示了九宫本是以数字的面目出现的,这个事实可以追溯到《周易》的《系辞》中去,书中说: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符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这一套关于数字的说法,反映了古人对数的某种理解。天数与地数实际上代表奇偶,用易理去衡量,奇偶就是阴阳;用数理去衡量,奇偶加一或减一可以相互转换,这恐怕也就暗示阴阳的转换。商周数字卦成为《周易》易卦的滥觞,似乎正体现了这一思想。用这个天地数系统去配合九宫和洛书,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首先,我们必须模仿九宫的配数,将天数和地数分别布列在两个五位图中,需要注意的是,天数与地数的布列必须是相反的。元代张理在《易象图说》所收的“天地已合之位”图中实际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将一、七等天数布在上位以象天,将二、六等地数布在下位以象地,方法是正确的。不过先秦时期的方位观念显示,下位其实是上位。在这些原则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形状相同而布数各异的五位图,将此二图仿效天旋地转而相互交午,于是便可得到一幅中宫“五”与中宫“十”彼此重合的九宫图,这个九宫图也就是洛书。现在我们再把两个五位图中相互重叠的部分加实画出,而将其他的部分舍去,奇迹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史前文化中常见的特殊“八角星”纹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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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特殊“八角星”纹图形来源于九宫图(按前述:实际是是来源于更早的伏羲族“连山历”天文观测台即“昆仑台”,是昆仑台的定型专属标识、符号)的事实并不能能所有的疑点都得到解释,从形式上看,“八角星”纹虽含有八方的意义,然而却是明白无误地指向四方,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古人要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他们不保留一个完整的九宫图,而却偏偏制造出这么一个令人费解的图形呢?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相对复杂的图形往往表达了相对复杂的概念,这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八角星”纹显然要比那种一望可知指向八方的八角纹的含义丰富得多。换句话说,来源于九宫图的“八角星”纹可能蕰涵着某种综合的意义,这个问题直接涉及了与洛书并存的另一幅图形,那就是人们习惯上认识的所谓河图。

中国古人对数字的神秘理解其实并不仅仅限于区分奇偶的不同,在天地数外,事实上还有另一套生成数体系与之并存。……只要将两个生成数五位图重叠而不是交午,我们就可得到河图的图形,这个河图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河图,而只是洛书的一种不同变形,事实就是如此简单。

所谓河图,其本质原来却是指向四方的五位图,这种构图显然比九宫图简单得多。从古人方位观念的发展去分析,先有四方而后有八方应该是自然的趋势,而先有生成数后有阴阳数也应符合原始思维的过程,将这样两个简单概念分别布图,就是五、十图数的两幅图,一幅是彼此重叠的两个五位图,即所谓的河图;另一幅则是彼此交午的九宫图,即所谓的洛书,而将这两个概念融为一体,便是那个神秘的“八角星”纹。我们可以把这个“八角星”纹图形看做是五、十图数的合并,八角指向四方,保留了两个五位图的重叠的含义,而八角的形成则是两个五位图交午的结果。我们在一个“八角星”纹图形中不仅可以看到四方五位,而且可以看到八方九宫,不能不承认,古人的这种设计是多么的巧妙。

从本质上看,河图、洛书其实表现的只是两个不同的布数过程,这两个图形在目前所见的古彝族文文献中仍然被完整地保存着,但却并未冠以河图、洛书之名,而是称为“五生十成图”、“十生五成图”,这些名称与易数原理十分吻合,显然也应较河、洛之名更接近这类图数的本质,他们不仅显示了两幅图形实际是是互异的两个布数结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真正的“河图”实际就是“太极图”,而与这类五位九宫图没有关系,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将这两幅五、十图书统统归为“洛书”。原来如此,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现的这种源于上古中古伏羲族“连山历”天文观测台(昆仑台)的定型符号、标识的特殊的“八角星”纹,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洛书”图像!

八千年前,伏羲祖族在至甘肃天水大地湾创建使用“连山历”,仰韶中期后,东扩伏羲支族抵达黄河中下游,玉器三族(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接受了“伏羲连山历”, 遂称伏羲族为“连山氏”,使用“连山历”指导农耕颇有神效,遂称伏羲族为“神农氏”。

伏羲连山历的技术基础,是圭表测影的“昆仑台”。伏羲族“昆仑台”的定型专用符号,标识是“八角星”纹。所以玉器三族既接受了伏羲连山历,又接受了伏羲的“昆仑台”及其专用符号“八角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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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族、南蛮族在仰韶早、中期以后都按照伏羲族的“八角星”纹仿建“昆仑台”,导致“昆仑台”遍布华夏全境。

含山玉版与玉龟相伴而出,并且将玉版叠夹中间,正象龟甲作为四方的天然象征而充当着炎黄大战后玉器三族(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习用的占卜之物一样,玉版所具有的时占性质已不言而明了。灵龟与玉版的这种绝妙匹合,使玉版的性质及洛书九宫的含义得以尽情展现,二者彼此呼应,相互阐发,从这一意义考虑,我们难道不认为“洛书”本名“龟书”是非常合理的吗?同时上古华夏四族也曾都把北斗七星视为天文核心,早在先仰韶期,把猪视为北斗之神,把北斗七星称为“彘星”,黄帝对位北斗神,认为自已是北极天帝(北极帝星)之子,率领人间万民,仿效天道而行,此即“君权神授”的天文对位,因此《晋书·天文志》仍言:“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中古以后黄帝族才把北斗猪神改为拟形“玄武”(玄龟),“黄帝玄鼋氏”,言其拟形于北极天象,“黄帝轩辕氏”,则是同音转写。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含山玉版出土时夹放在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因而洛书图像与玉龟伴出的事实,使我们相信古人关于洛书为龟书的种种议论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五、十类图数为什么会有“洛书”的名称,现在还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可作的推测是,“洛书”的名称或许是周代先民的发明,因为文献所提供的最早的洛书例证都出自孔子一系的著作。灵龟为水物,而洛水又居周王朝的中心,正所谓“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这个思想与九宫的思想又十分吻合,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移用于龟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龟书”如果不是早于“洛书”而出现的更加原始的名称的话,至少也是对于这类五、十图数的本质体现的最为透彻的名称。

文本中上面提到了基于“洛书”形成的“商代的‘亞’形正是这种观念的完整体现”,阐释一下,这里“亞”指的是炎黄大战黄帝族实行“绝地天通”垄断天文历法知识后,夏商周三代建立的“明堂”建筑形制(《黄帝·内经》是经常出现“黄帝坐明堂”这句话的),我们现在已经知晓,洛书出于伏羲族的“连山历”时期天文观测台(昆仑台)的定型专属符号、标识“八角星”纹,也可以说“八角星”纹本身代表或表示伏羲族的“连山历”,可以上溯到六千五佰年前的仰韶早期,而伏羲族的“连山历”天文观测台(昆仑台)却可以远溯到八千年前伏羲祖族甘肃大地湾“立圭测影”一期,喻为历法“开天”,同时代还有“女娲补天”等神话,说明尚处于母系社会。

伏羲族的“昆仑台”,是上古华夏的最早天文台,昆仑台取自伏羲族“混沌开天”说,平面形状呈“亞”形,所以“亞”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影响极其深远。比如执掌天文历法的“巫史”,“巫”字即源于“亞”字。

考古发现的伏羲族昆仑台,首见于伏羲族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又见于东扩伏羲支族的陕西临潼姜寨,大地湾四期(公元前4500年)的F901(遗址图号,恕未列详图)建于山顶,底层为亞形,面积420平方,是上古华夏最大的单体建筑,史称“大庭”。姜寨一期(公元前4500年)的F47(遗址图号,恕未列详图),建于村落中心,底层为亞形,面积89平方,是东扩伏羲支族的“大庭”。伏羲族用连山历指导农耕,农耕文化领先于周边民族,在仰韶早期率先抵达酋邦阶段,于是出现了“大庭”,《遁甲开山图》记载的伏羲族史,称为“大庭氏王”。

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大地湾F901,姜寨F47虽然仅存伏羲族“大庭”的底层亞形房基,其实是亞形三层建筑;底层是亞形王宫或酋长居室,中层是亞形宗庙,顶层敞顶平台是亞形昆仑台。

伏羲族在昆仑台上圭表测影,把无法测量的天上太阳,转化为可以测量的地面圭影,成为“天帝下凡人间”的可见形式,昆仑台遂成“帝下之都”,也衍生了“夸父追日”的神话,实则是测量追逐日影。西王母神话也源于伏羲族昆仑台神话,伏羲族昆仑台东传玉器三族后,昆仑台神话遂成为华夏全境所有民族的其同文化。

汉武帝平定西域后,之所以把华夏西北的自然山体命名为“昆仑山”,则是因为汉代是伏羲族收复天下的第一个中原朝代,所以汉武帝根据汉文帝时期的“黄龙见成纪”(“成纪”是伏羲族祖地甘肃天水的本名,意为“成就纪年”),一方面恢复了神农归藏历的“正月建寅”,颁布“太初历”,另一方面把华夏西北伏羲族祖地的自然山体,命名为“昆仑山”。

均属为黄帝族的夏商周三代建立的“明堂”建筑形制,全盘承袭伏羲族“大庭”的亞形三层结构,“明堂”顶层的亞形“灵台”正是“大庭”顶层的亞形“昆仑台”,中层专名为“宗庙”,别名“重屋”,亦名“通天屋”,底层为“宣室”,顶层“灵台”别名又为“玄宫”,“玄”通“旋”,言其用于观测天象旋转。同时夏商周三代已经使用源于伏羲族连山历的的升级版“神农归藏历”,并且建立起了“明堂十二月令制度”,以合“天人合一”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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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伏羲族“大庭”和黄帝族“明堂”的三层结构兼有天文,人文双重内涵,因而三层成为华夏人工建筑不可逾越的最高规格。夏桀建造九层的钧台(又作“均台”,均即陶轮,训旋转),商纣建造九层的瑶台(瑶指“瑶池”,指昆仑台外的圆水),均被视为违背天道的逆天之举,成为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的神圣理由。

中古夏商周“明堂”顶层的亞形“灵台”,始于炎黄大战以后,所以夏商周专司“灵台”观天历法官和专司“灵台”祭天的祭司巫师,均以标示昆仑台的“亞"字为族徽。






有的"亞"字下面,是顶礼昆仑台的形象,当属总管昆仑台的"羲和氏"族徽。

有的"亞"字中间,是象征圭木树的扶桑树,当属专司圭表测影的"共工氏"族徽。

有的"亞"字中间,是象征北斗七星的北斗猪神,当属专司观测北斗的"大豨韦氏"族徽。

有的"亞"字中间,是象征太阳的太阳鸟,与良渚昆仑台刻纹玉璧的太阳鸟,三星堆青铜扶桑树的太阳鸟同形,当属专司分至,启,闭的"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族徽。

由于夏商周把"亞"字作为灵台符号,又把"亞"字作为巫史族徽,因此上古伏羲族的昆仑台符号“八角星”纹遭到淘汰,逐渐成为意义不明的上古天文符号。

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台并非一种形制,实有两种形制;连山历时期的伏羲天文台是亞形“昆仑台”,归藏历时期的伏羲族是圆形“太极台”(浑夕台)。

伏羲族使用亞形昆仑台的时间,与伏羲连山历和“伏羲画卦”全程同步,从先仰韶期、仰韶期至龙山中期,延续三千五佰年(公元前6000-2500年),龙山中期“伏羲布卦”完成以后,伏羲连山历升级为神农归藏历,亞形昆仑台升级为圆形太极台,见于伏羲族(神农族)酋邦的国都山西陶寺。

仰韶中期,游牧民族黄帝族接受了伏羲连山历及其亞形昆仑台,但是拒不接受与连山历、昆仑台配套的“浑天说”。

龙山末期,黄帝族又接受了神农归藏历,但是拒不接受与归藏历、太极台浑夕台配套的“浑夕说”。

“浑夕说”包含两个天文层次:囊括宇宙、超越太阳系的“无极”层次,下摄仅及局部宇宙、太阳系的“太极”层次。

所以炎黄大战黄帝族南下中原征服神农族之时,平毁了山西陶寺的圆形太极台。因此夏商周的“灵台”,全都承袭早期伏羲族的亞形“昆仑台”,而不承袭晚期伏羲族的圆形“太极台”;黄帝族平毁太极台,“盖天说”取代了“浑天说”、“浑夕说”。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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